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法制变革与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按照英国著名法律史学者阿兰·沃森的说法,即一条法规,或者一种法律制度自一国向另一国,自一族向另一族的迁移。移植涉及两个方面,即移出和植入。就移出而言,法律移植即为法律的输出、传播。就植入而言,法律移植是引进、吸收。两者共同构成一个“迁移”的过程。法律的输出和传播主要依赖军事扩张或法律文化本身的优越性,有时二者兼而有之。中外法律史上法律的输出和传播不乏其例,它是形成法系的必经过程。笔者这里所言法律移植则偏重于接受国对国外法的引进、吸收。所谓引进是指基于法制建设的需要进行某领域的立法时本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该领域立法经验缺乏或落后,为了推进法制的进步而将     

法律移植问题探讨

法律移植概念为舶来语 ,应理解为对外来法的继受。法律移植是自古贯今人类法制史上的普遍现象。有六种因素影响法律移植 :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民族因素、地理因素、社会因素、宗教因素。当代世界法律移植有两个新趋向 :法律走向国际统一化和以经济法律移植为主。在我国移植外来法中应注意 :优先考虑法学理论的移植 ,移植先进的法制 ,移植周密完善的法制。     

法律移植的界定

法律移植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法律活动,其目的在于改变一国的法律,使其实现法制的现代化,那么,移植的内容无疑应当是外国的法律制度、法律观念、法律理论及法律体系的有机统一体。缺少上述任何一个要素,法律移植都不可能是完整的,其推进法治文明的使命也是难以完成的。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一个国家自觉地将其他国家法的理念、体系、原则等植入到自身法律体系中,并经过适当的本土化而予以贯彻实施的一种法学理论和实践活动;法律移植的理论基础是法律的普适性。本文指出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和法律移植能够降低立法成本,进行法律移植是我国尽快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当然选择。     

论法律的发展

步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理论法学研究始终都在寻求推动法律进步及法制现代化。这与人们对社会变革的种种期待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对构成法律进步与法制现代化之基础的法律发展问题，国内外法学界尚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而且，这一分歧近年来呈扩大趋势。在我国，对法的一般理念、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等问题的种种不同认识，可以说，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法律发展问题相关。鉴于此，本文拟以法律的发展为主题，对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做些探讨，就教于前辈与同仁。一、分歧所在发展是事物不断前进的运动变化过程。“法律的发展意…     

中国法律移植和本土化

自清末至今,我国的法制近现代化已历经百年之久。但在我国进行的法制近现代化过程中的历次法律移植都未能解决法律移植之后的本土化问题。本文在回顾我国法律移植的百年历程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法律移植过程中的本土化问题。     

论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比较法学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我国法学界在围绕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法律体系的讨论中所提出的一个热门话题，作者通过评析法律移植理论中的不同观点，澄清了理论分歧中对移植含义的模糊认识；通过对实践中法律移植的分析，认为只要移植的法律能转化为接受国自身的发展需要，法律移植就会成功。文章论证了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出法律移植是我国法律改革的手段之一。     

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从预期违约制度的移植谈起

法律移植是人类法律进步,法律文化互动与交融的一种主要形式,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过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法律移植在促进移植国法律完善与进步的同时也会与本土法律文化产生冲突,本文以预期违约制度为例探讨法律移植以及如何避免和减少法律冲突问题。     

法律移植面面观

法律移植实践中比比皆是，在理论上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20世纪70年代，英美学者曾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后期，法学研究尚未大规模展开，自然对此未做任何回应。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民主与法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成为一项迫切任务，法律移植也因此被提上了日程。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各抒己见，至今仍然余波未息。也有学者不满足于仅仅围绕具体问题进行的研究成果和知识的交流，     

试论清末法律移植及其现代启示

清末修律开启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其中,法律移植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它对我国今后法制的发展影响深远。如今在法律制度的构建过程中我们很有必要温习这段历史以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本文试图从清末法律移植在法理、司法、立法方面移植外来法的成果进行分析来回顾这一运动,以期对今后法律移植进行借鉴。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路径之一:法律移植

中国法制现代化选择的路径之一即法律移植。法律能否被移植素来有许多争议,但本文对法律移植持肯定态度。因而对法律移植的合理性问题,法律移植过程中的供体与受体的审查考量及法律移植的方式,法律移植过程中伴随的本土化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立足本国国情借助外来先进的法使之与本国法相整合,有利于中国法制的现代化。     

法律移植与法制现代化问题研究综述

法律移植与法制现代化是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法律移植对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系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围绕研究法律移植对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作用、目的以及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对策和建议等问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探讨,研究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成果,但在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界定标准方面,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论法律移植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人们一直为法制现代化的含义而争论,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法律移植。从法制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法律移植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律至上,邓小平法制理论的核心与精华

邓小平的法制理论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无比的重要性。法律至上思想即法律极大权威性思想，是邓小平法制理论的核心和精华。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思想进行了论述一，阐释了法律至上的科学涵义。二，论述了邓小平法律至上思想的主要内容。三，邓小平法律至上思想的现实意义。     

法律形式化的意义分析

法律形式化是法制现代化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不仅是法制现代化的实证标准，而且往往是其历史先导。法律的形式化之实质乃是法律权威的确证与法治原则的实现。法律的形式化以法律规范的严谨性、法律体系的完整和谐性、司法的程序合理性和法律调整结果的有序性为外在表征。同时，作为现代法制区别于传统法制的直接外部标志，法律的形式化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又预设着诸多功能。因而，建构法律的形式化目标对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立法中的法律移植

世界法律的发展史已经表明法律移植是落后国家加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法律移植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应有内容,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一切能够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的富有生命力或再生能力的积极因素都在移植之列。 法律移植,必须突破姓“资”、姓“社”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必须破除“中体西用”的陈腐信条。     

论法律移植与经济法制建设

<正>移植的植物学含义是指将植株连根移往他处。显然,一国的法律移植绝非如此简单,不能只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他国法律制度;而必须是有选择有鉴别地引进他国的一部分或某一部门的法规及相关制度,俾使之有机地与该国原有的法制浑然一体,共同发挥法律机制的功能。尽管各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不同,有的甚至相去甚远,但各国法制的相互融通和引进,在历史上却非少见。大而言之,民法法系国家的法律,无不处处留下了罗马法的根     

关于法律移植的经济学思考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研究法律移植制度,将有助于提高法律移植的质量和效益。依照信息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学的供给需求理论,以及经济学的成本理论和博弈理论,法律是一种文化资源,而法律移植活动是通过法律文化资源的有效配置、供给与需求的最佳组合,以及效益最大化等原则实现法律文化自身价值的增值和高效益的。重复博弈的最终目的是法律移植的本土化,这是法律移植成功的标志。     

法律移植问题探析

法律移植在法治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国家法律完善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本文首先对法律移植基本概念、基本形态进行概述,对中国法律移植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梳理归纳,从清末、民国、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主要法律移植的途径和措施进行总结,并从广泛比较,择优移植、立足中国国情,超前移植、以政治为高度,以经济为基础等三个方面总结了中国法律移植的经验,以此为基础,从法律移植的方向、移植过程及法律移植中出现的不适应阶段分析了我国法律移植中存在的主要的问题,最后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及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对当代法律移植方面的新思路进行探讨,以期通过法律移植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完善.     

论法律变迁的周期性

本文首先提出了法律制度变迁的三大理论预设,即法律变迁的渐进性、法律变迁过程中的信息不完全性和法律变迁过程的博弈性。然后,在此基础上将法律变迁的过程分为停滞、创新和均衡三个阶段,并分别加以研究。最后,文章认为,法律变迁过程实际上就是法律停滞、法律创新和法律均衡三个阶段不断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中国的法治转型应该遵循这一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