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佘祥林一案诉讼程序上的瑕疵——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和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德恒论坛第三讲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和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德恒论坛第三讲在中国人民大学贤进楼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拷问佘祥林一案诉讼程序上的瑕疵。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卫东教授和两位特邀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敏远教授,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顾永忠教授就佘祥林一案中刑事诉讼程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从王海军故意伤害案的冤案成因看我国刑事证明的现状

佘祥林故意杀人冤案经过新闻媒体曝光后,引起了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通过清查,全国类同佘祥林的冤案还不少。紧接着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收回死刑复核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冤假错案?笔者将从一件普通的故意伤害冤案成因来分析一下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态度、刑事证明制度、刑事证明责任、刑事证明标准以及发展方向。     

公诉审查改革试析

近期以来,佘祥林故意杀人案等一些冤假错案倍受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关注。案件背后所反映出的证据规则的缺失和程序中的问题使人们不得不对当前的刑事程序法及其实施进行更为深入的检讨和反思。本文就以刑事起诉程序中的公诉审查的改革为对象进行分析,主要采用比较分析方法对国外公诉审查程序及其近几年来的改革进行了考察,以资我国当前的刑事起诉程序改革参考。     

终结刑讯逼供——盛世之疵——为何冤假错案层出不穷

佘祥林杀妻冤案真相大白后,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郑州、西宁、福州等地的1500位公众进行的电话调查结果显示：有多达73%的被访者表示他们对佘祥林杀妻冤案有一定程度的了解;68%的被访者对“您是否一直在关注佘祥林案件”这一问题给予“肯定”答案;     

由佘祥林案浅谈我国刑讯逼供问题

在狱中度过11个春秋的佘祥林最终以"死妻"再现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被当庭宣告无罪。这起案件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之所以仍然受到广泛关注还在于它唤起了我们对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的深刻反省。本文认为,执法的公安机关违反法定侦察程序,司法机关违反法定审判程序,未能恪守程序正义,以及我国司法的不独立是导致这起冤案的主要原因。下面,文中就以本案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源、危害及其预防,希望能从本案中吸取教训,以利于健全法制和保障人权。     

盛世之疵--为何冤假错案层出不穷

佘祥林杀妻冤案真相大白后,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郑州、西宁、福州等地的1500位公众进行的电话调查结果显示:有多达73%的被访者表示他们对佘祥林杀妻冤案有一定程度的了解;68%的被访者对"您是否一直在关注佘祥林案件"这一问题给予"肯定"答案;     

收回死刑核准 充分保障人权

2005年,舆论影响力巨大的佘祥林案是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个案。正是这个案件,将收回死刑核准权的“民声”推到了浪尖。随后,在2005年招考公务员时,以往一向严格限制进人名额的最高院一反常态,筹建中的刑事审判庭一下子招收了50名法官,而且注明是从事死刑核准工作。这预示着最高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的工作进入了启动阶段。后又有消息传出,最高院将于2006年收回死刑核准权。那么收回死刑核准权的历史渊源、意义何在呢?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殊制度,是我国贯彻死刑政策的程序保障措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通过该程序将…     

构筑以检察批捕权为主导的审前司法审查制度

一、刑事审前程序和审前司法审查制度 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有没有审判前的司法审查制度?这样的制度应该由哪一个主体(机关)来主持进行?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中还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答案,其实连给这样的制度或程序下一个明确的称呼和准确的定义也是极为困难的.就"审判前程序"这一概念而言,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基于审判中心主义,专指法庭对案件审理前的法庭准备程序.     

法律理性中的司法和法官主导下的法治--佘祥林案的检讨与启示

法律理性中的司法,应当是一种理性的司法。司法理性是一种归纳理性而非演绎理性,是形式理性而非实质理性,是职业理性而非世俗理性,佘祥林案暴露了我国司法过程的非理性,集中表现为以演绎理性代替归纳理性、以实质理性优位形式理性、以世俗理性牵制职业理性,这是佘祥林式冤案之必然性所在。更新司法理念、深化司法改革,倡导法官主导下的法治思维,在法律理性中整肃司法秩序,是杜绝佘祥林式冤案的根本出路,也是中国法治的根本出路。     

“治愈”抑或“缓解”: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评析——死刑复核程序功能之不足与补足

死刑复核程序具有纠正死刑错误、统一死刑标准以及削减死刑数量的功能.然而,自80年代始,为"从重从快"打击犯罪以扭转社会治安状况,多数案件的死刑复核权被下放到地方高院,死刑复核程序的上述功能在普通案件中消释殆尽,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死刑数量失控,适用标准不一,并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以杜陪武、佘祥林案为典型的重大刑事冤错案件,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法院成为众盼所归.     

关于我国建立“律师在场权”的探讨

佘祥林案件之后,法律界的学者和实务专家开始大量讨论律师在场权、沉默权、由律师进行的调查权等关系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法律制度。本文针对目前侦查讯问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建立律师在场权的设想,对律师在场权的背景、价值、障碍等内容进行讨论。     

河北“佘祥林”之命运：“张新亮杀妻案”辩护纪实

这是一起“河北版”的“佘祥林杀妻案”;幸运的是这位“佘祥林”由死刑改无期,又从无期获无罪,从而被媒体推为“疑罪从无”司法理念的“典范”和“标本”。这是一起从始至终都受到媒体关注的案件,所不同的是,这一“始”一“终”的报道内容却大相径庭,结果迥异。     

程序正义如何才能实现--佘祥林案的个案分析及其启示

佘祥林案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司法活动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即程序的非正义性.要实现程序正义,有赖于司法主体摒弃"有罪推定"的传统思维定势,坚持"无罪推定"的司性理性;有赖于司法者坚持司法自治原则,排除外力干扰,依法独立办案;同时也有赖于司法者坚持法律至上性,依法保障诉权的实现.这三个问题也是限制当前中国司法秩序建设的关键性因素.一个良好的司法秩序只能靠法治,有法律规制的程序正义才是司法秩序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宜建立涉检申诉公开听证质询制度

200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试行)》(下称《公开审查程序规定》)第三条至第九条规定,对刑事申诉案件,均适用公开审查程序。立案复查后,均可举行听证会,公开听证等。这是检察机关首次在检察工作内部引入听证制度。从执法实践来看,涉检申诉听证制度还存在以下的问题:一是尚未建立统一规范的涉检申诉公开听证制度。《公开审查程序规     

浅析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

近年来,随着云南杜培武、湖北佘祥林、河南赵作海、浙江张氏叔侄等刑事错案频频爆出,不断吸引公众眼球,刑事司法体制和制度不断遭受质疑。刑事错案不但让真正的罪犯逃离法律的制裁,也给蒙冤者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重则人头落地,轻则让当事人及其家属的社会活动处处受限。一系列冤案昭雪反映了中国司法人权保护进步,但刑事错案在一定程度上也动摇了司法公信力,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尤其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浅谈预防冤假错案机制的完善——由赵作海案引发的思考

司法领域内冤案错案的出现,有时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并非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或案件复杂性的固有限制而出现则实在令人扼腕。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的产生,是偶然,还是我国刑事制度缺陷的必然结果？命案必破的制度是否合理,刑讯逼供的证据效力如何,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探讨和建议。     

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听证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2000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厅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试行规定》),该《试行规定》第三条明确将举行公开听证会作为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的主要形式。对刑事申诉案件实行公开听证的制度,无疑是检察机关深化检务公开、透明司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有效保障申诉人诉讼权利的重要举措,也顺应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关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但由于这一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试行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就该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不足以及如何完善略陈己见。     

对酷刑“酷”起来——“反酷刑公约及附加议定书”国际研讨会述要

过去的一年对刑事司法理论界与实务界而言,由于错案频出而显得极不平凡。佘祥林案件、胥敬祥案件……一个个鲜活的实例让我们不时反思我们的刑事司法。在总结错案形成的原因时,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重大案件的错案十有八九存在刑讯逼供”。酷刑的存在,危害了人权保障,制造冤案错案,妨碍办案水平的提高,影响我们的国家形象。2006年8月12日至13日,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     

"辛普森杀妻案"与佘祥林杀妻案"之比较——浅议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基于传统观念和现有司法体制的影响和制约,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和特殊意义在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在比较"辛普森杀妻案"与"佘祥林杀妻案"的基础上,借鉴美国证据立法的先进经验,分析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践,并提出对其完善的几点建议。     

由三起典型案例看错案的预防

公平与正义是一个永恒的法律问题,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从佘祥林案、杜培武案到近期的"张氏叔侄案",每一起刑事错案的发现到纠正,都让人震惊和惋惜。我们要做的不应仅仅是简单的道歉、补偿,而是必须正视这一严酷的现实,认真分析和研究这些错案背后的问题,归纳和总结经验教训,要透过这些案件发现错案背后的成因,进而指导日后的刑事司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