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 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纲要

在重新发现中国宪法的理论自觉下,本文以中国宪政模式为题,以"差序格局"、反定型化和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为关键词,层层递进发现了中国宪政的一种结构性面向。"差序格局"是中国宪政模式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宪法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立足点。反定型化是"八二宪法"时代的改革策略。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含并且包容着参差多态的地方模式,这种地方试验主义的宪法允许由下而上、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试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宪政作为一种政治整合机制,必须自觉地保持共识的未完全理论化,这不仅是建设一个各得其所的自由社会的要求,还是由"差序格局"政治空间及其内部差异性与反定型化作为特定时期的宪法策略所共同决定的。     

跌宕起伏的中国宪政研究六十年——以《人民日报》载文为主线的叙述与思考

宪政一词从清末以后逐渐成为官方与学术界的常用词。在1949年以后的前30年,宪政一词被逐渐贬值直至最终消失;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后30年,宪政一词经历了艰难的解禁期。1993年法学研究开始全面涉及宪政领域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直到2006年宪政研究才真正从政治上解禁。中国宪政研究的艰难历程昭示我们:宪政研究有赖于宪法权威的确立与宪法基本观念——法治、人权——的被接受;宪政研究与宪政解禁和宪政观念的传播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宪政研究有赖于权力主体对宪政研究的宽容;同时,学术体制对宪政研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革命、改革与宪制:“八二宪法”及其演进逻辑 一种政治宪法学的解读

本文基于政治宪法学立场,在百年中国宪政历史的脉络中,阐释了"八二宪法"的复调结构、改革属性以及演进逻辑。"八二宪法"的颁行既在于拨乱反正,又在于为改革开放提供宪政结构,因此内含着多重逻辑,特别展现为革命与去革命的二重奏以及主权的三重肉身,正因为如此,"八二宪法"实际上是去革命的改革宪法,四个修正案充分展现了改革宪法的属性以及内在演进逻辑,并旧瓶装新酒地内化出一种新的宪政设计。     

“看得见的宪政”:理解中国宪法的财政权力配置视角

如果说政治权力的配置是宪政体制的核心,那么作为任何政治共同体存活须臾离不开的血液,财政权力就是最不可或缺的政治权力,财政权力配置堪称所有政治体制大厦的根基。财政权力配置有自身对权力的政治分工和权力制约规则,财、人、事的合力决定着其他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及其实效。收入、支出、转移支付、预算、决算和审计六项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组成的财政权力配置,以宪法、税法、预算法、转移支付法等宪法性法律为主要表现形式,是最可能"看得见的宪政",也是最关键的宪法实践。由是观之,1994年的中国分税制改革,前所未有地重新配置了共和国的财政权力,可以说是中国宪法实践的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转型。而围绕分税制改革及其实效、历时三十余年、今天仍在持续的社会大辩论,也表明有必要从静态宪法观转向动态宪法观,把宪政视为不断自我修补、永远臻于完善的动态过程,这将有助于发现鲜活的中国宪法规则。     

亚洲国家宪政发展的道路初探:五大国家的比较研究

作为亚洲五国的中国、印度、南北韩(韩国和朝鲜)、日本与印度尼西亚宪政发展道路各有不同。究竟源于西方社会的宪政模式是否在其发源地以外也具有普遍适用性?亚洲又是否存在特殊的宪政模式或政治体制?如果我们从宏观历史与比较研究的角度审视这五国自十九世纪末直到今天的发展,便可发现,在现代和当代时期,宪政主义在亚洲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亚洲似乎没有产生特殊的"亚洲式"的宪政模式或政治体制,也没有足够证据显示亚洲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与宪政主义难以相容。恰恰相反,宪政主义能否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得以实施,似乎更多地取决于政治因素,以及战争、外国干预等具偶然性的历史事件的影响,而不是主要取决于文化与价值观念。     

中国宪政模式?巴克尔对中国“单一政党宪政国”体制的研究

目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国家-政党"宪政模式。本文集中介绍了巴克尔对中国"国家-政党"宪政体制的研究。"国家-政党"宪政体制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所确立的宪政模式也在这种传统之下。但是,这种"国家-政党"宪政体制在1982年以来进行了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开始迈向"单一政党宪政体制",即在党和国家分权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的要素,确立了宪法最高地位,从而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党作为社会价值规范的提供者,为宪法和法治提供了规范价值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和法治约束了党的行为方式,使其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在此基础上,巴克尔提出了完善"单一政党宪政体制"的有关构想。     

宪政正当性论略

宪政是按宪法运作的政治和政治体制,是颁布宪法的必然目标和实践归属。我国一些学者却明确提出了“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的主张,这种“宪政否定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新中国对宪政建设的贡献,也削弱我国公民本来就很淡薄的宪法意识,应予纠正。宪政是一个比民主、法治和人权抽象程度更高的概念,可以涵括我国现行政治理念,客观地对待现代政治文明,确立宪政的目标,加强宪法实施,把宪法规定的东西切实落实下去,是一种积极、稳妥、务实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当代俄罗斯转型宪法的本土化及其困境——参照美国的比较分析

当代俄罗斯宪法是社会转型期仿效西方的宪政模式进行构建的,在传统与现实、制度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下,俄罗斯的宪政之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宪法本土化过程.作为后发外生型宪政代表的俄罗斯宪法及宪政与作为先发内生型宪政典范的美国宪法及宪政,在宪法及宪政产生的深层背景、与相应法律文化体系的关联、宪法文本内在的差异、宪政实践中的危机与困境等方面存在诸多的可比较性.这种比较所及的不单纯是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在更深层次上是一个包客了民族、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性的大文化问题,这对于后发外生型国家克服本国宪法及宪政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遭遇到的困境与危机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西方宪政思想的流变以及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影响

宪政是近代西方社会的基本政治体制,也是近代欧洲大陆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欧美社会经济运行良好、人民福利待遇高。然而,宪政在欧洲的发展绝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几千年古老思想的积淀。相对于欧洲大陆风风火火的宪政运动,中国却是态度冷漠。直到19世纪中叶,宪政思想才真正被介绍到中国。由于宪政在中国没有思想根基,且当时的宪政运动更是照搬西方现成的政体模式,最后以失败告终。在当代中国,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社会宪政制度的变迁,学习西方宪政的一系列成功的改革措施,来调整我国政府的结构、变革一些陈旧的观念,以便于更好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文明。     

中国富强宪法的理念传承与文本表征

中国近代以来的立宪政治运动与富强的国家政治诉求关联密切。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制度文明的过程中,从清末时期的"维新富强观"到民国时期的"共和富强观",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主义"的羁绊,这塑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宪法权力结构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和政治理想主义的影响,走了一条"强国家主义"的道路。及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转向政治现实主义,并在经济领域率先实现了从"强国家主义"向"弱国家主义"的转型,而这使得富强的含义及其在宪法中的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富强"成为以"物质文明"为内涵的首要"国家任务目标"。     

中国近代宪政文化概述

宪政是宪法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宪政强调国家权力的限制和防范,强调公民的参政权和政治程序。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宪政的理论与实践依照简单的理性逻辑,不断向西方借鉴,缓慢发展。在富国强兵的理想和救亡图存压力下,近代中国对宪政价值与宪政文化理解出现了偏错,使得中国近代宪政之路荆棘丛生、曲折坎坷,且这种实用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思维模式影响中国的宪法实践至今。厘清中国近代宪政发展历程,反思中国近代宪政实践为何陷入困境,糅合中方传统政治模式与西方宪政文化,最终达到宪政文明。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宪政发展展望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对外开放、发展经济的重大举措,此举必将带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国民生活的诸多变化,并将对我国政治、法律、社会和文化等产生重大影响。宪法作为规范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根本法,同样也面临着新的经济形势下的诸多挑战。毋庸置疑,现行宪法十几年来为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发挥了巨大功效,但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制宪背景注定其越来越难适应发展迅猛的经济、社会形势尤其是入世后的亲要求。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宪政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但也为我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带来机遇。如何在宪政实践中既保护中国特色,维护国家利益,又能及…     

走向程序法治:中国刑事程序改革的宪政思考

刑事程序法治化是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推动宪政建设的原动力之一。由于刑事诉讼法的"涉宪性",进行刑事程序改革必然会牵涉到宪法的修正,触及到宪政体制改革。而宪政制度中法律秩序、司法制度、政治体制等宏观问题的科学性、合理性同样将影响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进程。只有理顺宪政、法治与刑事程序改革之间的关系,才能为我国刑事程序改革找到正确的方向。     

过渡时期理论与1954年宪法

1954年宪法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它基本上确立了我国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宪政体制。它的根本指导思想就是用根本法的形式,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固定下来,为整个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根本法上的依据。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宪法化,在整部宪法的内容上,充分体现了过渡时期的特点和要求。1954年宪法之所以在后来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实施,与对过渡时期理论认识发生偏差有很大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及其在现行宪法中的确立,从某种意义上是总结了1954年宪法"过渡性"的经验和教训。在科学认识并界定社会发展阶段、秉承1954年宪法理念的基础上,实现宪法文本与社会客观现实的结合,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宪法和宪政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刘少奇与苏联宪法的移植

新中国的宪政建设在发端之初就走上了移植外来法的道路,从宪法制定到宪政实践,均受到苏联宪政模式的广泛影响。在苏联宪法理论于中国大陆全面传播之时,刘少奇作为苏、中法律嫁接的桥梁,将苏联的制宪建议、宪政精神和选举制度等传入中国;通过移植苏联宪法,主持和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为"五四宪法"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     

改革开放:推进修宪历程

宪法作为根本法,既不可僵化不变,也不可轻易言变。"82宪法"实施30年来,先后进行了四次修正,主要原因是宪法存在于一个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时代,面对"宪法稳定需求与改革开放需求"的矛盾,我国选择了边改革边修宪,用宪法稳定改革成果的方式,这样既保证了宪法对社会现实的适应性,又使改革开放得以在宪法的框架下有序推进。     

直辖市体制及其立法规制——兼论制定直辖市法的必要性

中国近30年的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一种"中央主导型"的改革模式,改革开放的30年历程既是中央不断向地方释放政策性资源的过程,也是中央不断向地方下放权力性资源的过程.随着中央政策性资源和权力性资源释放空间的扁平化,中国改革模式有必要从"中央主导型"向"中央调控与地方创新结合型"转变;其中,汇聚了国家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优势资源的直辖市,已经具备了引领中国改革向纵深发展的能力和条件,如何充分发掘和发挥这种能力和条件,并充分认识其在中国未来体制改革中的引擎性地位,将足以影响国家改革模式的转变乃至整个改革向纵深发展.为此,制定专门的直辖市法,明确和规范直辖市的宪法地位及其与中央政府的相互关系,实属时势所必需.     

宪法修改的基本经验与中国宪法的发展

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的30年,是我国宪法修改频率最高、幅度和力度最大的历史时期。宪法修改是对改革开放成果和社会变迁的真实记录。30年宪法修改的历程,呈现出务实性、人性化和国际化的特点,但也存在缺少宪政体制优化整体思路、经济机制修补具体化、政治机制完善空泛化、修改进程被动化的不足。未来我国的宪法修改和完善,要有整体修宪计划,提高修宪的前瞻性、主动性和现实指导性;要与宪法解释相结合,避免盲目修宪和仓促修宪。     

明治宪法对近代日本法律意识的突破及其局限

在明治宪法框架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从传统的权力一元政治体制模式分离出来;随着政治制度的转变与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选举权意识开始在日本国民中萌芽并获得发展,甚至对日本传统的"法律文化基因"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突变"。然而,制度的迅速推行并没有从整体上带来日本法律意识的本质改变,国民大众对法律理解与接受的滞后仍与制度的迅速推行不相匹配,国民的近代式权利意识仍处于萌芽阶段,近代西方式权利意识并没有成为支撑日本政治社会的核心理念。由于大众缺乏宪法意识,明治宪法体制最终为军国主义势力所利用,并将日本带向战争和崩溃。     

过渡时期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的有益探索——《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介评

1991年 12月 2 6日 ,苏联解体 ,俄罗斯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联邦制国家。在经历一番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之后 ,1993年 12月 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宪法》 ,即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这部宪法确认了苏联剧变、俄罗斯联邦独立的事实 ;规定了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的基本原则 ;指明了把俄罗斯改造成为资本主义宪政国家的前进方向。由于俄罗斯联邦目前尚处于经济政治体制的转轨期 ,因此 ,俄罗斯联邦现行的宪政制度也带有过渡性质的特点。那么 ,过渡时期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将会发生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化 ?1999年 8月法律出版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