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管中心与检察院内设相关部门衔接机制论要——以强化内部监督为视角

正一、检察权的定位及内部监督(一)我国检察权的定位及内容检察权的定位是检察理论中的根本性问题,决定着检察改革和创新的方向。关于检察权的定位,学术界有"司法权说"、"行政权说"、"兼具司法权与行政权双重属性说"、"法律监督权说"、"兼具法律监督权与司法权双重属性说"、"独立权说",笔者赞同我国检察权兼具法律监督权与司法权双重属性。概而言之,检察权的外延要大于法律监督权,法律监督权只是检察权的基本职能,检察权中的部分职能并非法律监督权,是普通     

刍议我国检察权之配置

我国宪法明确了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一元论"视角下的检察机关诉讼职权和监督职权均具有法律监督属性这一共性,是法律监督权的具体表现形式。检察权在横向上分为侦查权、公诉权和监督权;纵向上则关系到检察权能如何在检察院之间、检察官与检察院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合理完善我国检察权之配置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使命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     

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一元论——对检察权权能的法律监督权解析

立论于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一元论而对我国检察机关的公诉权、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和执行监督权等检察权的权能进行法律监督权的解析,这使我们看到每一项法定的检察权权能都是法律监督权的具体表现形式,检察权的全部权能在性质上都应当统一于法律监督权．从而证明我国宪法第129条对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定位的科学性。     

检察机关诉讼结律监督的现实困境和制度突破

诉讼法律监督权为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权的具体权能之一。我国现行诉讼法律监督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应立法完善诉讼法律监督权制度，优化检察权配置。     

法律监督权，能否与检察权兼容——从法治的角度对中国检察权的反思（中）

二、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到底是一种是什么关系,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检察权实际上就是法律监督权。在这些学者看来,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是一个事物的两种命题,或者是从不同的角度表述同一事物。当我们提及法律监督权的时候,强调的是它的性质和功能;当我们提及检察权的时候,强调的是它的具体权能和实际行使。有时提法律监督权,有时提检察权,并不意味着概念上的混乱或矛盾,只能说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术语,关注的重点不同。[1]而有学者则认为,在我国,检察权并称为法律监督权,是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的重合和异化…     

宪政视野下的检察权研究

检察权是一项国家权力。我们在研究检察权的性质时必须以宪政制度为基础。本文通过宪政这个视角,在明确了三权分立政治模式下的检察权属性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我国当前检察权的性质,得出我国的检察权是一项兼具司法权属性和法律监督权属性的独立的国家权力,并指出当前我国检察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具体的改革设想。     

宪政视角下的中国检察权--兼议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的关系

宪政建设的核心是以权力制约权力 ,其主要手段是通过权力分离实施相互制约 ,文章通过分析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 ,以及检察权的发展过程 ,认为它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思想 ,我国未来检察权应当包括有限的 (职务犯罪 )侦查权、完整的 (刑事、民事、行政 )公诉权和完善的 (立案、侦查监督、不起诉、诉讼监督、刑罚执行 )监督权。检察权的特点是复合性、制衡性与程序性。法律监督权应当区分为政治意义上和法律意义上广狭不同的两种权力 ,其中狭义的法律监督权即诉讼监督权。所谓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的冲突 ,实际是诉讼监督权与公诉权职能的冲突 ,表现为国家的法制统一与具体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 ,但又都统一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或长期利益。     

强化与发挥检察权的若干思考

检察权又称法律监督权，它是检察机关各种具体权能的总和，即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我国检察权的性质是法律监督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已深深植根于中国国情之中，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和理性选择，强化检察权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针对当前检察权本身还存在监督效力不强、效果不佳等问题，不断强化和完善检察权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现行检察权的中国气派

1978年,我国检察机关在总结"十年文革"教训,抛弃"人治"中浴火重生.三十多年来,我国检察权以法律监督权定位,保障人权、守护法律、捍卫公正,服务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不辱使命,充分显示出现行检察权的中国气派.     

论检察权性质的合理定位

关于检察权性质的研究,是近几年的热点。然而作为一个法律事实,我国检察机关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定位于司法权,已得到宪法之确认;作为一个法学问题,检察权与检察机关的性质之争却一刻也未曾停歇。关于检察权的性质,我国学术界存在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和法律监督权说几种观点。我们应该结合实际来对我国的检察权性质作出合理定位。     

权力的分解、位移与下沉——写在1982年《宪法》实施三十周年之际

30年来,1982年《宪法》实施的历程本质上就是国家权力关系调整与权力秩序变革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即为权力的分解、位移与下沉。其中,权力的分解乃促使国家集中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国家社会分享型权力结构模式演变的内在驱力;权力的位移系引领单一完整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多元分散型权力结构模式演进的制度诱因;权力的下沉则是推助中央集权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地方层级分权型权力结构模式变迁的核心要素。     

宪法中的战争权

人民主权理论决定了战争决定权应由议会行使。战争宣布权一般属于国家元首。战争指挥权由最高行政长官掌握,是军事统帅权而不是军事统率权。战争执行权主要属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最高军令权和军政权属于总统或首相;此外的军令权属于军官,军政权属于文官,在许多国家二者统属于国防部。在战争的决定权、宣布权、指挥权和执行权中,战争的决定权和指挥权（以及彼此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也是宪法重点规范的对象。     

限制行政权力的路径选择——“行政三分制”改革的宪政分析

《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是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的替代方案。深圳市实行的行政改革,存在内在矛盾和缺陷。从宪法学角度看,要限制行政权力就必须从国家权力宏观角度选择限制行政权力的路径,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通过法律规范行政权力;通过创造“社会交往民主”的制度环境以实现人民主权;建立公共财政,为政府行政提供强有力的财力支持;通过听证、回避等具体的行政程序的设定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方式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宏观调控权配置原则论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事关宏观调控的效果。要合理配置宏观调控权,就必须确定宏观调控权配置的原则。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包括横向配置与纵向配置。横向配置指宏观调控权在中央国家机关之间的分配;纵向配置指宏观调控权在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之间的分配。由于宏观调控是事关国民经济全局性的重大事务,因此,宏观调控决策权的配置应实行集权原则,由中央国家机关独享;而宏观调控执行权的配置应实行分权原则,由中央政府与地方省级政府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分享。     

对警察权的法律调整着力点新思考

警察权的运行,是通过警察执法的权利化和公权化,以实现警察权的要素化和运行化的过程,与此伴随的还有警察权的权力异化过程。法律应当以警察权的权利与权力化、公权化、运行化、要素化和异化为着力点,对警察权进行规制与调整。     

略论行政控权

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进行。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形成权力腐败;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是人治的典型体现,与法治水火不容。为了使行政执法依法进行,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尽量少受侵害,行政控权势在必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控权是行政法实施的基础。     

权力对象集束化的逆选择——群体性事件成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不能简单视之为非理性行为,它是权力对象仿照国家权力运行体制而进行的自发性集束,是制度设计的中介组织不能反映甚至阻断权力对象个体的利益诉求时,权力对象个体促使权力行使的模式。权力对象自发集束化的根源在于权力和权力对象个体权利的矛盾,是权力对象个体促使权力运行,自身权利实现的博弈选择。然而权力对象个体利益诉求以集束形式出现时,权力主体被迫参与博弈,却又陷入了博弈对象选择的困境：合法的组织没有代表性,有代表性的组织没有合法性。     

我国警察行政处罚权的分阶段解析

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样本，在警察行政处罚行为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将我国警察行政处罚权分阶段解析为调查权、决定权和执行权，并以宪政理论的分权和制衡模式加以研究就能发现其权力属性上的模糊和含混。而只有含混中寻求清晰，方能为控制和规范警察行政处罚权提供可能。     

论刑法立法解释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纠葛

刑法立法解释权的产生和发展,导致这一权力同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产生了冲突,使得刑法解释权力体制产生了新变化。现实中,刑法立法解释权同立法权之间产生了混淆,进而因为这一权力的混淆,类推性立法解释的溯及既往造成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侵犯。同时,由于解释对象和方式的混同,刑法立法解释权又同司法解释权发生运用的重合,深刻地影响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司法解释权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