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国刑法的指导思想

<正> 我国刑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这就是我国刑法的指导思想。这一规定鲜明地体现了我国刑法独创性的特点和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国刑法的指导思想,具体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的思考

目前,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要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明确界定“领土”的内涵;将《刑法》第6条至第10条的“本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我国公民在域外犯罪的,采用“双重犯罪原则”;对适用保护原则惩处外国公民在域外侵犯我国国家利益的情形尽量作详细规定;取消对外国人在我国域外犯罪适用我国刑法最低刑期的限制;在《刑法》中增设刑事代理审判原则以严密法网。     

人性、人道,人权——刑法的理性之维

人性是刑法的基础;人道是刑法的命脉;人权是刑法的价值追求。人性、人道、人权三者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它们是理性主义在刑法里的彰显。本文从我国刑法的现状出发,论述了人性在我国刑法里的部分缺失、人权的刑法保障问题。对于人道问题,本文主要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刑罚人道主义的价值蕴涵。     

刑法增设新罪的适度性分析——以危险驾驶、恶意欠薪入罪为例

<正>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亦即刑法的介入度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我国学者针对我国刑法沿着犯罪化及重刑化趋势作单轨运行的状况,主张刑法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不应过度,否则就是刑法的滥用,不仅造成刑法资源的浪费,也必     

我国刑法应明确规定基本原则

<正> 刑法基本原则是在充分认识犯罪与刑罚的规律的基础上确立的,在制定刑法与适用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刑法基本原则不同于社会主义法律共有的原则和刑法领域内局部适用的原则,它是贯穿全部刑法的,具有刑法这一部门法的特殊性的原则。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没有对刑法基本原则作出明文规定,刑法理论界根据我国刑法的立法精神和有关规定的内容进行了探讨,认识很不一致。本文拟从确立刑法基本原则的重要     

我国刑法中的属人原则

世界各国对刑法中属人原则的运用都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可以分为无条件适用本国刑法和有条件适用本国刑法两种情况。我国《刑法》第 7条应适用于一切具有中国国籍的公民 ;在各特别行政区犯罪不应视为在我国领域外犯罪 ;我国非内地居民在我国领域外犯罪应根据“三重犯罪原则”适用全国性刑法。     

刑法修改的双重使命:价值转换与体例调整

<正> 我国刑法修改面临着双重使命,即价值转换与体例调整。价值转换是指刑法内容上的突破,通过修改使刑法的价值内容能够适合当前社会的实际需要。体例调整是指刑法形式上的改进,通过修改使刑法的体例形式更趋完善。本文拟对刑法修改中的价值转换与体例调整这两个互为表里的问题略述已见,就正于我国刑法学界。 刑法修改中的价值转换 刑法价值植根于一定的社会的生活,因而社会生活的嬗变必然引起刑法价值的转换。我国第一部刑法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上的,体现的是当时的社会价值内容。刑法颁行不久,我国进入了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变革时代,正在经历着经济转轨、社会     

我国刑法罪名数量的演变和构成

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数,在1979年刑法通过后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适用标准;1997年修订刑法后,高法和高检分别解释确定为413个、414个;修订刑法施行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对刑法的修改和补充,新增罪名41个,变更罪名33个,减少原罪名4个,还修改了38个罪名的罪和刑;目前我国刑法共有罪名451个,其中刑法典有450个。     

我国刑法立法和理论研究的重大进展

<正>一、四十年来我国刑法立法进程的回顾我国在1979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其立法根据是宪法精神和司法实践经验。1979年刑法的特点是罪名少、刑罚轻缓。在1979年刑法正式实施以后,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正常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了迅速建构相对灵活的法律规则,适应惩治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我国制定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     

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方向

在世界近、现代刑法发展的历史中,存在古典刑法和实证刑法两种不同类型的刑法。古典刑法和实证刑法看似两个学派理论争论的产物,实则根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刑法目前处于古典刑法的发展阶段。在我国刑事立法政策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防止刑法现代化的议题模糊我国刑法发展的目标。应以保持我国古典刑法基本品格不变为主,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渐地、适当地引入实证刑法制度的内容。在刑法理论上,要正确消化和吸收实证刑法理论,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犯罪学理论为刑法和刑法学提供的理论立场和观点;要注意防止古典刑法教条主义的不当影响,根据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改变刑法典一统刑法制度的格局,分散建立不同的制度。     

论我国刑事和解的刑法学思考

刑事和解反映出我国由传统的刑法观向现代刑法观的转变,在刑法上定位为量刑情节。刑事和解在刑法学上,其存在着"正当性"的问题,"法定性"的问题,以及刑法保障措施缺乏的问题。应该完善刑法立法;建立刑事和解的考察制度与撤销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以此为刑事和解的实施提供刑法保障。     

再论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

针对多年来我国遵行的“一级二元”的刑法司法解释模式,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当继续维护和承认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刑法司法解释主体的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应该行使刑法司法解释权,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法官不能成为规范性司法解释的主体;应杜绝非法定司法解释主体(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从事刑法司法解释工作。     

划清罪与非罪的几个界限

<正> 我国刑法是用判处刑罚的方法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锐利武器.严格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准确认定犯罪,是正确执行刑法的重要关键,也是刑法理论上的一个根本问题.我国刑法第十条对犯罪概念作了科学的规定:“一切危     

赌博罪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三论

我国刑法中的赌博罪在立法上存在诸多问题。但此类问题皆以赌博罪之犯罪化或非犯罪化为大前提。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基本理念上,我国刑法应选非犯罪化的刑事政策,同时兼顾犯罪化的立场;在赌博罪的犯罪化之问题上,我国刑法应坚持犯罪化的选择;在普通赌博罪之犯罪化的问题上,我国刑法应坚持非犯罪化的立场,不宜增设普通赌博罪。     

对风险刑法观的反思

风险刑法观已经成为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刑法思想.目前,由于我国刑法学界对"风险"的不当理解,在研究风险刑法时出现三个倾向,需要对此予以反思:一是对"风险"的理解过于宽泛,容易导致处罚范围扩大;二是颠覆传统刑法观的倾向,违反了刑法谦抑性原则,违背了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为侵犯人权提供了借口;三是偏离我国刑事立法模式的倾向.所以...     

论刑法与行政刑法的并立

“行政刑法”是个舶来品,一般是指行政法或经济法中的“附属刑法”.然而在我国有特殊性,一方面我国“附属刑法”呈现“附而不属”的状况,没有实质性的罪刑规范,即没有罪名和法定刑这些实质内容;另一方面我国在刑法之外规定有大量的人身自由罚,也即行政处罚中有行政拘留、收容教养、强制戒毒等,而且这些人身自由罚没有司法程序.加之我国刑法既定性又定量的构罪标准,导致我国行政法与刑法不能够进行有效衔接.故本文主张建立刑法“二元立法机制”,实行刑法和行政刑法的并立,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难的问题,以推动我国刑法的科学立法.     

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与人权保障

刑法解释与刑法同时生效,以及刑法解释具有溯及力,均难以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可能影响国民的人权保障,因此,刑法解释不能与刑法同时生效;不能任何刑法解释都具有溯及力。我国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同时生效,以及刑法司法解释一概具有溯及力的状况应该加以改变。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浅析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有其特定的存在依据和特殊的涵义,与刑法立法、刑法修正、刑法司法解释等概念有着各自的内容和特征;其具备严格的形式特征要求,刑法中的解释性条款、刑法(修改)草案说明、刑法补充规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对刑法问题的有关答复等,都不属于刑法立法解释。     

税收犯罪死刑废止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刑法废止税收犯罪死刑,既符合国外刑法对税收犯罪不适用死刑的通行做法,又会使我国刑法中失衡的税收犯罪罪刑关系走向均衡;它既不会破坏整个刑法分则罪刑关系的总体协调,也不会在民众中引起不良的社会反响。     

借鉴刑法立法例修改和完善我国刑法

我国刑法是1979年7月1日通过,1980年1月1日起生效的,实施已经超过九年。由于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出现了立法当时不曾预料的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新的危害行为;同时由于制定刑法时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立法也有失误或疏漏,因而我国刑法不少地方已不适应当前实际的需要,亟待加以修改。修改和完善我国刑法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修改刑法首先应当以宪法为根据,以党的十三大精神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导,并从近几年来我国出现的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新的犯罪情况出发,总结我国的司法实践经验。同时也需要借鉴外国的和我国历史上的刑法立法例,吸取其中对我国有用的经验,修改和完善我国刑法,使我国修改后的刑法更加科学化和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