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价值角度谈食品行业的社会责任——以双汇集团“瘦肉精”事件为例

当一些企业在追求利润而忘记了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时，造假也就成了这些商人追求利益的最快捷途径。本文以双汇集团“瘦肉精”事件为例，从道德价值角度分析食品行业应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希望食品行业能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承担起经济使命的同时，更要承担道德使命，履行社会责任。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阜阳奶粉事件、“瘦肉精”、“三鹿奶粉事件”等一系列损害公众利益的事件正在拷问着我们国家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以及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道德标准。由此扩展到各个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法治意识问题凸显，不仅立法、监督等问题，还有企业本身存在的严重的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分析

三鹿集团的宣告破产,使得“三鹿毒奶粉”事件再度受到公众的关注,从而也引发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思考。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企业社会责任更多地强调道德责任,也就是说,本质上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企业经济行为的道德约束。本文认为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伦理分析,为实现企业的赢利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法律研究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企业被社会赋予了新的历史角色，他们不仅是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也是维护和谐的社会组织。随着经济全球化，“企业责任”观念在跨国公司的执行官心中的重要性和优越性都在急剧攀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已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企业是否充分履行其社会责任的最直接展示。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对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制定相关法律，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比较消极。因此必须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做出明确的和强制的规定。     

论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责任分担

在把握近几年我国突发环境事件现状的基础上，以风险社会理论为指导，分析环境风险、环境责任以及环境风险与环境责任之间的关系，可知，政府、企业与公众应是突发环境事件的责任承担主体。只有政府、企业与公众三方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突发环境事件。     

企业社会责任议程的管制：现状与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议程的管制可分为企业自我管制、政府管制、公民社会管制三种模式。当前，间接立法管制成为各国首选，软法措施日益盛行，公民社会通过诉讼方式管制企业社会责任议程成为新亮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议程的法律制度化问题尚处于初级阶段，政府必须对现有的政府／企业／社会关系框架进行重新思考，强化民众通过诉讼获得正义的权利，并以“市场的自发对抗”补充“国家的立法干预”，跳出“强政府、弱社会”的路径依赖。     

律师社会责任的再审视——以衡平委托人与委托人之外的社会公共利益冲突为视角

学界对律师社会责任的理解和表述，不能从理论上给律师社会责任一个正确的定位．从而给广大律师实践社会责任一个理论上的指导。因此．有必要从基础理论上对律师的社会责任问题给予一个再审视。以衡平委托人与委托人之外的社会公共利益冲突为视角．借用“在确保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企业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福利最大化”这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为向导。提出律师社会责任应当是一种“建立在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基础．以衡平委托人与委托人之外的社会公共利益冲突为延伸和有机组成”的责任的观点。意图从理论上给律师社会责任寻找一个正确定位，并求教于对律师社会责任有关注和研究的同仁。     

论国际投资条约中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强化

传统国际投资条约侧重保护投资者权益，而对责任承担视而不见，此一特点给当前国际投资规范机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加强投资者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呼声促使一些国家开始在投资条约中规定企业社会责任条款。但是，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本身的软法性质和其弹性的模糊概念，使其在投资条约中的规定范式各异且无太强的约束力。为了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投资条约需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规范的“硬法”性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也应当适度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权益，在裁量相关争端时考虑投资者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问题。我国在投资条约谈判和起草中也应当注重对投资者社会责任的强化，以此促进和提升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透析"三鹿奶粉事件"背后的企业社会责任

新《公司法》颁布后,社会责任一词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出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成为了一种现实责任的担当。然而毒奶粉事件的出现却给我国相当一部分企业敲响了承担社会责任的警钟。本文结合三鹿奶粉事件立足企业社会责任基本理论,探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缘由及其对企业自身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的中国方程式

民间组织正在推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2006’”活动,中国政府正在制定适合国情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商务部也将把推进“公司的社会责任”作为2006年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一项重要工作     

“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能否引发国家赔偿？

发生在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事件夺去了12个花朵般娇嫩的生命，数百名本应健康成长的小宝宝也不幸患上了“重度营养不良综合症”而成了“大头娃娃”。事件性质之恶劣令人发指。国家监察部对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的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查处。其中阜阳市政府对劣质婴儿奶粉事件负有严重失察、督查不到位的责任；阜阳市工商局作为流通领域的执法主体，对劣质婴儿奶粉事件     

不能让实习成为逃避用工责任的保护伞

2010年，一份由“两岸三地”众多名校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曾将富士康滥用“学生工”事件推上风口浪尖。然而，4年过去了，“以实习之名，行压榨之实”的新闻仍然频频见诸报端。不构成劳动关系、无需承担用人单位应该承担的责任，成为企业偏爱实习生的关键原因，以至于某些企业的实习生人数甚至超过了正式工。     

浅谈企业的社会责任

最近三聚氰胺牛奶事件一直炒得沸沸扬扬的,以及前段时间的毒奶粉事件,这些事件本质上都反映了我国企业目前只注重经济效益,把消费者的利益抛在脑后,置消费者的生命安全于不顾,企业缺失社会责任感。本文着重从企业的社会责任谈起,讨论了企业应对和谐社会的创建承担哪些社会责任。     

从松花江跨境污染事件透视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要性

1972年《斯德哥尔摩宣言》的签署标志着由联合国主导的世界性环境保护运动的开始。21世纪,人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越来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也从企业对员工的责任延伸到企业对环境、社区以及客户的责任。松花江跨境污染事件提示我们应结合国际环境保护运动的背景,从道义、国内程序法和国际法三个不同角度正确认识企业环境责任的严格性和特殊性,引导企业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积极履行环境保护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     

浅谈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从＂汶川地震＂到＂三鹿毒奶粉＂,再到＂双汇瘦肉精＂,这些引发社会震动的灾难与事件严峻地考验了我们的政府、企业和公众,掀起了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新高潮,甚至有学者认为2008年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元年。文章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深入阐述了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内涵。     

“中建千人欠薪事件”调查之二:长达五年的“干人欠薪”何以造成?

为民无小事,中建千人欠薪事件,无论从民生角度看,还是从企业的社会责任角度看,都不是一个小问题。对中建千人欠薪事件的深入调査、分析和研究,具有非常强的标本意义。那么,长达五年的“工人欠薪”何以造成的呢?     

从“张金柱现象”到孙伟铭案的法学家“理性”——以媒体法治角色的社会责任担当为视角

孙伟铭案与张金柱案都是让社会各界大为震动的大案。媒体对张金柱案的密集报道还引发了民意求死的“张金柱现象”。而对孙伟铭案，媒体对孙伟铭及亲属在孙伟铭因为特大交通事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刑事死刑判决挤压民事赔偿过程中，采取给孙伟铭、孙林披“好人”、“善人”和“动人”等外衣，美化其“善意”、“伟大”或者受人尊重言行的民意求生的思路，试图将孙伟铭及亲属的保命型被动赔偿“塑造成”孙伟铭刑事案件的“悔罪积极”。这种过度美化孙伟铭及亲属的媒体报道，是媒体没有很好履行其社会责任，准确定位其在特大事件、重大事件中报道中的社会责任；而法学家在死刑判决下达后也站出来对判决结果进行“不理性”、“感情用事”的指责，对于这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应当给予纠正。     

劳动职业伤害的企业社会责任主体分析——以“毒苹果”为例

苹果公司供应商联建科技使用有毒化学原料正己烷导致百名员工中毒的案例引出一个法律难题——间接职业伤害主体的责任问题。本文从"毒苹果"事件提出的法律问题、职业伤害间接责任主体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依据,以及间接责任主体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途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职业伤害间接主体应承担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间接责任主体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应从企业自身监督、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及政府监管等方面进行。     

焦点三：检察机关在预防类案、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为——强化“三个意识”促进矛盾化解

因憎恨社会而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近期发生在福建南平的校园血案即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证。如何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防止和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不仅是社会管理部门的责任，也是检察机关面临的重大课题。要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必须强化“三个意识”。     

2009,热点法制事件扫描

通过对2009年热点法制事件的扫描，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时代烙印：“躲猫猫”“70码”“钓鱼执法”等事件告诉人们。信息公开透明对政府公信力是何其重要；对于查办贪官、重庆打黑、足坛查赌等大事件，人们坚信法治中国必然是朗朗乾坤；而在邓玉姣、梁丽等案件中，我们又能看到法律、道德、情理的平衡；周久耕案件和“艾滋女”事件，则一正一反地呼唤着网络世界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