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思考

我们究竟需要构建一门什么样的行政法学科?当今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这个命题的回答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当是“控权”和“服务”。行政法是一部“控权法”加“服务法”,是控制行政权的法,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的法。控权和服务是双向的,共同构成了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两个支点。     

经济危机的公法应对

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需要引导,需要服务,更需要必要的管理,包括需要各种带有强制性的监管。在面临这场金融危机时首先不要惊慌,更不应该在理论上简单地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围绕救市正当性的追问实际上都是在讨论政府在特殊环境下如何应对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问题。在应对各种经济危机过程中,行政权总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国家管理中最关键的就是政府的作用。行政法的历史告诉我们,行政权的必要扩张除了需要合法的授权之外,还特别需要与此同时的必要的控权。在经济危机背景下行政权的运行更需要宪法和行政法的规制和控制,宪政背景下的行政法治是应对经济危机最重要的法宝。     

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理念与理论基础

生动的立法实践及法典化的发展态势业已表明，行政法法典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新时代行政法的法典化要以行政实践需求为导向，基本旨趣应在于完善和发展行政法制度及理论体系，并立足于行政实践为行政充分授权，以促进行政权高效运行，促使行政对社会关切问题及时作出回应，进而深化改革，优化管理和服务，充分调动行政活力、社会活力、市场活力。但传统以规范主义和控权论为基础所建构的行政法理论体系，陷入了将行政法及行政程序等同于控权工具的理论认识误区。面向行政的行政法及其法典化的理念和理论基础，应超越行政权“恶性”“侵益性”的预设，由规范主义“控权”转向功能主义“授权”,“授权论”应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认知模式。     

控权、合作与服务：公共善治论

随着公共行政的发展和公共治理的兴起,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和服务行政法治建设。秩序行政和服务行政是行政法的两大领域,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必须对这两大领域都能发挥指导功能。公共善治论由于在对行政权与公民权关系的认知基础上,强调法治下的有效控权理念、强调博弈合作上的利益平衡理念、强调为民服务理念,更符合行政法的功能与目的。     

试论行政法的控权功能

行政法主要是调整国家行政机关与其相对人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我国,人们常常只从解决行政纠纷上来理解行政法的本质,往往忽视行政法对行政权的控制功能,本文就行政法的控权功能进行研究。     

行政权的扩张与控制——行政法核心理念的新阐释

行政权及其控制模式是行政法的核心理念，但目前理论界对历经扩张的现代行政权的本质、特征及其与控权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尚缺乏深入研究。本文从传统行政权与现代行政权的比较分析入手全新阐释了现代行政权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同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行政权控制模式作了新的概括、解释和展望     

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重构

重构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应以有效率的行政权和有限制的行政权为逻辑起点 ,以行政法内分为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诉讼法为逻辑结构基础 ,从而构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开放性的法原则体系 ,即以有效率的行政权为基点 ,确立行政行为效力推定原则、行政自由裁量原则和司法审查有限原则 ;以有限制的行政权为基点 ,确立行政职权法定原则、行政程序正当原则和多元控权必要原则     

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

本文从行政法调整的对象及其范围──行政的“疆域"、行政权行使的主体、行政法治原则、行政的目标和手段、行政控权机制五个方面较详细地探讨了行政法的变迁和变革的主要内容。透过对这种变迁和变革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新世纪我国行政法发展走向和趋势的一个大致图景。     

对“控权——服务”论的思考——探寻我国行政法的基础理论

每一门学科都有其基础理论,行政法学亦不例外。然而,我国行政法在被引入和改造的过程中,对何为其基础理论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对“控权-服务”论进行系统阐述和分析,旨在对此理论的正确认识和我国行政法基础理论的探寻有所裨益。     

控权论: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

将“管理论”、“平衡论”等作为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存在着片面性。行政法的主要职能是控权，而不是保权；行政法应以控权为主，而不仅仅是平衡的问题；行政法应加强对行政机关的控制和监督，而不仅仅是个管理工具。鉴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更应该强调行政法的控权职能     

行政法学研究应如何回应服务型政府的实践

行政法学研究服务型政府问题,应当把"以服务行政模式履行政府法定义务"作为核心,兼顾服务行政和秩序行政两个领域,处理好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与服务行政、秩序行政与服务行政之间的关系,关注服务型政府实践中出现的权力膨胀问题、成本增加问题、服务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问题、服务资源的科学合理使用问题、服务效率悖论问题。应通过完善实体法、程序法、救济法,塑造一个"行政法之下的服务型政府"。     

公法契约之控制─从公私合伙架构谈起

针对公私合伙制度(PPPs)下之契约,探究其系公法契约或是私法契约,具有实际意义。英国、德国及美国在公私合伙制度下之发展进程,值得关注;特别是英国成功发展的PPPs,建构"公法下之政府契约"及"私法下之政府契约"之模式足资赞许;德国针对PPPs下之投资契约,是否适合置入于行政程序法下之行政性契约,相关立法沿革,值得注意与效法;而美国行政任务私有化后,行政机关对外购买服务,公权力充分与私部门分享,而未建构监督与契约治理机制,堪致忧虑,特别是契约外包之下,相关法律不禁止境外转包,则服务之质量与法律正当性受到质疑。     

行政程序法的三个前提

回顾我国及各国行政程序法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除了行政法学者的努力推动外,一个国家行政程序法的诞生还需要具备更多、更深厚的法治条件。其中行政权力的制约化、诉讼程序的正当化和权利要求的细节化是行政程序法诞生需要基本具备的三个前提。这三个前提与行政程序法是互动的。前者的逐步成熟有利于推进后者的制定,而后者的制定也有利于推进前者的逐步成熟。     

行政任务变迁下的行政组织法改革

公共行政改革的效能革新目标,在法治范围内更好地促进了行政任务的实现,成为勾勒行政组织法理论的主线。而行政组织法学的分析框架,除应修正过去涉及的行政组织类型、中央与地方分权、行政机关编制、公务员法等传统内容外,更应考虑纳入外部竞争机制、整体运作模式、财政自主权、工作人员激励机制、任务、权限、责任三位一体的结构与监督等相关要素。行政组织法的改革,蕴含着行政法基础理论变革的新契机。     

试论行政组织法治下的行政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仍然面临制度短缺和法制不健全的问题,现实的法律与政府的自身改革经常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张力。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借助宪政和法治的精神、原则,以法律的方式进行制度重塑,明晰行政改革权的相关问题,实现行政编制的政策调整转向法律调整,明确政府职能的目标与定位,健全政府组织法体系,加快行政程序制度建设,重新调整和配置行政权力,使其合乎法治化的要求,破解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深层次体制性障碍,防止行政体制改革失范与无序。     

论经济行政法的效率导向——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研究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经济行政法应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为导向。这是因为经济行政主体干预经济的理由在于克服市场失灵,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但是由于存在公共失灵的问题,经济行政主体难以实现其效率的目标,需要经济行政法对经济行政权力进行控制,以便克服公共失灵的问题,因此经济行政法存在的理由在于通过控制经济行政主体的经济干预行为来促成社会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状态,其必然是效率导向的。     

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处罚权的刑事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通过对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是我国行政法学和检察学的传统理论。现实中行政处罚以罚代刑,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等违反刑事法律问题普遍存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存在局限性。应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确立人民检察院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刑事法律监督地位,设置相应的检察监督机制,以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和惩治经济犯罪。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行政组织立法

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行政组织是主要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领导力量。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政府现化代是关键,法治化是保障。在治理视域下,行政组织法不再仅是政府内部的结构法,而是包括协调党政群关系、体现共同治理的治理主体法。从优化组织结构,体现党政群协调共治出发,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化化对行政组织的要求,通过行政组织立法明确行政组织的职权范围,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部门和地方间的横向协作关系法律化,确立社会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提供法治保障。     

“洋货”观照下的“故物”——中国近代论评法家“法治”思想的路向与歧见

在中国“传统内”的释评系统中，法家的“法治”思想这个“故物”，没有得到新的阐述与发展。到了近代，西方法治思想这个“洋货”成为重新解读“故物”的利器。但梁启超与萧公权同样用“洋货”观照“故物”，却得出了法家“法治”思想之“真”与“伪”的不同结论。用“洋货”观照“故物”，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与意义的思想学术路向，但也应克服其 “强为比附”的结习。     

依法规范县、乡政府行政行为，建立高效率的政府职能机制

本文系统地论述了县、乡政府的行政行为的范围,我国县、乡政府行政行为与其他行政行为的不同点,根据目前我国中央政府的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获得了广泛的自主权,自主空间的扩展等特点,分析了我国县、乡政府行政行为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制约县、乡政府行政行为,增强准确信息的沟通,实现县、乡政府职能转变,在农村推广法治改革,在法治轨道内引导农民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依法规范县、乡政府行为,建立高效率的政府职能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