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上品格证据的运用规则及其基本原理

英美证据法上关于品格证据运用的规则十分复杂.表面上看,以品格来证明案件事实的做法原则上是不容许的.但是,该原则充斥着如此多的例外,并且新的例外还在不断地增加,以致原则已经被例外所淹没,从而成为了例外.因此,普通法上的品格证据排除法则似乎濒临灭绝.如同抢救濒危动物一样,品格证据排除法则也需要抢救.基于此,英美的法学家们从各个角度论证品格证据排除法则的正当性,指出品格证据排除法则不仅存在着法律政策方面的理论基础,而且存在着从非理性审判转向理性审判的历史渊源,反映着新教伦理方面的宗教精神,体现着个人主义、意思自治等方面的哲学基础.     

论证据排除规则的激励功能

从激励功能的视角审视证据排除规则,将这种激励功能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着眼于法庭上的事实认定.既然在理性主义传统中发现真相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目标,那么就应该要求当事人提交“最符合争议事实本身之性质的证据”.作为对英美证据法学者有关最佳证据论辩的总结和反思,戴尔·南希所提出的最佳证据原则理论对某些排除规则具有解释力.尽管这些规则背后可能有多元的政策理由,但同时能够激励诉讼双方提交最佳证据,强化、矫正对抗制本身的激励作用.第二个方面着眼于法庭外的行为,包括审前诉讼阶段中的行为和诉讼外的行为.对于前者,排除规则通过否定行为收益的方式提供反向激励,而对于后者通过降低潜在成本的方式提供正向激励.这体现了对外部政策的保护,激励功能的大小取决于几方面的变量.     

对刑事非法证据的论理研讨

证据是诉讼的基础与核心,一切案件均围绕证据问题而展开。现行有关刑事非法证据的规定,没有理性地体现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和精神。本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与务实及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阐述了价值选择和理论政策基础,剖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初步的完善构想。     

我们研究什么样的证据法学——英美证据法学的转向与启示

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的确定是证据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近来有学者提出在由＂证据学＂向＂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中应当借鉴英美证据法学的经验,将证据的可采性规则确立为证据法学的特定研究对象,由此确立了一种＂规则型＂证据法学的学科模式。这种观点忽视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证据法学的转向趋势,即其研究触角从＂证据规则＂扩展到＂证明过程＂,研究方法突破＂学科自治＂的藩篱,走向了＂学科交叉＂。这一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规则型＂证据法学存在着局限性和片面性：不能真正透析证据法的独特性;不能应对司法实务的基本需求;难以深刻明晰规则生成的机理;不能使＂自由心证＂变得＂可以言说＂。立足于我国证据法学的固有传统和英美证据法学的优秀因素,结合英美证据法学的自我反思及最新转向,我国应当建构一种＂规则＋规律＂型的证据法学。     

民事诉讼中的自由证明论略

民诉法典的修正和司法实践中诉讼证明的乱象要求完善我国的自由证明规则.自由证明的核心内涵是不受证据方法和调查程序的严格制约,其价值在于缓和严格证明的僵硬性及平衡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自由证明的适用对象包括程序法事实、法律法规及经验法则,自由证明也广泛适用于非讼程序、决定程序和简易程序中.在证据方法的限制方面,自由证明的证据关联性较为灵活,不要求最佳证据,证据排除规则较为宽松.自由证明程序可以不奉行直接原则和当事人公开原则,调查程序可以简略化,但仍需遵守宪法和民诉基本原则,注重保障当事人权利及相关权益.自由证明具有发展性,应当随时势不断进行调整.     

证据法学的发展与分析研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新证据学”的兴起与快速发展,围绕证据法学的一系列法学理论成为了国际运动的重点关注对象,领导着英美法学证据理论产生了一系列变化,由证据可采性规则转变为了证明过程.我国的证据法学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将证据作为法学研究的中心,但是当“事实信息理论”为代表的证据法学理论被提出,我国证据法学的研究重点转移,未来发展基本趋势表现为从“证据”法学走向“证明”法学.本文首先阐述了英美证据法学的发展与新证据法学的兴起,之后分析了我国证据法学的发展状况与发展趋势,站在全局性角度分析了我国证据法学的全新发展.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

每个法律规则的背后都有支撑它的理论基础、法律精神和价值观念,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不例外,其价值具有多样性,但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保障程序正义,二是进行价值选择。     

行政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

行政非法证据,在我国诉讼法学界的争论由来已久,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和统一的认识。但在证据法学理论上,最终都将其归结于广义或狭义的非法证据。在现代各国,大都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规则对我国的行政诉讼也具有重要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研究极具争议的规则之一,其本身自然有值得研究的价值。本文分别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和程序正当性"的外在价值和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和对证据制度的发展"的内在价值来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线索的分析

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曾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生过激烈论争,证据学家威格莫尔与法律改革家豪尔乃是论争中对立的双方,其论争的历史贡献在于引出了近现代西方证据法(学)发展的两大论题:"证据法应以证明性为中心还是以可采性为中心"与"如何处理证据规则的实现和诉讼程序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确立与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的诸多争论与威格莫尔和豪尔当年的论战存在诸多"历史相似性",故有必要进行关联审视。由于我国证据立法以证明性而非可采性为中心,证据规则的实践运行环境不容乐观,理论研究也因为一直受到证据学进路的统摄而不能获得独立。为摆脱困境,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即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同时实现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即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     

试论行政处罚证据制度

行政处罚证据是一类不同于其它证据制度的证据。当场行政处罚应当采用以事实为根据和排除滥用职权的证明标准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看见或感知了违法事实全过程但不当场处罚的案件 ,应当采用以事实为根据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非当场行政处罚 ,应当采用以证据为根据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由于以事实为根据标准的采用 ,要求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采取尊重的态度。行政处罚证据收集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以前 ,作出决定之后收集证据意义不大 ;行政处罚应当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直接言词证据和案卷排他性原则等规则     

试论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对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搜查、扣押或以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对于行政案件待证事实有证明作用的证据材料,如果缺乏合法性,就应当被排除在行政诉讼证据外或者被排除在定案证据之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通行的诉讼法原则,在行政诉讼领域,因双方地位不同,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运用显得十分重要.     

论行政诉讼被告举证规则的优化

行政诉讼被告举证规则的正义性是司法审查正当性的前提,也是实现行政诉讼目的之“桥梁”。同时,行政诉讼的特点决定了被告举证规则是行政诉讼制度的中心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被告的举证规则,但缺乏进一步保证被告举证责任充分实现的具体规则。行政诉讼被告举证规则的优化应当从被告提供“全部证据”之判断规则、被告在决定期限内举证之证明规则、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以及复议程序中不提交证据行为之认定规则等方面进行。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的证据制度规则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是其中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证明规则。它是指对于国家侦察人员非法获得的证据给予排除的证据制度,包括违反正当程序或通过非法行为获得的证据制度、毒树之果等。证据规则制度体现了人们对于自由和人权的追求,具有其特殊的独立价值。本文主要通过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评析,从中借鉴有益经验以完善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浅析新《刑诉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于英美普通法系,尤其在美国得到极大的发展。“威克斯案”标志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诞生,它宣告：“违反第四修正案的保护、通过不合理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不能在联邦法庭上使用以反对被告人。”鉴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属于“舶来品”,我国相关法律理论也深深受到西方证据理论的影响,     

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梳探

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主要是指在行政诉讼的举证、作证、取证、质证和认证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规定和原则。由于行政诉讼同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质和特征 ,因此 ,其证据规则除了同其他诉讼证据规则存在共同性之外 ,更具有自己独立的、有别于其他诉讼活动的证据规则。本文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若干解释》)的有关规定 ,结合诉讼实践中的最近经验 ,对上述领域的具体规则进行新的列举、分析。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外国证据规则系列之三

传闻证据是英美证据法上的传统概念之一。传闻证据规则,是指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传闻证据不得采纳。排除传闻证据的理论基础植根于陪审团审判的诉讼制度及传闻证据的自身缺陷。但也有一些传闻证据被判例法和立法所肯定,由此形成了传闻规则的例外。随着现代社会动态性的不断增强,传闻证据应予排除的一般法则开始有所松动。     

论法定证据种类概念之无价值

法定证据种类是我国现行证据规则及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但是这一概念仅仅关注证据本身,无视诉讼证据所具有的规范性特征,从而导致事实认定过程的形式化,以及程序正当性的虚无化。在建构我国证据法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只有把关注点从证据本身转移到各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行为之上,方可创设出切实可行的证据规则。要实现这一转变,在方法论上便须抛弃无用的法定证据种类之概念,引入法定证据方法作为证据调查规则框架的基础。     

网络证据的证据能力认证规则研究

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是审查判断证据能力的三个基本点,由于网络证据是在网络条件下存在的证据,对于网络证据关联性的审查判断标准,应当通过证据法学理论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网络证据真实性的审查判断应遵循拟制真实性规则、推定真实性规则、鉴定真实性规则;网络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判断则应主要关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众所周知,证据乃诉讼的灵魂。如今,证据规则的建立已经成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关键,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是证据立法的核心问题。本文从国内刑事证据的现状,对非法证据出现的原因、解决途径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应用做了论述,旨在保证实体公平、公正,促进我国证据法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