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被告人零口供案件的公诉

被告人零口供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公诉阶段以及审判阶段均作无罪供述，拒不认罪。由于这类公诉案件缺少了“被告人供述”这一直接证据。加之上述所属的特点，使得此类案件在出庭公诉、指控犯罪环节上存在极太难度。它不仅要求公诉人具备优良的心理素质、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还要求公诉人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敬业精神，它更要求公诉人在提前介入、庭前准备、举证质证、发表公诉意见以及庭上答辨等诸多方面做认真细致的工作，做到成竹在胸，以不变应万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反思与改革前瞻

在不降低证明标准的前提下,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使得定罪问题不再具有严格的证明意义,因此对于认罪认罚案件可以采用自由证明的方法,以提高诉讼效率;“认罪”与“认罚”究竟是捆绑还是分离,是否“认罪即可从宽”,不仅关系到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还与被告人认罚后刑罚的执行问题息息相关;坚持认罪认罚从宽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就是应当将审判的重点落在量刑的问题上,凸显庭审中量刑的作用与功能,同时也能与证明方法相衔接;对于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也应当繁简分流,对其前瞻性构想是应当设置微罪、轻罪和重罪划分的实体标准与程序标准,进一步优化诉讼程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证据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问题亟待研究和讨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要义应当是及时正当获取"认罪"证据,有效惩治犯罪.被追诉人认罪的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前提,需要相关机制予以保障.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并未免除控诉机关的控诉证明责任.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证明标准存在不同认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坚持常规证明标准,并将"从宽"的量刑证明标准予以完善.我国认罪案件证明模式可以归纳为"以被告人供述为中心的简单(形式)印证模式",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模式改革需要做好"一个强化"和"一个转变"两项工作.     

我国刑事诉讼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

我国刑事诉讼中奉行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它以被告人口供为印证机制的中心,忽视对单个证据的独立审查,强调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作为审查证据的关键,相互印证才敢定案。这种证明模式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取向,却可能不利于发现真相,侵害被告人的权利。因此,要重新认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建立对单个证据的独立审查方法和对被告人供述自愿性的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     

当庭质证的失衡及对策

新的刑事诉讼法在审判方式上作了重大改革，加强了控辩对抗，强化了辩护职能，与之相适应的是用控、辩双方举证代替法官举证，控方（公诉人）与辩方（辩护律师）对证人、鉴定人有平等的发问权和质证权，这些改革，是控、辩双方在平等条件下互相进行反驳和答辩制度的开端。在这种“抗辩式”的审判模式中，质证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日益显现出来。对审判人员来说，当庭质证有利于其“兼听则明”。因为审判人员从控方那里得到的往往是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控诉证据材料，如果过于相信，势必出现判决不公的现象，这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宗…     

以审判为中心要强化证据的认证

把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跟证据法结合起来进行研讨，并不多见。其实在解读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时，我们从其整体的文字表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主要涉及的就是证据问题。这与以审判为中心原本的意义的是有差异的，因为以审判为中心并不仅仅包括证据裁判、证据收集、证据保全、认证等在内的证据问题，它还涉及整个诉讼结构的变化。但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原文表述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段话表明，“以审判为中心”表述的核心就是证据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研讨，甚至今后这方面的改革，重点都应该放在证据方面，而学者们所期待的从诉讼结构上进行的改革暂时还很难做到。当然中央已经决定2016年司法改革主要集中在诉讼制度方面的改革，包括以审判为中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我个人认为，期待以审判为中心的的改革能够在诉讼结构、诉讼程序、侦查起诉审判间职权的调整上作出改革，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被害人不应在法庭上与公诉人辩论

在刑事诉讼中 ,公诉人代表国家向法院控告被告人 ,要求法院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以行使其控诉职能。公诉案件的被害人通过提供被害经过的陈述及其他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 ,要求对被告人给予刑事处罚及获得经济赔偿 ,实际上也具有控诉职能。尽管公诉人和被害人都具有和行使控诉职能 ,但其侧重点不同。公诉人主要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而被害人主要是维护其个人利益。因此 ,在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被告人定罪量刑等问题上可能会出现意见分歧 ,甚至是严重的分歧。如果他们之间出现分歧 ,是否允许他们在法庭上互相辩论 ,在学术界存在争议。持…     

制造毒品犯罪幕后老板的审查和认定

【要点提示】制造毒品犯罪的幕后老板拒不认罪,同案被告人在庭审中均予翻供,致使准确认定幕后老板及其在共同制毒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的难度加大。对此,应仔细甄别全案证据,通过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来审查认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证据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问题亟待研究和讨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要义应当是及时正当获取"认罪"证据,有效惩治犯罪.被追诉人认罪的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前提,需要相关机制予以保障.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并未免除控诉机关的控诉证明责任.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证明标准存在不同认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坚持常规证明标准,并将"从宽"的量刑证明标准予以完善.我国认罪案件证明模式可以归纳为"以被告人供述为中心的简单(形式)印证模式",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模式改革需要做好"一个强化"和"一个转变"两项工作.     

被告人庭前供述与庭审中供述不一致的审查判断

【裁判要旨】被告人供述前后不一致,出现反复,是刑事审判实践中审查判断证据经常遇到的问题。根据2010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的规定,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应当结合控辩双方提供的所有证据以及被告人本人的全部供述和辩解进行。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庭审中翻供,但被告人不能说明翻供理由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相矛盾,而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被告人庭前供述。     

在法庭上不应责令被告人举证

最近,多次旁听军事法院和地方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公开审判,发现有的审判人员和公诉人,见被告人在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中一涉及到与起诉书认定的事实不一致,全部或部分否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时,就指令被告人“拿出证据来”,如果被告人一时说不清楚或摆不出证据,便斥责被告人狡猾抵赖,态度不好,甚至声言要据此加重刑罚。我认为,审判人员、公诉人在法庭上这样责令被告人举证的作法欠妥,其理由是:     

从先判后审看无罪推定的可取性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各地人民法院无不把公开审判作为提高办案质量的重心,公诉人认真地把好证据关,作好答辩准备;辩护人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依法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审判合议庭则认真听取控诉与辩护两方面的意见,遇到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新的证人到庭作证或者申请对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时,只要申请有理即予以采纳,该延期审理的就延期审理。把定罪量刑的裁判结论放在法庭公开审判之后,通过控诉与辩护两方的质证和辩论,把案     

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

在我国刑事证据法中,证据相互印证规则主要在三个领域发挥作用:一是用来确定自相矛盾的言词证据的证明力,二是用来审查案件是否达到法定证明标准,三是用来判断被告人供述是否得到补强。作为一项旨在对证明力加以限制的证据规则,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强调无论是证据事实还是案件事实,都要根据两个以上具有独立信息源的证据加以认定,注重证据信息的相互验证,避免仅凭孤证定案,这有利于防止伪证、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然而在目前以案卷为中心的裁判方式下,法院很少关注证据的合法性问题,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的适用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     

谈谈坦白和抗拒

在审判实践里,合议庭对于认罪态度不同的被告进行评议时,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认为被告坦白认罪好,提出以此作为量刑时从轻考虑的理由;有的人认为被告拒不认罪,提出以此作为量刑时从重考虑的因素。在旁听群众中,这种反映亦不少,他们希望法庭在量刑时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充分考虑进去,说:“总得有个区别呀!”但是,有些同志的意见却与此相反,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是量刑     

如何审查判决确认的“应予酌定从轻处罚”

大凡公诉人在审查刑事判决书时,都见过诸如被告人某某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好“应予酌定从轻处罚”等等之类的叙述。下面,笔者结合办案经验对如何审查判决书确认的“应予酌定从轻处罚”谈几点意见,以抛砖引玉,推进公正执法。 一、酌定从轻处罚的概念。所谓酌定从轻处罚是相对于法定从轻处罚而言的,是指人民法院根据被告人犯罪后的积极退赃、真诚认罪等综合悔罪表现,在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应当限定在以侵犯相关人基本权利的手段获取的证据,“毒树之果”不应属于排除范围。非法证据的排除只应限定在该证据在证明被告人有罪方面不具有可采性,其效力并不及于其他方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有赖于“二元式”裁判结构的建立;有赖于科学的动议、听证和裁判程序的建立;有赖于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数额“综合认定”的理论审视和完善进路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综合认定”犯罪数额并不是放弃印证、允许证明责任转移,从应然和实然的角度分析都应将其理解为,在坚持法定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对印证模式进行优化与细化。对司法实践中的案例进行剖析,发现在认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数额时存在因机械印证导致就低认定犯罪数额,抽样取证和审计报告等证据运用不规范等问题。因此,应进一步总结典型案例中通过间接证据相互印证确定犯罪数额的裁判规则,减少对言词证据的依赖;明确抽样取证、部分大数据分析报告、审计报告的辅助证据地位,从法律和专业技术两个层面强化审查;在优化印证、加强推理的同时,加强裁判文书说理,理顺裁判文书说理的行文逻辑。     

浅谈我国的辩护制度

辩护的意义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讼诉法都明确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所谓辩护权,是指被告人或其他依法行使辩护权的人,在讼诉进行的过程中,根据事实和法律反驳控诉人(自诉案件的原告人或公诉案件的公诉人)提出控诉的一部或全部,以证明其无罪或罪轻的一种权利,并根据罪行提出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的请求。辩护权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一项主要讼诉权利,也     

浅谈利用举证说明和证据评述支持公诉主张

支持公诉主张,实现公诉目的,要依靠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的“查证”过程,就是庭审中讯问、举证、示证、质证、辩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诉人拟向法庭列举的证据并非局限于《刑诉法》第150条规定的“主要证据”,还有其他证据,而这些“其他证据”因未向法庭移送,审判人员在庭审前并不知悉。因此,公诉人在举证时应当对主要证据扣其他拟     

"再生证据"扳倒零口供

一个派出所的治安员自恃懂得一些法律知识,在犯下强奸罪案后拒不承认,检察官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取得新的证据。2005年3月28日,河南省唐河县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被告人赵大军仍然百般抵赖,拒不认罪,然而当公诉人当庭宣读了新取得的这些“再生证据”后,赵大军却无法推翻这些铁证。法庭最终以强奸罪判处赵大军有期徒刑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