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定性分析

在以往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贪污贿赂、恐怖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后,其违法所得无法追缴的法律障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一大亮点就是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四种特别程序。对于该程序的定性关系到它的细节性规定是否合理,后续司法解释如何起草等诸多方面问题,因此对其研究颇具意义。     

“都是口罩惹的祸”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发布的《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口罩使用指南》指出:“口罩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防线,可以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风险。口罩不仅可以防止病人喷射飞沫,降低飞沫量和喷射速度,还可以阻挡含病毒的飞沫核,防止佩戴者吸入。”     

比较刑事诉讼法的研究进路：从划分模式到探求共性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刑事诉讼法比较研究的主流进路是划分刑事诉讼程序模式。达马斯卡的审问/对抗模式和阶层/同位模式是这种进路的代表。唯模式论者往往关注刑事诉讼程序的差异而忽视它们的相似之处。本文参考英格拉姆对于不同法域刑事诉讼程序共性的探讨,提出比较刑事诉讼法还应采用探求共性的进路,寻求相互理解的比较。内容提要：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刑事诉讼法比较研究的主流进路是划分刑事诉讼程序模式。达马斯卡的审问/对抗模式和阶层/同位模式是这种进路的代表。唯模式论者往往关注刑事诉讼程序的差异而忽视它们的相似之处。本文参考英格拉姆对于不同法域刑事诉讼程序共性的探讨,提出比较刑事诉讼法还应采用探求共性的进路,寻求相互理解的比较。     

刑事被害人求偿制度变革的伦理分析与立法展望

法律规范总是随着制度正义观的嬗进而嬗进。刑事被害人求偿制度的变革概莫能外地表征矫正正义的进化:从报应性正义走向修复性正义。报应性正义驱使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弊端重重。修复性正义的勃兴使得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悄然诞生。我国应确立全国性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彻底代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尽快制定单行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     

绩效考核指标对刑事程序法治的冲击与反制

绩效考核指标是刑事案件管理与诉讼体制运行的重要引擎,如何实现“指标最优”是当下刑事司法绩效考核最为紧迫与现实的命题。一些不科学、不合理、不必要考核指标始终“禁而不止”“取而不消”。一些常见的考核指标对刑事程序法治造成了较为突出的冲击与反制作用。一些数率指标的层压容易造成公安机关之执法行为冒进与异化。一些指标偏重追究犯罪的职能,使得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难以履行客观义务,容易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质效控制方面的指标配给不足,且一些指标有形式化的倾向,常造成法院对审判规律的偏离。本文就公检法三机关在绩效指标考核中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死刑案件辩护有效性研究:状况、困境与出路

对死刑案件相关辩护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可知,我国对于刑事辩护投入不充分,资源分配不均衡;辩护程序依附于定罪、量刑合一的审判传统;公权力机关内凝型关系挤压死刑辩护的空间;民意与舆论压力也妨碍死刑案件辩护的有效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试点刑事案件审判阶段的律师辩护全覆盖的改革语境下,职能部门应调整死刑案件法律援助费用及其来源,适时提高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资质要求,充分保障死刑案件中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将死刑案件定罪和量刑阶段的辩护程序分离,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机制,在死刑案件中逐步确立无效辩护制度,营造尊重和维护死刑案件辩护权的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