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情鉴定中强制鉴定制度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案件被害人拒不配合伤情鉴定的案件频发,给诉讼进程造成了客观障碍,也为犯罪分子逃避刑事追究提供了客观便利.这不仅有违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我国刑诉法中伤情鉴定制度的缺陷.应当在借鉴国外关于强制鉴定机制的立法例基础上,对被害人等第三人拒不配合伤情鉴定的行为进行规制,建立我国刑事诉讼强制伤情鉴定机制.     

论鉴定留置的若干法律问题

鉴定留置指为鉴定被告心神或者身体状态，而将被告送入医院或者其他适当处所之处分。鉴定留置的存在是与法医学的发展休戚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去医学发展的不成熟是鉴定留置制度存活的土壤。鉴定留置应定性为一种依附性行为。即依附于强制鉴定，其本身属于调查程序。而非强制处分。鉴定留置属于强制鉴定延伸的自然结果．而强制鉴定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告人的行动自由。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强制鉴定作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对自由的侵犯程度不可与羁押同日而语，甚至其结果可能减轻或者免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在司去审查控制下的鉴定留置期间不应当计入羁押期间。     

司法精神病鉴定基本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曝光的若干典型个案凸显精神病鉴定的混乱状况。实证调研发现,精神病鉴定自身的特征——对象的复杂性、过程的回溯性、知识背景的跨学科性、手段的有限性与结论的主观性,影响到其客观性与可信度。目前精神病鉴定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启动难、鉴定过程中医学与法学学科错位、诉讼权利保障机制欠缺、强制医疗制度带有行政化特征以及鉴定体制改革引发的问题。应当在坚持职权主义启动模式的基础上,对部分死刑案件增设强制启动机制,增设申请启动鉴定的上诉途径,细化启动考量标准;司法精神病专家与法律职业群体之间应当重新分工;应当增设被鉴定人由于鉴定导致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法定强制措施以及在专家辅助人的帮助下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权;强制医疗程序应当进行司法化改造并通过社会化途径加强执行能力;在鉴定管理体制上,应当取消现有鉴定主体限于医院的规定,恢复等级化的体系设置并建立鉴定人准入与培养机制。     

精神疾病鉴定意见审查判断

新刑事诉讼法中首次专章规定了特别程序,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等。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对当事人的财产权、人身权等有重大的影响。在适用时必须注意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近年来精神疾病患者数量不断增多,因此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收容治疗,不仅仅可以维护社会安宁,而且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疾病鉴定意见又是法院决定适用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措施的重要原因。     

强制医疗程序整体构造成因论

本文分析对象在于司法精神病鉴定与强制医疗程序间的关系问题,在于看似分布于刑事诉讼法不同章节和范畴的制度间的联系问题,正是司法精神病鉴定对强制医疗程序的整体构造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法官在面对普通证据的审查判断上,由于缺乏心证能力,导致在实践中出现"相对证据证明力法定化"现象,而在鉴定意见这样的科学证据面前,则进一步陷入"绝对证据证明力法定化"境地,而当问题最终进入强制医疗程序中的精神病鉴定这个特殊领域,则因为司法精神病鉴定又不同于一般科学鉴定,从而导致出现更为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本文讨论的焦点其实并非广义上的鉴定问题,而是特指其中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但是,要想对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就必须首先对普通证据的审查判断进行第一个层面的分析,继而在此基础之上,对科学证据的审查甄别进行第二层次的分析,最终,才能透过这两层分析,清晰看到作为科学证据中的特殊种类—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法官判断问题,而法官对这一特殊种类证据的判断,正是决定强制医疗程序本身性质归属的关键所在.同时,这也是司法精神病鉴定与强制医疗程序二者结合的联接点所在,是将传统刑诉研究中并未关联的两种制度进行系统化分析的基础.     

刑事错案中鉴定意见应用的问题及对策

在刑事诉讼中,鉴定意见应用的错误与鉴定本身的错误一样极易导致错案。从几起刑事错案中暴露出鉴定意见应用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即司法人员有罪推定的司法观念以及证据规则的疏失。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鉴定意见的关联性规则、意见规则和补强规则,同时应健全强制鉴定、庭前开示和裁判说理等相关配套制度。     

刑事案件精神病鉴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

本文以法律职业群体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专家为调研对象,就刑事程序中的精神病鉴定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通过运用访谈、问卷、阅卷、调取司法统计数据等实证研究方法对目前我国刑事程序中精神病鉴定的现状、问题及成因展开了研究。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司法精神病鉴定主体与鉴定管理体制,鉴定程序的启动,公安司法人员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等问题。     

精神病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权

精神病强制收治涉及医学及法律相关问题。作者认为,为维护公民人身权利应对精神病强制收治运用法律加以规制。为维护人权需以法律规范精神病的鉴定,防止其滥用。     

论面向事故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鉴定体系的构建

针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和交通事故处理的需求,结合实际交通事故鉴定经验,应用系统科学理论构建了面向事故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鉴定体系,明确了交通事故鉴定的目的和作用,将涉及交通事故的跨学科、跨专业的各类专门性技术鉴定有机统一在交通事故鉴定体系中。     

改革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的思考——以被追诉人取证权的实现为切入

刑事鉴定启动权是刑事鉴定制度的核心，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被国家职权机关完全垄断．被追诉人及其律师的申请权也无法得到保障。这种鉴定启动模式使辩方的取证权受到严重抑制，不仅无法形成控辫平等对抗的取证格局．而且对侦控方的鉴定活动辩方也无权参与和监督。学者们提出的“当事人启动制”和“法官启动制”的改革方案．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在我国目前都不具有可行性。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的改革应当以被追诉人取证权的保障为核心，实行“分步走”的战略，采取“渐进性”改革和“重构性”安排相结合的方法．旨在强化辩方对鉴定程序的参与，增强其获取鉴定结论这一科学证据的能力。“渐进性”改革就是把赋予辩方初次鉴定申请权、建立强制鉴定制度以及引入专家辅助人作为改革的近期目标：“重构性”安排是以构建控辩双方启动鉴定程序为主、法官启动鉴定程序为辅的启动模式作为改革的长远目标和发展方向。     

刑事诉讼中法医精神病鉴定争议的反思与理论诠释

法医精神病鉴定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中持续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不论法医精神病鉴定启动与否均会陷入被质疑的困境。这既存在制度安排的问题,也存在鉴定本身的问题,还存在凭直觉判断的问题,更存在理论误导的问题。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衍生了较为复杂的中国性问题。这一复杂问题的解决,需要合理配置启动法医精神病鉴定程序的权力(利),科学对待法医精神病鉴定本质,尊重法医精神病鉴定的医学认定,正确使用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中的刑事责任能力判断,在正当程序中维护法医精神病鉴定的科学性。对于非制度问题需要正确的理论诠释,避免因实践难题与理论缺陷交织触发一些不具有实质意义的纷争和枉顾科学的呼吁。     

司法鉴定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

司法鉴定在侦查中对案件事实证明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引发错误认定事实的风险。近年来,侦查中运用司法鉴定的比例有所提升,但刑事错案的背后揭示鉴定样本的收集过程在规范化、程序化方面做得还不够。鉴定意见随着案卷进入后续程序,并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证明作用。侦查中的司法鉴定存在运用尚不充分、样本的收集保管不够规范、司法人员迷信鉴定意见等问题。其进路在于进一步提高侦查中的鉴定技术含量,规范鉴定样本的收集程序,转变对鉴定意见迷信的观念。     

法医精神病鉴定内容架构及评定要点解析

法医精神病鉴定在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领域中,以鉴定意见的证据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与其重要性不相匹配的是,法医精神病鉴定学科发展尚不完善、专业发育尚不成熟,尚不能满足社会和民众的期盼和要求,甚至引发负面评价。为进一步促进法医精神病鉴定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以法医精神病鉴定人的视角,结合法医精神病鉴定的内容架构,重点阐述法医精神病鉴定主要项目及其作用、评定要点,尤其聚焦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阐明当前存在分歧和困难;简要介绍法医精神病鉴定人执业要求、法医精神病鉴定质量控制;以及简述法医精神病鉴定与临床精神医学实践的区别与联系。     

论刑事诉讼中鉴定意见的可靠性、可信性——基于权利保障视角的分析

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轰动案件引发人们对于鉴定意见可靠性、可信性问题的思考。作为证据制度的司法鉴定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基础和保障，必须符合客观可靠、公正可信的基本要求。而有关保障鉴定意见可靠性和可信性基本要求的证据规则却在修改后的刑事程序中依旧缺失，因此，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后续立法应当完成从注重职权便利的需要到重视权利保障的转变。     

论专家辅助人意见——以刑事辩护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设立专家辅助人制度，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对于刑事辩护来说意义重大。从证据法的角度看来，专家辅助人意见具有言词证据、意见证据、弹劾证据的多重属性，因此意见的内容应围绕鉴定意见中的专门性问题，并结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规则来提出；而法庭对于鉴定意见的审查也应从准入资格与可靠性两方面进行，以免专家辅助人意见替代鉴定意见来主导审判。     

中国司法鉴定乱象之因

在某种程度上,其他证据已经无法取代司法鉴定在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作用,其也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但是,自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司法鉴定服务乱象丛生,不仅与其本该具有的功能不相符合,甚至适得其反,成为导致错案发生的一大诱因,引起各界关注。在此从制度设计缺乏科学性、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突出、市场化运行环境更是雪上加霜等三个方面讨论“乱象”产生的原因,以期能够鉴定制度能从这些方面得到完善。     

论公安机关鉴定体制改革的方向———以犯罪现场勘查与刑事技术鉴定的区别为视角

犯罪现场勘查与刑事技术鉴定工作是案件侦查的起点和基础,在刑事侦查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自勘自鉴＂、＂自侦自鉴＂、＂勘鉴不分＂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一点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相违背,有碍司法公正和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此,必须厘清犯罪现场勘查与刑事技术鉴定的区别,健全犯罪现场勘查与刑事技术鉴定的工作体制,实行＂侦勘合一＂的工作机制,使公安机关的鉴定机构与侦查部门分离成为公安机关鉴定制度改革的方向。     

刑事诉讼领域司法鉴定争议探讨

司法鉴定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刑事案件有效侦破和公正审理的技术保障。但在实践中,刑事诉讼领域一直存在的司法鉴定争议日益突出。产生很多相关问题,既影响司法公正、司法效率,也不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从体制机制、制度设计的宏观层面对刑事诉讼领域出现司法鉴定争议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就如何有效解决该问题进行了一些理性思考。     

司法鉴定的立法思考

司法鉴定问题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热点问题,由于缺乏统一立法,司法鉴定分类标准、启动程序和监督等存在明显缺失,因此应当遵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统一立法原则,从司法鉴定执业类别、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以及司法鉴定监督等方面入手,进一步规范鉴定管理、鉴定行为、鉴定程序,健全司法鉴定监督机制。     

论我国司法鉴定质证程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司法鉴定质证程序自《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颁布后并没有显著改变,鉴定人不出庭和对鉴定意见质证流于形式的问题仍然存在。究其原因,从宏观上看是诉讼制度的问题,从微观上看是鉴定意见质证本身的缺陷。解决这一问题,在宏观上应当在诉讼程序中建立和完善证据开示制度、交叉询问制度;在微观上应建立异议和关键鉴定意见强制出庭制度,明确不出庭的后果,规范质证规则和内容,并建立专家辅助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