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中的国家法

本文以乡土社会为视角,通过一系列诸如"炕上法庭"、"赔钱偿命"等明显与"国家法"规定不一致的现象的存在,可以看出,在乡土社会"国家法"似乎是被边缘化了的,而类似于乡规民约的各种不正式的习惯法却被乡民们普遍的接受,究竟乡土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究竟国家法在乡土社会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本文认为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关键就在乡土社会,而这一过程需要的是对中国的本土资源的真切关注。     

应该使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有机结合

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乡规民约对乡民一直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目前,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既存在着相互融合的一面,又存在着相互冲突的一面。两者相比较,相互冲突的一面明显大于相互融合的一面。为此,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减少对立、冲突,加强两者之间的统一、互补,使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实现有机结合。     

乡规民约与国家现行法契合的研究——以甘肃腊子口民族乡为例

民族地区乡规民约成长于少数民族聚居的乡土社会中,构建民族地区乡规民约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并使之成为民族地区发展的一个新的主导力量,对于稳定农村社会生秩序有着重大意义。本文试针对此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越南乡规民约的发展及其当代思考

越南农村的乡规民约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它是由乡和村的居民们建立的"法律"。历史上,乡规民约是由乡村中世世代代遗留下的契约和习俗形成的。从法律角度讲,这些乡规民约形成了风俗习惯的法律条文,它长期存在于乡村,在历史上对越南国家的建立和维护做出了许多积极的贡献。总结历史,考察现状,乡规民约对于当前越南乡村治理也应是有力手段之一。     

乡土社会背景下司法行为之规范——以基层法庭为视角的研究

中国的农村绝大程度上仍是乡土社会，体现着乡土社会的特点，乡民们处理纠纷时更多的是考虑传统的民俗习惯，注重个案，要求实质正义。处于乡土社会背景中的基层人民法庭如何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兼顾乡土社会的特点，考虑乡民的特殊要求，做到纠纷的真正解决，成为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变迁中的乡土社会入手，探讨了人民法庭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所遇到的现代司法理念与乡土社会特殊要求的冲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规范基层法庭司法行为的几点建议。     

乡土社会对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

纠纷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是不能够避免的,我国乡土社会中自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纠纷。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在选择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时,倾向于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而非国家提倡的现代纠纷解决机制。究其原因,心理因素、经济因素、法治信用因素是制约乡土社会中人们选择的几个重要因素。     

传统中国乡民的法律意识与诉讼心态——以谚语为范围的文化史考察

源于民间、流传广泛的谚语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具有更加浓厚和深刻的乡土色彩,因而也更能够反映出传统中国乡民的法律意识与诉讼心态。通过对这类资料的梳理、考察与阐释,我们可以解读出乡民视野中对于帝国法律和帝国衙门的基本态度,以及他们心目中的社会秩序与诉讼境遇。谚语不仅是传统中国乡民的法律意识和诉讼心态的表达,同时还具有指引乡民建构法律秩序,以及表达他们的法律思想和诉讼感受的价值。     

论乡村法律信仰的缺失及培育

乡民对国家法律缺乏信仰,直接影响到法治建设的成败。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法律在乡民生活中未获得现实生命力,法外行政与司法权滥用抑制了法律信仰的形成。培植乡民对法律的需要,从体制上根治司法腐败,加大对乡村的法律服务供给,实为乡村社会建构法治秩序之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民土地权利的体制塑造

乡民土地权利的生长是农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政策和法律互相作用，共同促进了乡民土地权利保护规范的发展。四十年农村改革最大的成就是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初步确立了相对完整的乡民土地权利制度体系。未来，乡民土地权利还面临着权能不完全、缺乏征收保护规范、市场化交易难实现等多方挑战，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社会整合与人民法庭的功能定位

随着乡村社会转型,乡民与国家、家庭、传统规范之间的纽带早已松懈,个人对社会保有的团结情感和道德责任感随之淡薄,乡村社会的整合问题将越来越突出.人民法庭的司法运作在修复国家与乡民之间的关系,加强社会整合方面的功能越来越重要.虽然不少研究对人民法庭能动的、便民的司法运行模式持否定态度,但若立足于整体分析的方法与视角,从人民法庭对乡村社会整合的功能意义出发却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人民法庭的功能性必要条件.     

传闻证据规则的功能性分析

要避免制度研究陷入边陲化陷阱,就需要对其作相应的功能性分析。传闻证据规则具有保证证据可信性与被告人质证权的功能,同时还具有维持对抗制诉讼的隐性功能。另外还具有牺牲诉讼效率和放纵罪犯的潜在负功能。在基本层面上,传闻证据规则是基于对抗制诉讼模式与陪审团制度的需求而产生的;在根本层面上,是基于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社会控制系统的需求而产生的。发挥传闻证据规则的功能,需要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与发达的法律援助制度等保障性条件。从总体上看,我国具有建立传闻证据规则的需求性,但缺乏传闻证据规则功能发挥的保障性条件。而且,在目前制度条件下建立传闻证据规则,可能导致调查取证更加困难。     

Juvenile delinquency as reflected by offenders of the borstal institute of Cameroon

This paper will describe the governmental structure of Papua New Guinea and the justice system. It identifies justice policy in relation to devolution and the involvement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justice system. After pointing out that in colonial times judicial powers were exercised at the village level it note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a Village Court system in 1975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Probation in 1985 have both served as a means of introducing custom into the legal system and into the justice system. Probation and Village Courts are discussed and constraints in their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identifie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Probation Service which assist in giving the community a voice in sentencing and in the supervision of offenders are described.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no formal devolution policy until recently, the desirability of involving the community in the maintenance of law and order has been recognised, primarily through Village Courts and Probation. The fact that Provincial Governments have no law and order powers is identified as a factor marginalising Provincial Governments from the justice system and to that extent, the community within the Province.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policy makers need to address the position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within the justice system. Institutional devolution has been limited and there is scope for more to be done but adequate resources must be made available. Gender bias in the Village Court and within Probation as well as the attitude of the lower courts towards Probation are noted as constraints generally.     

江村村民委员会选举个案研究

江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经历了候选人从"内定"到推荐、从等额到差额的转变过程,是村民意愿与上级意图磨合的结果.村民参与选举的热情与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真正当家作主的预期以及他们对村委会的依附程度有关.基层政府在选举中既起到了积极指导又起到了变相控制的双重作用.这一个案对我们完善有关法律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应从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乡、村之间的关系,合理地划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权限;应对村民代表会议的产生、权限及其运行加以规范化和细化;应将"无候选人的直接选举"合法化等等.     

审判何须对抗——商事审判“柔性”的一面

若干普通事例所透露的信息引发我们检讨时下流行的对抗型商事审判方式的妥当性。商事审判模式的建构必须吻合商人的基本品性。由于商人比一般民事主体具有更宽容的心理,更易以和平方式解决纠纷,因此商事审判模式具有"柔性化"的可能。我国目前民商一体化的审判模式,以及在改革中走向苛严的证据制度,显然恶化了诉讼中的商人关系,不利于商人和平解决纠纷,应当进行一场"柔性化"改革。由于我们面临着一个多元风险的社会,这种"柔性化"的审判模式最终会遍及所有法域,促成一个宽容的法治社会。     

司法权威·法官规训·制度网络——对法官角色的一种法社会学分析

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官充当着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而实现良善的治理效果却是以"治理"法官为基础的.在现代社会对法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知识规训、体制规训、道德规训等多个层面来进行的,而我国传统家国式的治理模式,行政与司法合为一体,法官不仅没有获致应有的权威性,而且治理法官的机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当前我国应该通过多重规训机制的综合来逐渐调和司法职业化与生活化、法官精英化与法院官僚化之间的现实冲突.     

海峡两岸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从国际趋势和受害人保护看两岸措施统合之必要

强制的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是及时、妥当地救济受害人,抑制交通事故,保障机动车事业正常发展的重要法律制度。关于海峡两岸的强制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制度,我国现行法律亟待完善,台湾地区则走在世界的前列。为与国际接轨,统合两岸措施,将能极大地促进法治国家建设,利国利民。     

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是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基础,也是处理宪法和民法关系的主要依据。公、私法划分的实质在于它划定了一个政治国家不能插手的市民社会领域,从而为市民社会构筑了一道防御外来侵犯的坚固屏障。宪法与民法的关系不是“母子”关系。民法不是宪法的实施细则。民法应当有自己的权利体系和确立原则。民法和宪法分别是调整私法领域和公法领域的基本法律制度。     

促进稳定发展的法律类型之比较研究

现代国家的治理,主要仰赖政策与法律。促进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此,也促进了法律的发展,法律对促进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有着独到的优势。现代性法律中具有促进型结构的规范类型的集合,可以概括为"促进型法"。英美法系限制干预型立法以"稳定"促进发展,大陆法系国家依法调控型立法以"鼓励"促进发展。"促进型法"具有内在的促进发展的特定规范结构,是专门促进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的抽象性、类型化的规范概念,既有核心内核和中心体系,又有边缘结构。     

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发展规律研究

社会转型是一个价值更替、秩序重构和文明再生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承继以往优秀传统、解决当前现实问题、规划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时期。西方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法治的发展既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又包含着基本的共性特征;既植根于各国的传统和国情,又遵循了基本的法治规律。我国当前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西方国家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建设的共性特征、基本经验和一般规律给我们以诸多启迪与借鉴,也有助于我们预测和把握我国法治的未来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