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的慈善法律制度

捷克的慈善法律制度经历了由计划经济时期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一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我国当前正在大力推进慈善事业立法,作者从介绍捷克慈善法律制度入手,分别对捷克基金会的监管、对公开募捐行为的规范、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等问题作了介绍,并为我国慈善事业立法提供了几点参考: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慈善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二是重视慈善领域的立法工作,使慈善事业的发展有法可依;三是要强化慈善组织的内部管理和信息公开,加强对慈善组织财务和税收的监督.     

论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公信力塑造功能——基于近年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嬗变视角的分析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生存和发展之本,但中国慈善组织在之前特定环境中建立的初始公信力,却在近年市民社会发育、信息社会深化和政府公信力转型的影响下,遇到严峻挑战,导致一些慈善组织面临公信力危机。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具有正面信息传播、虚假信息证伪、公众权益实现、信任关系固化等功能,这有助于重构慈善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因此,应该从信息源的改善、信息公开内容的保证、信息公开服务的优质提供、信息公开过程的优化等方面做好信息公开工作,以重塑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试论我国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慈善事业是充满人道关怀的崇高而光荣的事业,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发展慈善事业必须要使慈善组织健康发展,慈善组织的良性运作是慈善事业得以长足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目前,一方面,我国的慈善组织发展迅速,另一方面,慈善组织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以至于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慈善丑闻、慈善腐败等问题,如,备受关注的"郭美美事件"。鉴于此,本文首先从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的概念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我国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进而总结出我国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我国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论捐赠人慈善信息知情权的保护

慈善信息知情权是捐赠人获取慈善信息的依据,也是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由于我国缺少与知情权相关的法律制度,加之慈善组织信息公开透明度不高。导致捐赠人的慈善信息知情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应采取完善相关立法、化解组织内部的道德风险以及构建监管体制等措施加强对慈善信息知情权的保护。     

浅析我国慈善组织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慈善组织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缺少良好的法治环境导致慈善组织身份陷入尴尬境地,慈善组织公信力不强,人们捐款积极性不高等。因此,完善我国慈善组织法律制度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我们可以通过降低慈善组织的进入门槛,完善慈善组织监督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税收制度等措施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新中国慈善立法的基调演变——以慈善组织为切入点的分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指向慈善组织的慈善立法经历了"排斥—借力—接纳"的基调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以慈善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演变为明线,体现了慈善组织官方化、行政化的特点;以政府职能演变为暗线,作为立法基调演变的内在原因,体现了慈善组织民间化、市场化的特点。2006年后,我国进入了慈善立法的新阶段,综合性的慈善法呼之欲出,而慈善组织的生存土壤面临着行政化与市场化之间的发展困境。     

美国的慈善立法及其启示

慈善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慈善法是美国社会立法的一部分。美国的慈善立法在经历了由英国法向美国法的转变之后变得更宽松、更灵活。联邦税法是美国慈善法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法律,它所确立的激励、公平和监管原则对于促进和规范美国慈善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是美国慈善立法的主要特点。美国慈善的发展与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国关于慈善的法制建设。美国慈善立法的经验对于加强我国的慈善立法有诸多启示。     

谁来拯救中国慈善

慈善之于中国,并非一件地道的舶来品。但现代慈善制度,却是滥觞于西方。从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慈善体制和事业存在的不足看,推行透明化、多元化、法治化不可避免。阳光慈善之路透明公开是公益慈善事业的基本要求,也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没有建立一个全国慈善信息报送制度,缺少慈善行业公共信息平台;社会媒体与大众缺少对慈     

慈善信息公开的法制保障

慈善既是公共生活的基本构成要件,也是发自于个体的生命追求。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慈善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慈善组织也在逐年递增,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大中小城市的社会捐助网,并逐步拓展到部分乡镇及社区。然而"郭美美事件"一出之后,中国的慈善事业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人们忧心忡忡地谈论着中国慈善的公信力问题,一种"不信任"的氛围很快在公众之间蔓延开来。本论文拟从慈善事业的历史发展到现状角度出发,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相关慈善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使中国目前的慈善信任危机得以消除,从而在根本上使中国的慈善事业得到质的飞跃。     

再论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法律重塑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生存之基,公益性是慈善组织公信力之源。影响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因素既包括法治因素,也包括文化因素、体制因素等。我国慈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内容较为全面完善,关于慈善组织的法律定位也较为明确,法律实施不到位以及官民二重性是制约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提升的主要原因。官民二重性有悖于慈善组织的民间本性,导致慈善组织的独立性、公益性、运作效率降低,导致对慈善组织监管不力,并进而阻碍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要以理顺政府和慈善组织的关系为核心,进一步加强慈善法治建设,推动我国慈善的现代转型。在慈善法治建设中,信息公开是前提,创新管理是保障,强化监督是抓手,责任落实是关键。     

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发展迅速,已逐渐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表现在公益慈善组织准入门槛高,公益慈善组织募捐款物困难,公益慈善组织缺乏独立性,公益慈善组织税收优惠政策少,公益慈善组织法律法规不健全,公益慈善组织监督管理滞后和公益慈善组织人才匮乏等方面.消解这些问题的主要对策是:加大媒体对公益慈善组织的宣传力度,培育公益慈善组织的募捐能力,公开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处理好公益慈善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制定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重视公益慈善组织法制建设,强化对公益慈善组织的监督,加强公益慈善组织工作队伍建设.     

我国慈善基金治理模式立法研究

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但是立法却相对滞后。从慈善资金治理模式分析框架的四个要素：财产权结构、绩效观察度、公共关联度和资源依赖性来分析,我国现行慈善基金治理模式存在诸如单中心主义行政监管模式目标错位、自治管理规范欠缺、法律救济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和诱致性规范缺失等弊端,因此,必须完善我国的慈善基金治理模式,具体构想如下：一是构建多中心主义的慈善基金法律治理机制,二是实现私法规范与公法规范的有机融合,三是分阶段建立具有公私法交融属性的中国慈善基金治理法律体系。     

中国慈善困局的法律社会学分析

慈善事业是弘扬互助友爱精神和建设积极向上的伦理道德的最好途径与方式,具有缩小收入差距、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共享发展成果的客观功效。当前中国的慈善事业面临着公信力缺失、慈善意识落后、法制建设滞后、慈善机制发育不良等诸多制约,遭遇了前所未遇的困局。因此,改良国民的慈善意识是发展中国慈善事业的基础工程,健全完善慈善法制是发展中国慈善事业的根本保证,促使慈善组织运行机制发育成熟则是发展中国慈善事业的关键所在。     

比较视野下的中西慈善理念

中国慈善组织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慈善法规创制不健全,严重阻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脚步。本文指出从比较法角度论述我国慈善事业所具有的理念,分析国外慈善理念的特点,有利于塑造我国慈善文化,并可为重构我国慈善法律制度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联合劝募:慈善组织管理与运行的新机制研究

慈善资源是慈善组织得以顺畅运转的基础。中国慈善组织一般可分为官办慈善组织与民办慈善组织两种类型,它们的慈善资源经营模式和治理机制不同。当前国外发展比较成熟的联合劝募经营模式,却为官办慈善组织与民办慈善组织加强联合与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在中国大陆,联合劝募模式发展缓慢,但在中国台湾地区,以"中华社会福利联合劝募协会"为中心的联合劝募发展得却比较好,以"中华联劝"为典型的联合劝募模式,可以为上述两种慈善组织的合作提供借鉴。     

完善我国慈善信托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慈善法》在我国确立的慈善信托制度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在公益信托和慈善信托的关系上,由于二者都来源于英国的慈善信托制度,二者在我国实现了内涵和外延的重合,应该将二者整合为一项制度.慈善信托和慈善捐赠是既有区别也有相似的两项基本慈善制度.由于有区别,两种制度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不相同;由于有相似之处,应当对慈善信托当事人给予与慈善捐赠当事人类似的税收优惠,并且对两种制度下当事人的设定问题,法律皆不宜干预.在完善监察人职责定位方面,应明确慈善信托监察人是对委托人和受益人共同负责;规定监察人采取法律行为前,需经委托人同意.在慈善信托终止和清算问题上,应该规定在慈善信托终止时,受托人有义务向慈善信托的管理部门报告;而且受托人应该报告慈善信托的清算信息,并由慈善信托管理部门予以公开.     

慈善法之滥觞--《慈善法史1532-1827》评介

琼斯教授在《慈善法史1532-1827》一书中试图通过分析慈善法之"滥觞",进而为慈善法的核心内容问题寻求合理的解答。为此他回溯至历史上最早的慈善法,即英国《慈善用益法》,并以该法的立法构造及其司法续造为线索,细致地勾勒出慈善法自滥觞以来近三百年的演进历程。向读者们清晰展现了立法者在制定法中强调以监督为核心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困境,以及大法官在判例法中转而强调以赋权为核心的实践背景和规范构造。本书通过对从监督到赋权的立法演进所做的经验总结,不仅向读者们传递了慈善法应更强调赋权而非监督之观点,且也为我国慈善立法及其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民国时期监督慈善团体立法及其启示

民国时期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时期里各种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既给慈善事业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也给慈善事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对慈善团体的规范管理,显得尤为迫切。本着扶持与监督相结合的原则,民国时期南京政府先后制定了《监督慈善团体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监督慈善团体以保障慈善事业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在当代的慈善立法中也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慈善领域社会政策发展的路径分析

慈善在社会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其发展不仅受到经济、社会等因素影响,且有制度政策缺失的制约。本文分析我国慈善领域制度政策形成、发展的基本历程,结合实际,提出构建、完善慈善领域社会政策体系的对策建议。     

慈善动机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慈善动机是慈善伦理构建的基础内容,是人们对于慈善的认知与观念。伴随着价值观的多元化趋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慈善丑闻开始出现,造成了负面的社会影响,追根溯源是慈善动机出现了问题。当人们面临慈善争议时,出现了认知困境: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冲突、一元化与多元化的争辩、动机与效果的讨论。这些困境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慈善伦理观的指导下,通过提高个人慈善道德水平、加强社会慈善伦理教育,循序渐进地端正慈善动机,才能促进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