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晚清司法改革的价值变向

作为对外部挑战与内部情势的司法回应,晚清修律和司法改革运动首先意味着司法理念与司法原则的历史性转变,进而标志着一种区别于传统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近代型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应运而生,展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司法文明进步成长的历史图景。这场司法变革运动的启动性举措,乃是删除最重之法,推行恤刑庶狱,彰显了司法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从而为编订《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近代中国法律与司法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恢复性司法”看中国法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

中国司法传统的主流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道精神,也蕴含着“和为贵”的价值取向。而目前在西方兴起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在价值理念上与儒家的和谐思想和调解制度有诸多近似之处,而这也正是中西法律文化可以汇通的地方。它们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均有借鉴意义。     

被害人权利救济视野下的传统司法与恢复性司法模式之比较

恢复性司法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对被害人的尊重和保护。我国传统刑事司法是报应性司法,是以犯罪人为中心的,漠视了被害人的权利救济问题,不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应结合我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模式。     

被害人权利救济视野下的传统司法与恢复性司法模式之比较

恢复性司法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对被害人的尊重和保护。我国传统刑事司法是报应性司法,是以犯罪人为中心的,漠视了被害人的权利救济问题,不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应结合我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模式。     

“法庭之友”制度的探究与启示

以规范人的社会活动为目的的法律与以追求人的真善美为目标的文学,两者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文学视域中的“法庭之友”制度,深刻揭示法律不是“本本中的法律”而是“行动中的法律”。“法庭之友”制度进入到司法环节并适用于个案诉讼程序,对促进公正司法、提高司法民主具有重要价值。“法庭之友”制度在价值取向、制度模式、诉讼地位上与中国专家法律意见制度具有共同性,但两者在参与主体、论证内容、提请程序上存在差异性。可通过借鉴“法庭之友”制度的精神和价值理念,建构规范中国专家法律意见制度。     

法的伦理化与伦理化的法——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一个经济社会史的观察与分析

伦理化是中国法律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导致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原因很多,本文从经济社会史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中国法律文化伦理化的一个主要根源就在于中国古代经济的自给性、封闭性与经济政策的压抑性。伦理化的法律与这种小农社会的经济形态、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是相适应的。通过与西方宗教伦理的比较,我们可以知道在这种自然经济与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是无法诞生权利义务的观念、平等的观念、公平与正义的观念。因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走上伦理化的道路。     

民法冲突解决中的利益衡量——从民法方法论的进化到解释规则的形成

社会主体多元化的利益冲突是民法视角下冲突的根本成因。通过利益衡量可以明确民法预设的秩序价值目标的所在,其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在长期复杂的司法适用过程中,渐次形成达致统一的规律性的处理方案,才能避免个案中利益衡量的恣意可能性,从而把超越文本上法律的利益衡量机制变成法律秩序的一个环节,而不是超越法律秩序的特例。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进行裁判的过程中,裁判者应该按照一定的论证规则和程序进行裁判,即按照法律秩序下的妥当逻辑和方法去论证其所坚持的价值取向的正当性和裁判结果的正确性。     

从法律文本规范到法正义实现的障碍——兼论许霆案一审中法的背离

从法律文本规范到法正义的实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由于法律文本规范本身的技术性因素,以及司法者适用法律文本规范的诸多主观因素,使得从法律文本规范到法正义的实现障碍重重。许霆案早已尘埃落定仍然争议质疑声不断,其原因亦主要在此。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适用我国《刑法》第264条文本规范存在诸多法的背离如因对银行与银行工作人员两个主体概念的混淆导致对盗窃罪构成要件之秘密窃取的错误认定、司法者对264条文本规范的立法目的以及对法律共同体的共同价值的背离等等。     

论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以国家法律对家族长权力的确认为视角

中国传统家族司法是当今法律文化研究的重点,其司法主体如何在司法过程中实施司法权和国家如何看待这一权力的应用,引发了对传统家族长权力现代变迁的深刻思考。我们在理解国家法律与基层司法相结合治理社会这一法律文化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能够得出现代家族长的权力与民族现代化发展互容互补的结论。     

“少杀慎杀”的前提是“当判必判”

在很多学院派专家的眼里，礼教伦常的沿袭，是中国向法治社会转型之最大壁垒，譬如“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观等。于传统社会而言，法律秩序与伦理道德本就难分清楚；于现代法治社会来说，法律与道德必须有明确的分野。今天的中国，刑罚轻缓化图景已日趋鲜明，少杀慎杀，早就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价值取向。     

改造权力——法律职业阶层在中国的兴起

统一司法考试有利于法律职业者素质的提高和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世界各国都注重通过法律职业的建构来保证司法产品的高品质。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的二元冲突体现在司法上 ,即是司法政党化、行政化和地方化。法律职业阶层的兴起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结构力学 ,是司法独立的保障。     

鼓声与民意——以登闻鼓制度为例的解读

登闻鼓是传统法直讼制度重要的部分,其历史悠久,反映着中华法系的特征,也是中华法系性格的外显。作为一种特殊的直诉制度,登闻鼓制度反映着民间意愿,是民间伸冤的通道。登闻鼓制度为传统司法提供了补救的机制,也是司法救济的重要途径。登闻鼓制度反映出的中国法律文化价值和理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健全的纠纷解决机制决定和谐社会——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启示

纠纷解决是社会和谐的第一要义,中国法律传统始终贯穿着注重和谐这一主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许多构思与实践,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与社会治理模式,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对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形成正确的认识基础上,通过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承担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阐释了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对当下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无论在司法方面,还是非司法方面都极具启示意义。     

同案同判下司法技术与情理的平衡

同案同判旨在通过指导案例和类案检索制度促进法律统一适用,从而树立司法公信力。同案同判表示着司法技术化趋势,而司法技术化是中国近代以来愈加推崇的形式理性及其所引领的市场经济、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案同判一方面保证了法律的确定性与司法的形式正义,另一方面却因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技术化操作牺牲了部分个案的实质正义。既然同案同判的最终目的是向社会树立司法公正价值,那么就必须兼顾社会公正观。当代社会的主流公正观是在法治前提下追求情理法兼容。这是法律儒家化的结果,符合中华文明的和谐平衡观,是传统司法的首要原则。司法技术化与传统情理法的冲突,深层次是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近代以来,中国对技术过度迷信,导致司法公正与民众公正观的间隙扩大。这需以情理法兼容的传统予以调和,使司法不仅仅是科学的法律知识与程序之学,更是兼顾伦理观的司法技艺。司法技术只能作为解决当前司法适用不统一的过渡与辅助手段,长远来看,需通过拓展法官的综合知识与培育伦理素质以正确适用、阐释法律。     

宗教文化对中国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制约与影响

宗教文化对中国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渗透与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表面看来宗教对中国传统司法审判制度影响甚微,实际上宗教与传统司法审判制度有着深层的纠葛,宗教成为历代政治话语中法律权威性和神圣性的合理来源。其对司法审判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度层面、司法理念层面、法律器物层面。     

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司法救济

现代司法作为西方法治的舶来品对中国固有的司法传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在依法治国的今天,现代司法与中国传统的接触更多地表现在当下的农村社会。设置在乡镇中的人民法庭代表着司法权在基层社会中的渗透,作为一种权利救济途径的司法救济将民众与人民法庭联系到一起,将传统的纠纷解决模式与现代司法联系到一起。在这个传统与现代相互交错的时代,我们应当关注于司法救济如何落实抑或人民法庭如何在基层扎根。     

“韦伯命题”之争及其启示

上世纪初,韦伯提出并论证了韦伯命题——中国司法属于非形式主义的卡迪司法。近百年以后,中国大陆就这一命题的真伪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高水准学术论辩。如果正确理解了韦伯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概念——理想类型——及其衍生的卡迪司法的真谛,并运用整体的观念来评价中国司法,则韦伯命题的成立是无可置疑的,否定论者所列举的实证材料,并不是韦伯立论的基点。韦伯命题之争有复杂的时代背景,它的背后涉及法律文化是否存在普适性价值、不同时空中的法律文化是否存在可比性、如何客观认知和理性对待本族法律文化传统、法律现代化是否可欲及其价值取向等重大的法理问题,特别是对形式主义司法的认知与评价这一重大的司法哲学问题。这些与中国司法未来走向息息相关的时代性问题都值得法学界认真对待。     

对欧美“法律东方主义”的反思与超越

法律东方主义是欧美社会想象与误读中国法的结果,表现为欧美学者以西方法治标准来理解检验中国法。欧洲法律东方主义影响到美国,导致美国社会与学术界对中国法产生各种偏见与自负。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与民国时期美国驻沪法院"治外法权"的存在是美国法律东方主义的体现,是美国法制历史变迁中的阴影部分。美国学者络德睦对美国中国法研究中的传统思维定式进行了反思,指出美国法学学术界对中国法的认知存在很多偏见与自负。后殖民法学理论作为后现代法学理论的分支,依附与从属于美国的主流法学,美国学者反思法律东方主义是为了消除美国法律历史上的阴影,为主流法学的发展提供参鉴。中国法学面临的现实问题与美国有所不同,各自的司法背景也迥异,后殖民法学理论有其学术价值,但吸纳判例教义学体系的精髓才是学习美国法的优先选项。     

法律发现——司法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法律方法

在传统法学研究方法中,阶级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演绎推理等方法是经常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法学方法论研究的深入,法律逻辑分析、法律推理等方法已越来越广泛的被人们所采纳。然而,在司法过程中被人们经常运用的法律发现方法却很少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传统的司法过程中,人们往往比较注重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方法,而对法律发现方法却被人们所忽视。实际上在司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法律发现方法,它不仅是法律方法之一,而且在司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