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

总统的选举方式，不但反映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和地位，而且也反映一国采用何种政体。法国在1946年宪法下，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这意味着总统要受制于国会，其政体系议会内阁制；而在1958年宪法下，特别是在修改总统选举方式之后，法国总统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选举方式不但提高了总统的权力和地位，而且也意味着法国政体向总统制的转变。法国总统的选举方式较为特别，不同于美国总统选举。     

代际冲突与宪政发展

制宪权的代际冲突是所有立宪国家在宪政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不成文宪法对制宪权的消解 ,事实上否定了人民主权原则 ;成文宪法过分依赖制宪权 ,又造成对宪法稳定性与权威性的破坏。中国宪政发展对制宪权具有更高的依赖性 ,我们必须在运用制宪权的过程中约束制宪权。既要大胆运用制宪权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与依法治国需要的宪法规则 ,又不能滥用制宪权 ;在行使制宪权时既要尊重前人的合理选择 ,又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需要 ,学会与先辈和后代分享制宪权。     

“必要而危险”的权力:民初宪政争衡中的行政专权

每个现代宪政体系都需要面对行政专权这种"必要而危险"的权力,对于新建的共和国来说,安置行政专权更是对其宪政建构的重要挑战。从民初一系列宪法及宪法草案文本来看,由于国际环境的压力,两大阵营的政治精英在应给予行政机关较大的外交自由裁量权上达成了一定共识,但对总统的赦免权力进行制约的程度不一,在紧急命令权与紧急财政处分权等问题上更是形成了尖锐对立,并最终导向了宪法秩序的瘫痪。造成这种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1911-1912年的"大妥协"所造成的新旧势力共治结构的不稳定性。     

谁是制宪者

制宪权是人民的应然性权力 ,也是人民的实然性权力。人民并不能直接参与制宪的全过程 ,而是要依赖其代表间接实现制宪目的。制宪有一系列程序 ,人民直接参与的主要是“决定制宪”和“选举产生制宪会议” ,有的国家还可以参与对宪法草案的讨论甚至表决。制宪中的主要工作———提出宪法动议、起草及详尽地讨论宪法草案 ,是由少数精英们完成的 ,许多国家宪法的通过也是由精英们表决的。但精英们并不仅仅是在表达自己的主观意志 ,他们在制宪中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北洋政府时期预算权的宪法配置

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府与议会在预算权方面的博弈,为探讨宪法如何恰当配置预算权提供极佳切入点.预算权的宪法配置及其实践折射出当时立法与行政机构的相互关系和地位,也揭示出宪政发展状况与阻力之所在.整体而言,当时预算权的宪法配置处于失范状况,原因在于宪法秩序不能有效建立,宪法对预算权配置不合理,国会立法迟延以及当时政治斗争极端化,缺乏将妥协作为政治的必然组成部分.这些经验教训给当代中国带来的启示是：实现有效预算的前提在于“民主”和“权力制衡”,建立独立于政府的审计机构,立法机关向独立化、专职化和民选化转变以及培育宪政社会的基础.     

走出《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与美利坚共和国的构建

《独立宣言》昭示了殖民地和英帝国“分离”的正当性,但并不必然包括现实的建国方案,这一重任要由1787年美国宪法来完成.后者要在继承《独立宣言》政治理想的前提下,完成美利坚共和国的初步构建.制宪者通过从“分离”到“统一”的政治议程转换、总统制与权力制衡等机制设置,以及宪政理念的刷新,为共和主义传统注入新的因素与活力.在此基础上,1787年美国宪法得以走出《独立宣言》,并为后来的宪政变革留下遗产.     

政治决断掩盖了“权力决断”——民元以来立宪的文化分析

立宪主义强调宪法是政治运行的权原,政治运行须获得宪法的授权。政治决断论的制宪权理论认可人民(民族)的制宪权主体地位,并预设人民可凭藉其政治意志对自身存在类型和形式作出决断,从而制定宪法。然立宪主义国家主权所属与所在的分离现状有使制宪过程出现人民意志被控权集团意志僭越之虞,这在欠缺西方宪政文化传统的近代中国表现尤为明显。民元以来的立宪进程呈现出表面上的政治决断、实际上的"权力决断"的根本特征,控权集团通过操纵民意在制宪时灌输权力意志的诉求。这不仅说明了政治决断在原理上的可操作性,更反映出一元集权文化在民元以来立宪过程中的承续与传递。     

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路径

台湾地区显然不具有行使制宪权的主权,因而"第二共和宪法草案"是违宪无效的。但简单否定"第二共和宪法"的合法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我们需要从制度层面上考虑消解"台独"势力的宪政机制。     

近代中国宪制的发展

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到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近代中国制定了多部宪法文件。我们考查其条文,发现其中杂糅了美、德、法等多国元素;制宪者在移植外国制度时,通过"独立的思考"与"理性的选择",甚至有所"创作"。这其中一大创作便是融会贯通各国宪制,对议会主权原则作出重大修正与改良。具体而言,在政体的选择与混合、制宪权的归属、宪法解释机关的变动三个宪法重大问题上,近代中国经过短短三十几年的摸索,居然与欧美"先进范式"相较毫不逊色、走到了比较宪法的前列。尽管在制宪事业上有所"创作",近代中国并没有将纸面的制度落实为宪法实践,但这并不能抹杀近代中国制宪者的智识贡献与宪制创作。     

行政检察监督权研究

在我国的宪政体制中，检察权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与行政权、审判权并列的国家权力。其担负着保障宪法、法律统一和完整实施的法律控权和权力平衡功能。笔者认为，检察权主要包括公诉权、审判监督权和行政检察监督权等内容。行政检察监督权，是指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对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和行政活动依法进行监督的权力。     

中国与法国司法审判中的政党政治因素比较研究

法国半总统制半议会制的政体模式、政党制度、双重司法体系和宪法委员会等制度特点,使得法国政党政治因素可以通过在总统大选胜利后,由总统通过法官的人事任命权影响司法,也可通过行政法院的特殊设置和宪法法院同时具有的政治、行政、司法职能影响司法审判.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政体特点、党委政法委和审判委员会的设置使得中法两国政党政治因素影响司法的方式、程度不尽相同,可以通过对法国与中国的司法审判中政党政治因素的客现比较分析得到一些启发.     

美国总统限任制的思想和实践研究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宪政视野下的总统限任制便始于美国。总统限任制启蒙于托马斯.潘恩对君主制、终身制和世袭制的批判。1787年制宪会议前后,美国对总统任期及能否连选连任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最终宪法正文未规定总统限任制。华盛顿、杰斐逊等做出榜样,任满两届,即告退休,形成了"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先例。1933年至1945年,罗斯福连续四次担任总统,打破了这一先例。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复活了"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传统,该修正案于1951年最终生效。这样就把华盛顿、杰斐逊创立的先例制度化、法律化了。总统限任制对于约束行政权力的不当扩张、巩固民主制度以及维护人民自由具有重要意义。     

论当代中国制宪理念的演进——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为对象

宪法的制定是受理念制约的。当代中国制宪理念的发展和变迁,经历了一个从工具宪法到制度宪法、再到权利宪法的演进过程。新中国初期的制宪深受工具宪法制宪理念的影响。1982 年宪法基本上确立了制度宪法的制宪理念,在肯定宪法对国家工作重点服务的同时,明确了宪法制度建设尤其是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以及"人权"入宪,在对宪法的本质与作用的认识上,已经逐步摆脱工具主义与制度主义制宪理念的影响,开始了向权利宪法的转型。当代中国制宪理念演进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以及在宪法中的地位,具体而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公民权利与人权的关系以及人民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的定位与发展。     

试论宪法解释的界限

对宪法解释施以一定的界限是为了防止解释中可能出现的主观恣意 ,以维护宪法的规范性价值 ,在宪法的产生与实现过程中 ,制宪权、修宪权与解释权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 ,制宪权与修宪权的作用范围就构成了宪法解释的界限。宪法解释必须在宪政的基本精神和宪法文字的可能含义的范围内进行 ,以调和社会现实与宪法规范之间“正常的冲突” ,但制宪权与修宪权也不可侵入解释权的作用范围 ,而应当保障解释机制功能的充分发挥 ,避免频繁修宪。同时 ,社会现实的合理要求也是宪法解释的界限所在 ,这体现着宪法的现实性价值的要求。     

民初制宪权问题的再审视——比较宪法的视角

民国第一届国会召集后,两院议员通过选举产生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制定正式宪法。在宪法草拟过程中,大总统袁世凯通过咨文国会提出两个关于制宪权的问题：其一,宪法公布权是否应属于大总统;其二,大总统是否可以派员参与宪法草拟,对宪法起草发表意见。对于这两个问题国会置之不理,单边垄断制宪,随后发生国会的解散与制宪的中断。比照美国、联邦德国、以色列与南非制宪的故事,检讨民初的史实,我们发现民初国会议员们在制宪权问题上未免太过激进、太不妥协。就当时政局而言,完整而有效之宪法根本无法实现,与其冒进制宪不如守成临时约法。     

西方主要国家议会监督手段之比较

一国的议会除了行使立法权之外 ,还可以对政府行为实施强大和广泛的监督。在现代民主国家 ,议会的监督职能日益显得重要 ,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行使监督权乃是民主体制之下议会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行政权在各国均呈现出日益扩张的趋势 ,欲维护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之原则 ,则必对其权力加以全面的监督与制约。因此 ,无论各国宪法是否对议会的监督权作出明确规定 ,对政府各种行为进行严密的监督与控制始终是议会所不可推卸且又极为重要的职责。在议会制国家、总统制国家、乃至半总统制国家中 ,议会进行监督的手段和方式多种多样…     

特殊政治文化下的俄罗斯总统制

1993年俄罗斯宪法确立起来的总统制,带有法国总统制的许多特征但我们发现它又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浓厚的俄罗斯传统特色的。它同时吸纳了法国总统制和美国总统制中有利于加强总统权力、减少对总统权力制约的成分和机制。它的建立的确是俄罗斯各种现实政治因素博弈的结果,而若从俄罗斯独特的政治文化角度来观察这个超级总统制,会发现其存在是有着合理性和必然性的。     

论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及其规制——从“巴黎骚乱事件”说起

行政紧急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中的重要部分,是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紧急状态立法,需要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宪法规范、宪法性质及宪政规制做深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在宪政上是必要的,但其性质不应具有“超宪性”,其宪法规范依据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宪政规制,特别是来自司法审查的制约。     

美国宪政思想对近代中国宪政的影响述评

1911年至1946年中国公布了一系列宪法性文件,美国宪政思想在此系列立法过程中不时闪现。尤其是美国宪政思想中的两大特色,即总统制和联邦制,在中国一时喧嚣。受传统文化观念、现实政治力量对比及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等因素的制约,总统制和联邦制在中国最终走向了没落,近代中国宪政也没能实现预期的目标。中国先贤们将宪政视为抑制权力滥用之统治方法,针对权力而设却又没有最初的权力去推动,这是近代中国宪政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刍议制宪权的至上性

制宪权是制宪主体按照一定原则创造作为国家宪法的一种权力,对制宪权的性质、特征等问题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目前,对于制宪权的至上性问题在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这种争议的根源在于横向上的考察角度不同。本文指出在纵向上从制宪权的静态和动态两个循环往复的存在状态考察其至上性,有助于理清学界对制宪权至上性认识上的矛盾冲突所在,并在制宪权至上性的研究上拓宽视角、加深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