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疑难问题探析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传销"不包括团队计酬型传销.对从事团队计酬型传销活动,情节严重的,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对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针对参与传销人员实施的轻度犯罪行为和重度犯罪行为,在定一罪还是数罪上需要区别情况.从事传销活动,同时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若干问题

《刑法修正案(七)》专门设立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为有效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在刑法上提供了正式的法定规则。正确理解适用刑法中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司法实践中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权的前提与基础。本文结合相关案例,探讨该罪中存在的几个争议问题。一、本罪中的"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本罪构成要件要求,传销活动是要"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以……为名"的叙述结构     

当前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若干问题探讨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组织者、领导者的界定须坚持责任主义,遵循职级对应的原则。传销组织中,组织者、领导者脱离组织继续获利的,其应对原传销组织在其脱离后发展人员的层级数和人数承担刑事责任。     

中国传销的概念清理及其入罪检讨

传销在中国用语混乱,其性质与范畴在不同时期差异较大,但欺诈传销一直是打击的重点.欺诈传销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需以刑罚规制,但不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欺诈传销不是一种经营行为,而是以从事经营活动为名的经济诈骗行为,应当独立成罪.<刑法修正案(七)>的组织领导欺诈传销罪规定的要件内容和所处位置恰当,但最高法定刑偏低.     

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刑法修正案(七)》设置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但对本罪在刑法上所属类型和性质,在学者之间产生不同的认识和观点.根据《刑法修正案(七)》是针对传销犯罪行为即欺诈的传销行为所作出的专门性规定,排除了非欺诈性传销行为的犯罪性.因此,构成本罪的行为,不能再按《刑法》第192、266条所规定的“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定罪处罚.实施传销活动,既包括对其组织的组织行为,也包括在其组织内实施的实行行为.本文指出根据传销组织实行的五级三阶制的组织形式,本罪的犯罪主体应包括培训员、代理员和代理商这三类人员.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研究

本文指出探明传销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传销的不同类型；分析其构成要件可以厘清传销的本质；《刑法修正案（七）》第4条把“团队计酬”式传销排除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外，仍应按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传销犯罪的法律适用——兼论组织、领导传销罪与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的界限

《刑法修正案（七）》设置了组织、领导传销罪,但关于传销定性的《批复》仍未失效。为履行入世承诺,避免国际贸易摩擦,对传销不能一概视为犯罪。“传销”含义随国家政策不断变化,需准确界定其范围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传销犯罪不能认定为诈骗,其法律适用应为“双轨制”模式：“团队计酬”仍属非法经营罪,而“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则应定为组织、领导传销罪。“双轨制”从立法理由看,具有应然性;从刑法解释看,具有实然性。     

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及完善

非法组织传销犯罪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以往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犯罪时，分别以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造成同一行为罪名的不统一，《刑法修正案（七）》将此种情形统一为组织、领导传销罪。本文将从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立法背景、犯罪构成以及与相近罪名的区别入手，对《刑法修正案（七）》中关于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关旁善措茄．     

议传销行为的罪名适用

目前对传销行为应如何适用罪名学者观点不一。传销可分为经营型传销和诈财型传销,并应区别对待。对未经审批取得直销经营许可证便从事经营型传销活动的,根据其情节,可追究其非法经营罪的刑事责任;而持牌企业及个人的经营型传销行为,则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无需入罪;对诈财型传销活动,则应按其具体情节和事实,选择适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来处理,而其中如有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行为的,应按数罪并罚处理。     

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及完善

非法组织传销犯罪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以往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犯罪时,分别以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造成同一行为罪名的不统一,《刑法修正案(七)》将此种情形统一为组织、领导传销罪。本文将从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立法背景、犯罪构成以及与相近罪名的区别入手,对《刑法修正案(七)》中关于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关完善措施。     

对团队计酬型传销行为应如何定性

《刑法修正案（七）》第4条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犯罪作了专门规定,并将其增补为《刑法》第224条之一。由于立法已经将＂组织、领导传销＂的行为从＂非法经营＂中剥离出来,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传销型的非法经营罪＂在《刑法修正案（七）》施行后是否还继续存在,争议很大。由于涉及到罪与非罪的界定,本文将从一个案例入手,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解读《刑法修正案（七）》中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2009年2月底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其中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本文即先对该新罪进行文义解读后,预测了该罪在司法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传销罪"罪名法定化之研究——兼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中"组织领导传销罪"

2008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国外对传销罪普遍予以刑罚规制.我国新增传销犯罪有其必要性.该罪的设立应遵守适度和协调的原则.传销罪是指行为人组织策划或积极参与以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为幌子,以高额回报引诱人员加入,获利主要来源于发展人员所缴付的费用,而不是基于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之合理价格,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予刑罚处罚的行为.传销罪与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罪存在差异.该草案设置的传销罪尚有需要完善之处.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诈骗罪的竞合论探析--以利用保健食品传销犯罪为角度

利用保健食品传销犯罪是新型的传销犯罪,其在骗取财物的过程中涉及对保健食品的虚假宣传,其构成要件要素又与诈骗罪具有交叉部分,而"两高一部"的《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并未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诈骗罪之间的罪数讨论予以明示,有必要通过二罪理论上的竞合论争议,比较日本刑法的竞合论规定,结合我国竞合论的规定,明示利用保健食品传销犯罪与诈骗罪的交叉部分的罪名适用关系。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刍议

被营销学称为"金字塔诈骗"的传销行为在《刑法修正案(七)》中得到单列化的规定,这标志着刑法对这种行为的调整已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一、刑法确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背景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传销这种不法行为进入中国,造成的危害后果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由于这种不法行为泛滥成灾,不仅扰乱了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还殃及无数的痴迷者     

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相关问题的探讨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加的罪名，在两高司法解释没有出台之前，本文试通过案例和法理分析，探究立法者的原意，与各位读者共同学习、探讨。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解析——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之一

以往司法解释将组织、领导传销行为作为非法经营罪处理既不符合刑法基本原则,也不利于实现有效打击传销的犯罪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领域的具体表现。积极参加者的身份转化后也应按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处理。实施了组织、领导行为又实施了其他犯罪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按照想象竞合犯、牵连犯和数罪并罚理论加以认定。立法中＂骗取财物＂的表述应理解为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     

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传销只包括拉人头式和收取入门费式传销,不包括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中的团队计酬式传销,对团队计酬式传销不应以本罪追究刑事责任。组织、领导包括引诱和胁迫行为。在比较法定刑轻重时,在主刑完全一致的情形下,应当比较附加刑的轻重。     

论传销型集资犯罪中不同人员的区别定性

自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以来，传销型集资犯罪行为人应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抑或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直存在争议，但鲜有人提出对同一传销组织中不同类型的人员应区别定性。然而同一传销组织中，有传销活动的发起、策划、操纵、管理、协调、宣传、培训人员，还有传销活动的积极参加者等，不同人员的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不同，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不同，单一定性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笔者认为，应在准确界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处罚对象的基础上，将传销活动一般组织者、领导者及传销活动积极参加者定性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将违反传销规则擅自转移传销资金的传销活动的操纵人员定性为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具有双重目的及行为的予以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