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响金融扶贫最强音 ——宁陕农商银行金融精准扶贫纪实

"金融扶贫攻坚,信合一马当先."作为全县唯一一家地方性金融机构,宁陕农商行坚决贯彻省市县扶贫攻坚战略,在省信用联社、安康办事处、监管部门和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政策支持下,实施惠民金融创新,高举金融扶贫大旗,全面打造金融扶贫"样板工程",探索出了一条彰显"农"姓本色、助力脱贫攻坚的特色之路,让金融活水浇灌广大贫困地区、贫困群众.     

新疆边防总队建强丝路边境堡垒构筑厚重稳固边防纪实 边关党旗格外红

5月20日,在新疆边防总队举行的定点包村扶贫援建项目揭牌仪式上,新疆克州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皮羌村的100余户贫困群众收到了新疆边防总队送来的地毯、衣物等扶贫物资。这是近年来新疆边防总队党委按照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和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部署,开展警地党组织联创联建扶贫帮困的一个缩影。     

西乡县人大:五年监督持续发力五大亮点惠及民生

脱贫攻坚吹号角形成决议促落实 2016年4月24日,西乡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出《西乡县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议》,决议动员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各级各部门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市县委精准脱贫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求上来,坚决打赢三年脱贫攻坚战,力争2018年基本消除贫困现象,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这一决议的作出,为全县脱贫攻坚工作吹响了前进的号角,决议作出后,全县积极行动,扶贫脱贫工作扎实有序开展.     

抓早动快探索就业扶贫新路子——商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省市脱贫攻坚动员会议召开之后,商南县人社局积极落实会议精神,抓早动快,迅速安排部署,紧紧围绕中央提出的“引导劳务输出脱贫一批”和省市就业扶贫工作要求,在全面做好贫困劳动力劳务输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就业扶贫新路子,围绕“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目标,把就业创业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探索推行了“四加加动”就业扶贫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     

惠民政策的捍卫者 移民利益的守护神——记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检察院

红寺堡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核心区,是自治区党委、政府贯彻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为从根本上解决宁南山区贫困群众脱贫问题建设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的主战场。背靠素有"旱海明珠"之称的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搬迁安置"西海固"等八县贫困带上的近20万生态移     

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法治保障研究

精准扶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开发的战略导向,也是提高扶贫效益的必然选择.这一全新的扶贫理念根植于共同富裕和人权保障理论之上.面对农村贫困状况的新变化,精准扶贫面临着法律供给不足、泛行政化以及工作机制不规范等现实困境,解决新时期扶贫的最有效的途径是依法扶贫.我们应在借鉴国外反贫困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健全精准扶贫法治化工作机制,完善贫困地区公共法律服务制度,强化司法保障,加快构建以权利义务关系和主体责任为核心的扶贫法律体系,为精准扶贫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全球正义视角下免于贫困权利的实现

"免于贫困的权利"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在反贫困的过程中要超越国家和民族关系的正义观念,而形成一种适用于全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球正义观念。当下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往往从自由权、适当生活水准权和发展权这三个角度出发构建免于贫困权利的实现模式。但这些模式并不能完全实现免于贫困的权利,应当建立一套包括赋权机制、监测机制、合作机制在内的相对独立的权利实现机制。为了确保发达国家履行在贫穷国家免于贫困权利实现方面的国际人权法义务,应当在国家间指控及和解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司法或准司法制度。     

免于贫困的权利及其法律保障机制

减少贫困问题是一个国际学术热点。现有的"基于人权的减贫方法"无论是在法律本体论还是规范实效性上都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应当转变为"免于贫困的权利方法"。免于贫困的权利是人类享有维持体面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和文化产品,并通过获得均等的减贫机会,参与、促进减贫并分享减贫成果之积极行为来实现的权利。该权利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具备人权的逻辑要素,且不能被国际人权公约所列举的人权形式所替代或覆盖,因而是一项独立的人权。应当在全球层面构建免于贫困权利的新型义务谱系和法律实施机制。     

精准扶贫的中央立法与全面司法保障

精准扶贫的法治保障主要体现在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为了保障精准扶贫的顺利实施,中央扶贫立法十分必要。中央立法需要在地方立法实践的基础上,根据精准扶贫的指导思想,在立法上明确或者规范"谁来扶"、"扶持谁"、"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监督"等问题。司法相对立法而言,在精准扶贫法治保障中的作用应该是次要的、辅助性的。司法除了降低职务犯罪的发生以防止扶贫资源的不当漏出,还可以通过恢复正义、人权保障、司法监督的方式减少、预防贫困现象的发生和增强扶贫的针对性,为精准扶贫的顺利推进减少难度和阻力,从而提供全面的司法保障。     

高滩镇:四项硬措施决胜脱贫攻坚战

近年来,紫阳县高滩镇把贫困群众作为全面小康的关键人群,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的关键举措,紧扣贫困村,聚焦贫困户,多措并举,决胜脱贫攻坚战. 瞄准对象,“精准滴灌”真扶贫.精准扶贫,首先要精准识别,该镇以组为单位,召开群众会议,宣传扶贫政策,广泛发动群众,让群众评选贫困对象,坚持镇村组三级联动,严把入户调查、申请评议、公示公告、抽检核查、信息录入、建档立卡“回头看”等关口,精准识别贫困人群,建档立卡,实现符合政策一户不漏、不符合政策一户不评,建立翔实的数据资料库.     

中国"反贫困"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的制度障碍分析

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反贫困"进程推进的必然结果,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虽然我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农村低保的试点工作,但各地农村低保制度在实施过程巾遇到了诸多障碍,很多地区的农村低保工作都处于基本停滞状态.我国各地地方政府应拓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来源渠道,科学划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合理选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对象,不断完善本地区的相关制度,推进农村低保工作的顺利进行.     

原深度贫困村巩固脱贫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路径研究——基于安徽省24个深度贫困村的调查研究

截至2020年底,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也为其他国家解决贫困问题、加强农村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但是,解决了现行标准下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并不代表农村的贫困问题已经彻底消除,相对贫困问题、防止返贫现象发生成为巩固脱贫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基于此,本文对部分深度贫困村进行实地调研,...     

刑事审判中对贫穷者的司法援助

由于财富上的差距,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的规定——刑事被告人有请律师出庭辩护的权利,成为了贫穷者无力支付的奢侈品。从1932年鲍威尔案、1938年约翰逊案、1942年贝茨案、1963年吉迪恩案,直到1972年的阿杰辛格案,经历了一个180多年的宪政历程,美国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刑事审判中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已经成为衡量一国人权保护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而中国刑事法律中对弱势群体保护的规定很不完善,因此,笔者建议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弱势群体的律师辩护权,兑现公民神圣的宪法权利。     

论消除权利贫困与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消除不和谐现象,权利贫困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本源性因素,许多不和谐现象都是由权利贫困引起的.权利贫困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彼此消长的关系,消除权利贫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构建和谐社会是消除权利贫困的有效措施.消除权利贫困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符合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特征.全面提高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程度和普遍提升公众的权利意识,是消除权利贫困的根本性对策.     

论信用卡格式合同不公平条款的法律规制

对信用卡格式合同中的条件变更信息披露之排除条款、冒用风险分配条款和抗辩切断条款这三种不公平条款进行法律规制 ,是控制发卡机构的优势滥用 ,维护持卡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信用卡交易乃至现代信用经济发展的必要举措。我国法律应借鉴外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 ,提高立法层次 ,开展小额电子资金划拨的专门立法 ,开展消费信用的专门立法 ,颁布信用卡格式合同范本 ,以保护持卡人的条件变更知情权 ,合理分配冒用风险 ,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持卡人的抗辩权     

文化法的定位、原则与体系

文化法属于社会法的范畴,旨在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实现和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要。建立公民文化权利与政府责任之间的关联性,确立和维护产业文化与事业文化形态,促进文化体制改革、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文化繁荣发展,需要加强文化法治建设。文化法治建设应当遵循文化权利保障、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结合、市场化与政府规制协调以及综合效益原则,构建由宪法文化权利与宪法文化政策两块坚实基石、文化事业法制与文化产业法制两个基本侧面、中央文化立法与地方文化立法两个对应层面、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两个互动方面有机构成的文化法制体系。     

Policy Coherence,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overty Redu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linkages between policy coherence,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overty reduction. It begins with a few thoughts on what these terms mean, and how they are linked. It then provides some perspectives on how the linkages might be improved over time. The paper takes the view that the most coherent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both poverty re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likely to be one that is relatively decentralised, and based on a modular (networking) structure.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this framework should rely mainly on domestic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rather than on global ones.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o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lso implies a judicious mix of strong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smooth-functioning markets, and well-targete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The business and labour communities are therefore crucial. Other elements of civil society, notably the NGOs, also have important roles to play.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ill have to overcome significant resistance insofar as the interest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concerned. Developing countries will need to be convinced that it is in their best interest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s. The best way of making this case is to link (local) poverty reduction objectives explicitly to (both local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oals. Bringing greater coherence to international trade,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olicies could mak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strengthening these linkages. Investmen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here – in the future, investment governance will likely prove to be more important for poverty reduction th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ocusing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ill not be enough.     

资源枯竭型城市贫困与反贫困对策研究

中央制定"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就是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资源枯竭型城市由于资源主导产业的衰退造成的贫困问题,是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资源枯竭型城市存在较严重的集体性失业、群体性贫困等问题;资源型城市的贫困问题除了资源枯竭这一客观因素外,与一系列的失衡不无关系;破解资源枯竭型城市贫困难题的主要对策,就是促进资源枯竭地区转型发展.     

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提升路径探讨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应完善包括地方公安立法在内的公安工作制度体系。目前,各地公安立法还存在体系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欠缺特色性规定、不能适应社会治安防范现实需要等问题。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有利于完善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有利于建设法治公安,有利于促进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有利于规范警务运行机制。为有效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必须树立社会治安治理立法理念,准确评估地方公安立法需求与效果,完善和规范地方公安立法程序,推进地方公安立法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