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法律信仰”命题的批判

自从1991年《法律与宗教》的中译本出版后,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被形同虚设"的观点被中国法律界学者迅速接受,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我国大多数法学学者认为中国法制建设中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是由于缺乏"法律信仰"造成的,只有建立起"法律信仰",才能真正实现法制现代化。但也有少数学者不赞同这种观点,他们通过理论分析论证法律是不能被信仰的。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考查,法律信仰的命题也是不妥当、不合适的,它既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也会导致权力崇拜、专制主义的兴起等严重危害后果。     

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

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被中国法律界学者广泛认同,并认为中国现阶段法律不能得到倚重和尊重,关键就是人们没有“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一个错误命题,法律不能被信仰在于法律不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法律至上的追求不等于“法律信仰”,中国的法治现状与西方的法治现状存在根本差别,倡导“法律信仰”是将中国法治引入误区并会带来危害,它转移了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并混淆了信仰与权威的界限,是一个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念。     

论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

本文以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中“法律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为基础,认为法律信仰是一种误解。文中通过伯尔曼的写作背景和语言转化,说明了被误读的两点原因,从逻辑上分析了宗教与法律本质的不同及法律信仰在中国语境下的不可能。     

法律信仰的内涵分析

自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一书被引入我国以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名言在法学界引起了关于法律信仰的研究热潮,各种观点层出不穷,法律信仰能否本土化是一个终极的争论目标.本文认为要解决这个终极的问题,必须讨论清楚法律信仰的真正内涵,在此基础上才能使相关的讨论变得有意义,法律信仰长期处于一种被误读的状态,我们应该将其加以纠正.     

浅谈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一个重要的法学术语,人们对它有不同解释。资产级级思想家把它解释成“心理的综合”、“合法感”、“法律感觉”等等,从而将它归结为人们非理性的心理现象,并认为它是不可思议的。如德国法学家耶林说:“法律意识和法律信念是为人民所不得而知的科学抽象”。苏联学者多将法律意识理解为法律观点的总和。如卡列娃认为:“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是一定阶级的法律观点的总和,而在人民道义上和政治上一致的条件下则是全体人民法律观点的总和”。罗马什金认为,法律意识是:“传播于社会中的反映人们对现行法的态度的法律观点的总和”。我国法学界对法律意识的理解也不统一。有人说:“法律意识就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有人说,法律意识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也有人说: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的思想和观点的总称”。还有人说,法律意识就是:“人们法律观点的统称。”上述观点虽然揭示了法律意识的基本属性,但是我们认为不准确,或者说不全面。其一:法律意识不限于法律观点。其二:用法律观点、法律思想、法律知识共同解释法律意识,外延重叠、层次不清。 什么是法律意识呢?我们认为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理     

“法律信仰”:中国语境下的误读与建构——再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面对西方的没落与末世的现状,在应对西方法律传统出现的整体性危机,伯尔曼由此提出了整体主义法学的构想与广义的法观与之回应,在此基础上,伯尔曼形成了最广泛意义上的整体法律观.然而,在实证主义与工具主义法律观主导的中国语境下,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常常被误解.本文正是以《法律与宗教》的“法律信仰”观为主题,正确梳理伯尔曼的广义法律观和“法律信仰”论,与当今中国法律观作比较研究,从而厘清“法律信仰”在中国语境的谬误并提出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之路,即珍视中国传统文化,正识“法律信仰”.     

应树立对宪法的信仰

在中国需要树立牢固的宪法信仰 ,这是中国走向法治之路所必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确定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要求在一个国家里从上至下 ,从下至上地经久地牢固地树立法律至尊、法律至上的理念 ,这是法治得以滋生、存续的土壤。而要形成法律至尊、至上的理念 ,必须使社会对法律抱有信任乃至信仰。正如伯尔曼所说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所以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我国 ,党领导人民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制定宪法 ,党又要求全党遵守宪法。法治…     

是法律信仰还是法律权威

张永和在《政法论坛》2006年第3期上著文《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指出，最近几年，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的格言在我国法学界得到广泛传播。法学界基本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只有通过公民产生“法律信仰”，法律才能得到应有的倚重和遵守。这个命题在西方可能是一个假问题，而在中国却根本不能提倡．     

法律信仰批判

中国法学界的"法律信仰"命题,是对美国学者伯尔曼有关法与信仰(宗教)之关系论述的误解,这种理论对中国社会影响很深,并导致了法律界的一系列错误观念。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一命题进一步进行反思和批判。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表明,法律不能被信仰;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而应是加强法与社会的沟通,增加法的现实性、可行性、合理性与正当性。     

法律信仰之探讨

“法律”在现代法治国家被确立为“至上”的地位,为了维持这种地位的永恒,注定它不能仅仅被作为一种“治理工具”来重视,而应形成一种民众的法律信仰。本文从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过程入手,论证了法律作为信仰的历史合理性：并通过研究法律信仰的对象来探讨“法律应如何被信仰？”     

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现代化

当今全球大部分地方将法律奉为至上准则来处理各类大小事务时，中国也理性地选择了走“依法治国”之路。而法治国家的形成有待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实现，国民文化素养的提高。法治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因此，法治现代化的真正的内在动因是树立全民的法律信仰。没有法律信仰，法律是空白的，法律是无望的。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一、法律信仰的概念法律信仰是一个牵涉法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伦理学的概念，由于其牵涉面广，以至要用几个简明的文字得…     

“信仰法律”的提法有违法理

信仰的要义是主体或信仰者自愿地对某种或某些一直没有或不能得到理性或经验支持的观点、主张、实体深信不疑,视其为至真至善至美以至于奉其为生活的目的和终极意义。信仰属于自为的领域,不能被要求和强制。除非我们仅将法律局限地理解为超验的自然法,否则,实在法由于其无法祛除的工具性、无法克服的缺憾性不可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同时,若“要求”人们信仰它,事实上就否定了人们对国家法律持有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使国家法律丧失不断改革、完善和进步的可能与动力,最终导致危害法治的后果。     

法律信仰命题的交锋、探源与出路

法律信仰命题在中国曾掀起轰动的大讨论,主要观点有肯定论和否定论两大阵营。通过分析法律信仰命题的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可以发现,中西方对法律信仰的理解存在极大差异,中国法律信仰命题其实误读了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命题。中国法律信仰命题争论的可能出路是以"法治信仰"替代"法律信仰"。     

从“神话”到“鸡汤”——论转型期中国法律信任的建构

在法律信仰之争中,法律信仰怀疑论和否定论者主张法律信仰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都不适于中国,主张法律信仰的学者更多地是过分误读了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句话,并据此做出了不合时宜的判断,因此其所主张的法律信仰更多地是一种"神话"。相对于作为"神话"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任是一种"鸡汤",虽然它不能治病但富有营养,有助于社会肌体的康复和法律的有效实施。法律信任"鸡汤"的熬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法律内和法律外进行"综合治理"。其中,经过由更普遍的有效参与和更加公平的法律程序、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以培养人们的乐观主义态度进而产生对法律的信任、从约束权力和反腐切入来打破法律信任不足-法律具文化这一恶性循环,是三种相对可行的路径。     

再论法律职业化与法律职业共同体

随着法律职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现阶段基本形成了法律职业阶层,但并未出现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即便如此,鉴于法治信仰并未真正被培育,现有法律职业阶层仍然存在被异化为“物化”法律职业利益集团的风险。因此,法治信仰的培育既是法律职业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核心元素。     

论土耳其的司法演进对于法律信仰研究的启示

土耳其是法制现代化比较成功的非西方国家,其成功的要素之一便是它妥善地处理了世俗法律和宗教信仰之间的问题。土耳其没有实现全民族对法律的信仰,但这并未妨碍法治文明和民主政治在其国土上的有效确立。这对当前我国法学界将"法律必须被信仰"作为普适性的结论,将建立法律信仰视为实现法治的必备要素的观点无疑是一大冲击。以土耳其为例证,对"法律信仰"命题的提出了质疑。希望通过中西文明以外的伊斯兰文明秩序中的成功经验能够给予我国当前的法律信仰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面对重大刑事案件时社会的法律信仰问题,带来一些多元的视角和不同的启示。     

浅谈法律信仰

伯尔曼的法律箴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完美的阐述了法律信仰的应然性和必要性.本文即从此出发分析了我国法律信仰的现状,从历史传统和现实中的法律现象两大视角透视我国民众缺乏法律信仰的主要原因,并从立法、执法、司法、公民的普法等多个角度,探寻培养我国民众法律信仰的途径和方法.     

小议形成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和经济基础

世纪之交，当全球大部分地方将法律奉为至上准则来处理各类大小事务的同时，中国也理性地选择了走“依法治国”之路。在亚洲、东亚的成功表明，法律和法治在这一地区已不是政府强制推行的规则，而是人们心中深刻的信仰，是一种与商业文明对位的主体精神价值的体现。法律信仰不仅是支持法律和法治事业的精神动力，也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的基本支持力量。没有法律信仰，法律是空白的，法治是无望的。只有在法律被信仰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这种理想的法治状态。本文正是拟从树立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     

法律推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刍议

一、法律推理的内涵界定关于法律推理的内涵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 ,一般来说有两种观点 :一种也是广为流行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即 :“法律推理主要是对法律命题的一般逻辑推理。在不同情况下 ,可使用各种推理。”① 也就是说 ,法律推理是逻辑学中的推理理论在法学中的运用 ,它属于法律应用逻辑的范畴。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推理不再属于法律应用逻辑范畴 ,而是属于法律哲学中的一个问题。正像霍姆斯著名格言所说的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 ,而在于经验。”虽然司法判决过程中的表面特点表现为逻辑方法和逻辑形式 ,但这种过程的真正特…     

法律信仰的路径——传统中国法的考察与当代中国法治状况的反思

法律被一个社会所信仰的关键前提之一，在于它必须是一个民族传统的某种形式的延续。从这个角度看，自汉代初年的“引礼入律”就是将中国古代社会久远的传统注入到法家建构的法律体系之中，并统摄在儒家思想的灵魂之下，由此使法家的法律体系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也促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信仰的形成。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宗教及世俗的双重特征，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自上而下的实践表达，使这种信仰极易为民众所接受，并持续近二千年之久，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的人为割裂，是今日中国社会法律信仰难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建设法治社会必须面对与反思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