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责任事故罪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比较研究——从一起因擅自增加楼层导致的坍塌事故说起

建设单位未经审批、设计,擅自将搭建违章建筑工程发包给无资质人员施工,施工人员既无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交底,又未制定采取相关安全监督规定和安全措施,擅自施工导致事故发生。该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保障生产、作业行为安全的法规,而非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方面的规定,不存在降低工程质量的行为,应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     

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之认定

正确认定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要对危险的种类、危险成立的标准、危险的严重程度进行界定。在目前缺乏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依据的情况下,从兼顾立法原意和本罪的特点出发,以死亡二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作为"重大伤亡事故"的认定标准较为适当。认定主观方面上的"明知"应当以重大安全事故直接责任人员的认识能力为标准,以确实充分的证据为依据。     

对刑法第137条适用问题探讨

刑法第137条规定: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构成重大安全事故罪。 在司法实践中,对“重大安全事故”的理解不尽一致。对工程倒塌、造成人身伤亡属重大安全事故,认识基本一致,这里不赘述;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属不属于本罪客观方面的表现争议较大。笔者认为,对已造成     

关于合同法中“重大误解”的探讨

《合同法》规定了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但没有设定相关的具体规则。如何认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是当前理论和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者主张将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与未成立的合同相区分,将重大误解的救济规则与合同解释的规则相区分;并对构成重大误解的条件、误解的内容、重大误解的可宽宥性、放弃撤销权的行为等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我国现行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的不足及其立法完善

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对犯罪分子从宽处罚的制度,它体现了我国刑法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预防犯罪。但是该条款概念规定模糊,司法实践中易造成歧义,且现行刑法对之采取绝对从宽处罚,确实有其不足之处,有待立法的近一步完善与修改。     

重大责任事故罪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区别之浅析——以张某某案为例

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两个罪名,二者在构罪要件上有诸多相似之处,故而给现实案件处理带来许多疑难困惑,但二者也有诸多不同之处,本文旨在通过二者构罪要件的详细分析,给现实案件办理带来裨益。     

对特别重大事项立法问题的审视与思考

立法法第 67条规定 ,“本行政区域特别重大事项的地方性法规 ,应当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法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职权所作的这一调整 ,突出了代表大会的立法地位和权威性。界定特别重大事项是加强地方人大立法工作力度而不是地方人大与其常委会的分权 ;立法法出台后 ,地方人大的立法职权既没扩大 ,也没缩小。不能机械地将特别重大事项与其他重大事项划界分割。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事仍无须提请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我国《民法典》买卖合同制度的重大更新

买卖为维系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制度。我国《民法典》立法者参酌理论研究成果与实务发展经验，对《合同法》买卖合同章作了大幅度的增改删，包括非实质性变动与实质性变动。在实质性变动中，涉及买卖物运输时的风险负担制度、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制度、试用买卖合同制度、保留所有权买卖合同制度等均有重大更新。这些日趋缜密、科学的规范，提供了没有矛盾、具有导向确定性的行为规整，实现着正义且有实益的利益分配，极有助益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宏大目标。     

对重大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多发易发原因的思考

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历来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区＂,职务犯罪案件频繁发生,不仅对重大工程的建设造成影响,侵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国家资金遭受损失,社会危害极大。有建筑市场不完善、市场监管乏力的原因也有刑事处罚上的不足放纵了职务犯罪。本文指出加强对重大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预防,严格依法和用法律惩治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中的职务犯罪显得十分重要。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法治化探析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和维稳机制创新的重要成果，其良性运转与功能发挥同法治化建设的程度密切相关。推动“稳评”的法治化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立足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法治化问题的由来和现有研究成果，厘清近年来重大决策“稳评”法治化建设成就和现存问题，并提出如下建议：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以法治思维加强对重大决策“稳评”工作的政治领导；以“稳评”过程中的“共识型民主”促进科学民主决策；以加强对第三方评估行业的规范化建设为“稳评”法治化提供可靠性保障。     

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需要正确处理八大关系

在＂十二五＂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要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检察机关需要注意正确处理好八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即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与检察职权行使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与检察职权行使的关系,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司法需求与检察职权行使的关系,加强刑事检控、职务犯罪侦查与强化诉讼监督的关系,办案数量、质量、效率和效果的关系,强化法律监督与强化自身监督的关系,检察业务发展与检察工作保障的关系,检察业务建设与检察队伍建设的关系。     

对公证员出具公证书有重大失实行为适用法律的思考

公证机构性质在定位上归属于提供法律服务的中介组织。对公证员故意出具虚假公证书的行为,应当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论处。不具有公证员资格的公证机构工作人员,由于其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出具公证书严重失实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建议将公证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行为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引起和牵连的其他损失,包括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获得的利益和为恢复正常管理活动或者挽回损失所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间接损失,一并作为量刑的法定依据。     

对军婚保护条款的理解

军婚是指夫妻双方或一方是现役军人的婚姻关系。现役军人包括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服役、具有军籍的人员。复员军人、退役军人、转业军人和在军事单位工作不具有军籍的人员，均为非现役军人，其婚姻关系不属于军婚范围，均不能按军婚办理。现役军人的婚姻受国家法律的特别保护，军队也对军婚的结婚、离婚等问题都有特别规定。对军婚保护的原则，是法律对军人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是社会对军人权益的弥补，更是国家军事利益的体现。     

重大误解合同构成要件解析

重大误解合同是一种可撤销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当事人并不熟悉重大误解合同,无法判断合同是否为重大误解合同,从而无法及时正确的维权,使自己受到损失。本文主要应用了一个典型案例对重大误解合同的六个构成要件一一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同其他相似情况进行了比较,以便当事人进行区分,使重大误解合同在维持市场交易公平、稳定,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私法上错误制度的重新构造

私法上错误制度的理论基础为校正正义。错误制度的模型构建要实现保护弱势商谈方以及防止机会主义行为。错误制度对错误的程度要求重大而且对于错误方与非错误方均应当有要求,而且要规定错误制度排除适用的情况。PICC和PECL对此作出了恰当的回应。根据对错误制度的理解,应当对我国的重大误解制度进行改造,未来民法典对此要进行重新的立法设计。     

重大误解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1条以及《合同法》第54条对重大误解都做了规定。但在理论和实务上,关于重大误解制度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本文就重大误解制度中误解的界定、重大误解的标准、构成要件、法律后果等问题做了简要的探讨。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中的信息披露义务

由于我国法律制度不健全,银行业市场监管不到位等种种原因,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纠纷频现。纠纷的主要类型包括银行欺诈、重大误解撤销合同、违反客户评估义务以及银行信息披露不当等。根本解决此问题需从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各方面和各环节着手。     

浅谈如何办理大兴区重大责任事故案件——以检察机关服务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本文结合北京市大兴区的实际情况,并从法律文本出发探讨了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内涵,明确了该罪的犯罪主体、客体以及犯罪的客观方面。进而理清了该罪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以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该罪。     

重大危机下我国失业保险应急机制的立法思考

我国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是建立在社会常态运行基础之上的．而重大危机所引发的较大规模的失业对失业保险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发达国家在应对重大危机引发的失业危机上具有相对完备的失业保险应急机制．而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在失业危机应急方面仍存在许多缺陷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从失业保险基金应急使用、支持企业减少和预防失业、应急就业培训、失业保险基金应急调剂以及失业保险费率动态调整等方面构建重大危机下我国失业保险应急机制。     

建立重大刑事案件犯罪现场介入机制

重大刑事案件犯罪现场是指重大刑事案件犯罪分子作案的地点和遗留有犯罪痕迹、犯罪物品的场所。案情自身的严重性及案发后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决定了检察机关介入重大刑事案件犯罪现场的必要性。而法律和实践上的要求则为检察机关介入重大刑事案件犯罪现场提供了可行性。在实践中,检察机关面临着介入机制缺失的困难,影响检察机关介入的质量和效果。为了保证重大刑事案件的高质量办理,保障被害人、嫌疑人和社会的法益,有必要建立起介入范围清晰、联动应急及时、介入事项明确、责任承担到位的重大刑事案件犯罪现场介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