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和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

民众幸福感的提升,不仅源于经济流动(即相对收入的提高),还源于社会流动(即社会地位的改善).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Bootstrap方法检验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均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社会流动预期与幸福感之间具有遮掩效应,在社会流动感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社会公平感在社会流动感知与幸福感之间、社会流动预期与幸福感之间、社会流动预期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均发挥着调节作用.该研究不仅揭示了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还具有新的公共政策价值,即社会政策的目标定位可从弱势群体向非弱势群体拓展,回应社会流动高预期人群对公共服务治理(尤其是公平性)的关切,从而带来提升民众幸福感和获得感之效.     

公共服务绩效主客观评价的契合性研究——来自H市基层警察服务的实证分析

公众参与是"公共治理"时代民主行政的基本诉求,公众评价公共服务绩效是否切实可靠,是关系服务型政府建设纵深推进的重要问题。论文立足H市基层警察服务绩效评价的实践,围绕"公众主观评价是否基于客观绩效做出"的理论争议,从整体层面和具体维度上分别探讨了主客观评价之间的契合性,以为公众有效参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提供理论支撑和策略思考。研究发现,在整体层面上客观绩效对公众主观评价具有显著影响,而在具体层面上主客观评价之间的契合性却存在差异,即公众在宏观层面上对公共服务质量具有一定的识别或判断能力,在微观层面上公众主观评价的可靠性不能一概而论。可见,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价不是评不准,而是评价的对象和内容要找准,建构科学合理的公众评价体系亟需努力。     

政府客观绩效、透明度与公民满意度

对广东省治安、环保和就业的客观绩效数据和公民满意度数据的研究发现,公民满意度与客观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不过,该关系不但因政策领域而异,也会受到公民对政府透明度的主观感受和个人因素(如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总体来说,政府透明度对客观绩效与公民满意度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然而,当政府透明度高但信息不为公众所信任时,透明度则会产生逆向调节作用。     

多样性管理、心理福利与公务员的周边绩效——基于美国联邦政府的调查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少数族群进入美国联邦政府的管理层,公共管理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始关注多样性管理的影响,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多样性管理对公务员任务绩效的影响,鲜有文献深入研究政府部门多样性管理与公务员周边绩效的关系。论文根据已有的多样性管理理论、心理福利理论、周边绩效理论和程序公平感理论,首次以美国联邦政府为背景实证检验了多样性管理与公务员周边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心理福利、程序公平感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调节作用。以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421 748名公务员的大样本调查为依据,研究发现:多样性管理能够显著影响公务员的周边绩效,且心理福利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程序公平感在多样性管理与心理福利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论文的研究结论有利于丰富政府部门多样性管理的理论研究,并且为政府部门提高员工周边绩效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的构建研究——基于陕西省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政策认同是政策执行的重要基础,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往往更加重要。论文结合陕西省2021年底暴发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设计了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构建的理论模型,并进行网络问卷调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包括公众满意度、政府信任、感知政府能力在内的一系列因素都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公众对政府负面舆情处理的及时性感知和满意度也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论文提出应重视日常工作中公众满意度、政府信任和感知政府能力对于危机管理的作用,同时要特别注意提升公众的主观感知,当负面舆情发生时,政府应积极回应并处理。     

生活事件、思维风格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

本研究采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思维风格调查问卷、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作为工具,以304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模型,对生活事件和思维风格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人际关系负性生活事件对总体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有显著的预测效应。立法型思维风格、等级型思维风格和寡头型思维风格可以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立法型思维风格对负性生活事件预测积极情感具有调节作用,寡头型思维风格与人际关系负性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可以显著预测总体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     

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公务员工作幸福感的影响探究

本文以基层公务员工作幸福感为切入点探究其影响因素.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与成熟量表的基础上提出三大假设:一是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公务员工作幸福感具有正向作用;二是差错管理氛围在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基层公务员工作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三是组织认同感在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基层公务员工作幸福感之间起调节作用.采用相应的分析软件进行模型检...     

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公众的政府满意度:概念、测量及影响因素

公众的政府满意度是公众基于主观感知对政府所持的心理认可状态。它作为"公民-政府"反馈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为公共管理学区别于传统公共管理学的独特部分。论文基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中公共服务体验的影响因素框架,在简要回顾政府满意度的定义和测量的基础上,从政府、公民、政府-公民互动三个层面,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介绍。未来研究应该正确选择测量方法,引入内隐的测量范式,并重点关注政府可着力改善的影响因素,将心理学中态度改变的方法应用于提升政府满意度的公共管理实践。     

信息公开是否影响公众政策遵从意愿?

【问题】新冠疫情的发展使得公众对疫情信息需求剧增。信息公开是否影响公众对疫情防控政策的遵从意愿,信息公开又通过哪些渠道与作用机制产生影响?对于引发不同遵从成本的防疫措施,信息公开对公众遵从的影响是否有显著差异?【方法】作者于2020年2月3日至15日期间,借助线上问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2 776个,使用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据。【发现】政府防疫信息公开对公众疫情防控政策遵从发挥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公众的疫情防控政策遵从呈现高成本遵从和低成本遵从两类,信息公开感知对公众高成本遵从的影响显著高于对低成本遵从的影响。政府信息公开通过政策理解和政策满意度两种机制影响公众防疫政策遵从意愿,政策理解的中介效应比政策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更加明显。【结论】论文的研究肯定了信息公开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性,指出政府疫情信息公开应保证公众对信息的获得性和信息的可理解性,同时应预先评估信息可能蕴含的高成本和低成本属性,应特别重视信息公开的方式和技巧。     

何以激发基层干部担当作为:一个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分析框架

新时代如何激发广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和担当作为是一个迫切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上海市公安局A区分局725名基层公安干警的调查,论文以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视角尝试探讨如何激发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具体来说,论文检验组织(派出所)高承诺工作系统(一种典型的战略性人力资源实践)与基层干警的公共服务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即公共服务场域下从业人员的主动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论文以公共服务动机为中介变量,探索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公共服务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研究表明,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基层干警公共服务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这种效应可通过激发基层干警的公共服务动机得到有效实现(部分中介效应)。     

村社认同如何影响政治信任? ——公民参与和个人传统性的作用

【问题】政治信任是支撑政治系统运行的重要心理基础,对推进政民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的政府支持具有重要意义。村、社区是公众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人们对村社的认同如何转化为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以及此过程受到何种条件的影响,这将是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方法】论文基于95个行政村和城镇社区的5040份有效数据,将村社认同作为高层级变量,运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和贝叶斯可信区间估计,对所提出的跨层级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村社认同对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公民参与在二者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同时,个人传统性不仅在村社认同和公民参与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能进一步调节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间接关系。具体来看,在不同水平的个人传统性下,村社认同差异通过公民参与对政治信任影响的间接效应表现出来。【贡献】论文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村社认同→公民参与→政治信任”这一中介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个体传统性变量对上述影响机制作用发挥的边界效应,为理解和分析本土情境下公众的政治信任发生机制提供了可鉴路径,对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信任和推动基层治理转型的治理实践具有启示。     

政府职能、居民评价与乡镇政府满意度——基于10省1336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辖区居民对乡镇政府满意度不仅事关政府治理绩效,更事关“三农”发展大局.对于资源配置权有限的乡镇政府,在哪些方面付出努力更有利于提高居民满意度？论文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CRDGS)数据,以居民对乡镇政府各项职能的评价为关键驱动因素,实证分析了政府职能结构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乡镇政府在民主管理职能上所做的努力能获取最大的边际效益,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依次递减,而曾被视为头等要务的经济发展职能并不显著影响居民满意度.进一步地,男性居民更加关注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职能上所取得的成绩,而女性居民更加关注社会管理职能.研究还发现,随着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对乡镇政府的满意度评价更具客观性,在经济发达地区推行以居民满意度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方法的客观条件更为成熟.     

政府职能、居民评价与乡镇政府满意度——基于10省1336个样本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辖区居民对乡镇政府满意度不仅事关政府治理绩效,更事关"三农"发展大局。对于资源配置权有限的乡镇政府,在哪些方面付出努力更有利于提高居民满意度?论文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CRDGS)数据,以居民对乡镇政府各项职能的评价为关键驱动因素,实证分析了政府职能结构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乡镇政府在民主管理职能上所做的努力能获取最大的边际效益,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依次递减,而曾被视为头等要务的经济发展职能并不显著影响居民满意度。进一步地,男性居民更加关注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职能上所取得的成绩,而女性居民更加关注社会管理职能。研究还发现,随着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对乡镇政府的满意度评价更具客观性,在经济发达地区推行以居民满意度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方法的客观条件更为成熟。     

章洚渊：实现社会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刻根基

社会公正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就总体来看，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的分配公正和司法公正。分配公正问题，历来都是世人瞩目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各个阶层或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在收秋分配上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多元的分配格局必然导致利益的差异。利益差异的急剧拉大，必将严重危及社会安全与稳定，社会和谐就无法实现。法律在收入分配上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确定合理的收入比例，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法律在分配的税收调节上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税收立法始终是对社会分配进行有效调控的手段。     

吉林省中等收入阶层发展困境研究———基于长吉两地的问卷调查

中等收入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结构.目前,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呈逐步扩大的趋势,但吉林省的中等收入阶层还没有达到占社会人口总数40％的最低线.本文通过对798份有效问卷的分析发现,吉林省中等收入阶层面临着收入水平低和购房、子女教育、家庭社会保障支出压力较大等困境;中等收入阶层发展面临着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市场化进程、全民创业、利益调整等诸多障碍.为此,本文认为,形成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共识,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拓展社会流动空间,是培育和扩大吉林省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途径.     

法律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模式探讨

法律绩效评估是指法律实施一段时间以后,有关部门、组织或人员对其实施效果等进行评估,分析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立法问题,从而完善立法。法律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模式强调公众对立法实施效果评估的参与,以获得法律实施的客观、真实的评估信息与结果。法律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模式发挥一定的积极功能如表达利益、整合利益、认同法律、宣传法律等,但也会存在一些技术与制度上的困境。     

次国家财政结构与地方治理:一项实证研究

论文讨论了纵向的地方财政支出分权与横向的公共支出结构导向对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基于治理与善治、财政联邦主义与功能性联邦主义等理论视角,我们建构了地方治理绩效、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支出的发展性与再分配支出导向,进而利用1997—2009年的分省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省以下支出分权水平可以显著地促进地方治理绩效,且这种促进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县级而非市级支出分权;由于公众需求、腐败寻租等因素,发展性支出比重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地方治理绩效,而再分配支出与之截然相反;因为"软预算约束"等问题,地方净转移支付收入在多数情况下也会显著恶化政府治理绩效;此外,政府治理绩效往往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并具有较强的时间序列稳定性特征。基于上述中国正反两面的经验,我们就如何改善政府财政职能与转移支付体系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立法评估:评估什么和如何评估(下)——以中国立法评估为例

四、评估《社会保险法》对职工、企业和农民的影响限于本文集中讨论立法前评估与立法后评估的重点与问题,并不对《社会保险法》进行全面评估,主要就《社会保险法》的养老保险对职工、企业和农民的影响进行评估。之所以选择这件法律,是因为社会关注程度高,寄予期望大,但具体的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待遇标准、基金统筹层次或财政补助措施,法律又未规定,授权国务院、地方政府规定,许多争论的问题,还没有达成一致认识。以城市社会保险调研和农村社会保险调研为例,在一项对北京、温州、东莞、吉林、太原、长沙、成都等1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的社会公平感问卷调查中,"在教育机会公平、就业公平、收入分配公平、社会保障公     

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公众参与的桥梁——以政府公职人员为观察主体

现有研究对政府信任的讨论非常之多,却回避了政府对公众的信任,但信任是相互的,在缺乏政府对公众信任的情况下谈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不恰当的。论文提出政府对于公众的信任这一命题,并认为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是公众参与的桥梁。论文构建了"三维度影响因素-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政府支持公众参与"的结构模型,试图从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维度(七种因素)解释政府对公众信任的影响因子,并进一步探究政府对公众信任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层面,信任倾向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组织层面,官僚型组织特征则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负相关;社会层面,社会评价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在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与政府支持公众参与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论文重新定义社会互信,深化了对政府公信力的解释力度,在全球性公民对政府信任衰退背景下探寻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方法。     

养老保险法律问题研究——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养老保险纠纷为视角

目前,我国劳动法没有明确规定社会保险的民事责任,从而导致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法院在解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会保险纠纷时处于一个两难境地。对于社会保险法律关系的性质,理论上主要有行政契约说、公法之债说、行政处分说等观点,各国或各地区的制度实践主要有法定的自动发生主义、行政确认主义、通知主义、登记缴费主义等制度模式。我国当前实践中采用登记缴费主义,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会保险争议定性为劳动争议,《社会保险法》或者将来制定的《养老保险条例》应当确立登记缴费主义,实行行政确认的专属主义、回溯主义以及无法办理登记时的损害赔偿主义,并确立补交规则、垫付规则以及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社会保险纠纷的解决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