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宁夏慈善信息公示的内容、问题与路径——以宁夏自治区相关法规为视角

法的应然是指法应当是什么以及应当怎样,法的实然是指法实际是什么和实际怎样。前者是法的理想状态,后者是法的现实状态。本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慈善事业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对有关慈善组织信息公示的规定及其实施现状为论述的基础,将法的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作为视角切入点,辅之以比较的分析方法,厘清二者之关系,以论述《条例》立法和执法之不足,从而探求其解决路径,以期让其更好地促进宁夏回族自治区慈善组织的慈善信息披露工作的进行,使慈善工作的开展更透明,最终带动宁夏地区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美国的慈善立法及其启示

慈善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慈善法是美国社会立法的一部分。美国的慈善立法在经历了由英国法向美国法的转变之后变得更宽松、更灵活。联邦税法是美国慈善法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法律,它所确立的激励、公平和监管原则对于促进和规范美国慈善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是美国慈善立法的主要特点。美国慈善的发展与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国关于慈善的法制建设。美国慈善立法的经验对于加强我国的慈善立法有诸多启示。     

慈善立法缓缓推进

8月22日，三位民政部正副部长出席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副部长窦玉沛透露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慈善法》已再度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有消息称，年底《慈善法》草案有望向社会公布，并于明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2009年前将可能获得通过”。     

民国时期监督慈善团体立法及其启示

民国时期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时期里各种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既给慈善事业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也给慈善事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对慈善团体的规范管理,显得尤为迫切。本着扶持与监督相结合的原则,民国时期南京政府先后制定了《监督慈善团体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监督慈善团体以保障慈善事业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在当代的慈善立法中也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浅议我国慈善组织相关立法存在问题与分析

我国有关慈善管理的法律文件颇多，全国性法律规范仅一部，其他的规定一般都散见于其他的条例或规范中。我国当前慈善法律规范重在调整经济活动的运作，却弱化了对慈善组织行为的监督，没有注重社会监督对慈善业的规制。文章认为，当前《慈善法》立法的重点在于两方面，一是对现行慈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与整合，排重与去冗；二是增加监督机制，尤其是社会监督对慈善组织行为的监管。     

捷克的慈善法律制度

捷克的慈善法律制度经历了由计划经济时期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一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我国当前正在大力推进慈善事业立法,作者从介绍捷克慈善法律制度入手,分别对捷克基金会的监管、对公开募捐行为的规范、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等问题作了介绍,并为我国慈善事业立法提供了几点参考: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慈善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二是重视慈善领域的立法工作,使慈善事业的发展有法可依;三是要强化慈善组织的内部管理和信息公开,加强对慈善组织财务和税收的监督.     

新中国慈善立法的基调演变——以慈善组织为切入点的分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指向慈善组织的慈善立法经历了"排斥—借力—接纳"的基调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以慈善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演变为明线,体现了慈善组织官方化、行政化的特点;以政府职能演变为暗线,作为立法基调演变的内在原因,体现了慈善组织民间化、市场化的特点。2006年后,我国进入了慈善立法的新阶段,综合性的慈善法呼之欲出,而慈善组织的生存土壤面临着行政化与市场化之间的发展困境。     

追求透明、法治的美国慈善

美国完善的慈善事业法律规定是美国慈善事业发达的坚实基础。在我国,现有的慈善立法等级已经无法适应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尽快推动慈善事业的立法工作已经成了当务之急。我国应当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慈善法》,以完善对慈善组织的行政监督方式。     

读懂它 让你更懂慈善

大爱无疆!但是做慈善不能只靠一颗“红心”,更要依法进行,才能规范、科学、取得最好效果。为此,《法庭内外》杂志社特邀请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望京法庭欧阳华、吴青沛,为大家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中的常见法律问题。     

美国慈善捐赠税收扣除制度的考察与思考

近年来美国在慈善扣除理论与立法上的重要变化尚未引起我国学界的重视。美国慈善扣除制度在实施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目前美国已有不少研究开始对传统的慈善扣除理论进行批判,美国政府也已经开始对慈善捐赠扣除制度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因此,在完善我国慈善税收激励制度时,在对美国慈善税收扣除立法实践考察的基础上,梳理其理论发展并进行制度反思,除了肯定美国慈善扣除制度对捐赠的激励作用之外,还应当重视当前美国慈善扣除理论方面的变化及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合理设计慈善扣除的比例限制,科学设置边际税率,选择适当的慈善税收优惠方式,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慈善税收激励政策。     

Using the Wrong Policy Tools: Education,Charity, and Public Benefit

A recent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public benefit under the Charities Act 2006 sidestepped the political debate surrounding the charitable status of independent fee‐charging schools. The broader political context nevertheless underscores the legislative reforms, and this article questions whether the new statutory public benefit requirement has utility as a welfare policy tool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t examines the public benefit requirement in charity law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overnment policy towards education and the broader political agenda for a mixed economy of welfare provision, and argues that the difficulties Labour faced in developing its education policies were replicat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ost‐Act public benefit requirement to fee‐charging schools. As a result, achieving broader policy goals for widening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through public benefit was almost impossible given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and the principles upon which charity law is founded.     

再论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法律重塑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生存之基,公益性是慈善组织公信力之源。影响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因素既包括法治因素,也包括文化因素、体制因素等。我国慈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内容较为全面完善,关于慈善组织的法律定位也较为明确,法律实施不到位以及官民二重性是制约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提升的主要原因。官民二重性有悖于慈善组织的民间本性,导致慈善组织的独立性、公益性、运作效率降低,导致对慈善组织监管不力,并进而阻碍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要以理顺政府和慈善组织的关系为核心,进一步加强慈善法治建设,推动我国慈善的现代转型。在慈善法治建设中,信息公开是前提,创新管理是保障,强化监督是抓手,责任落实是关键。     

慈善3.0时代:“互联网+慈善”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

慈善3.0时代最大的特点是跨界、协同、众创、共享,是慈善过程的"全民参与"和"共同创造"。当前"互联网+慈善"呈现主体大众年轻化、内容积极多样化、形式互动创新化和效果扩大精准化的特点,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法律规范不严谨、行业规范过于固化、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度不足、社会信任危机等问题,影响着"互联网+慈善"的深入发展。因此,需要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行业自律建设、信息公开制度、道德与技术并行等方面着手予以完善,以促进"互联网+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法规制定权限:三步确界与修法方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方式授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形成了以人大立法权为核心且以行政立法权、监察立法权和军事立法权为补充的更优的“一元三系”立法分工体系,监察权也得到了极大丰富,进而有利于织密权力监督之网。当前的紧要任务在于明确界定监察法规制定权限,以在推进监察法律规范体系立体建设的同时保障监察法规制定权规范演进。利用“三维考察+三层掘进”的阐释模型耙梳可以发现,目前国家监察委员会既可以为执行监察法律、监察直接相关法和间接相关法的规定,单独或者联合其他国家机关进行执行性立法,也可以在遵守法律保留原则的前提下,就领导性管理事项进行创制性立法,还可以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门授权,就法律的相对保留事项和监督性管理事项进行授权性立法。接下来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的基础上对制定监察法规的立法权限、形式和备审等内容作进一步规范,以备我国《立法法》修改之需。     

中国传统礼法文化视野下刑罚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传统法文化以礼法文化为核心,礼法文化的实质则体现为礼刑关系。在礼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刑罚制度深受其影响,并随着礼法关系的演变而演变。在中国历史上,礼法文化的发展可表现为夏商周"礼法并用"、春秋战国至秦"弃礼重法"、汉至唐"礼法合流"和宋至清"理法结合"四个时期,在不同时期礼法关系的演变中产生了"明德慎罚"、"重刑尚法"、"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等刑罚思想,这些刑罚思想给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其中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均可为当今中国刑罚制度的现代化改革提供历史的借鉴。     

地方立法监督实证研究：体制与程序

地方立法监督是完善地方立法制度,维护和实现地方立法所要实现的民主、科学、法治等多重价值目标的重要制度设置;其中又以立法监督体制设置和程序设计为关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所确立的地方立法监督制度在体制和程序上都存在着较多的漏洞和不合理因素,妨碍了这一制度应有效能的发挥,因而有必要在宪政体制范围内,从整合地方立法监督体系、明晰监督主体权限、提高监督程序的规范化、可操作性和民主参与等方面,对相关制度予以改革和完善。     

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

所谓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即是理顺法的制定与执行之间的上下游关系,本质是权力等级序列问题,它与权力分立语境下机关之间的监督与制约关系并非一回事。所有的立法与行政权限分配方式都可以总结为分离型与下降型两种模型,其中分离型又可以细分为双重分离型、立法与行政分离型和立法分离型。"分离"意味着要么是限制下游,要么是限制上游。对学说、实务、规范三者进行彻底分析可以得知,我国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应当是一种立法分离型结构。立法权自身分离给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但这种分离是限制下游式,受到制约的是行政立法而不是法律;相反,行政权则是立法权的下降,既不应当存在自主行政行为,也不应当限制立法作具体措施。     

论刑法解释与解释文本的同步效力——兼论刑法适用的逻辑路径

我国刑法学界有观点认为,依照刑法关于溯及力的规定,能够直接推论出,刑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也必须遵循“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否则便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是不符合逻辑的。解决此问题应当遵循逻辑原则。刑法原则、规则的适用范围不应扩张至其逻辑倾向衰竭的场合,在其逻辑倾向强烈且没有衰弱的时候应当受到尊重而不宜被强行扭曲。在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判例均不属于刑法的渊源,不受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限制。相反,刑法解释具有与解释文本即刑法同步的时间效力。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法治困境及路径选择

我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凸显了对法治规范的迫切需求。以法治理念观之,我国慈善领域存在立法层次低、专门性法律缺乏、现行制度对慈善事业限制过多以及政府与社会的权界尚未理清等问题,造成慈善事业公信力普遍弱化、法律激励慈善捐赠的功能没有充分实现等困境。在法治理念的指引下进行慈善法律制度的重构是走出慈善事业发展困境的路径选择。     

“法律监督机关”的立法内涵、演进逻辑及内在机理

“法律监督机关”是我国宪法对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定位。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次将“法律监督机关”法定化,立法内涵为注重法律监督下重建法制权威,是在中国检察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机关,侧重刑事诉讼监督和打击犯罪。1982年宪法使“法律监督机关”成为了宪法规范上的国家机关,基于宪法职能和诉讼制度改革而侧重于加强诉讼监督,并在监察体制改革下进行了自我更新,成为与监察委相互配合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机关。“法律监督机关”内涵演进的内在机理是人大体制下权力分工模式的必然要求,落实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选择,以及参与宪制层面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法律监督机关”概念内涵具有延展性,会随着立法修订和制度变迁衍生出新的内涵和解释,不断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