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原理之解释

依法行政原理是基于法治国家、基本人权的宪法基点而展开的一个开放性的法理体系。其基本内容是,行政必须具有法律依据,行政必须有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必须接受司法的监督。基于现代行政法的内部逻辑结构和有限制的且有效率的行政权要求,依法行政原理所支配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效力推定原则、行政职权法定原则、行政裁量合理原则、行政程序正当原则、司法审查有限原则和司法审查必要原则。     

从人权保障看行政法基本原则

行政法基本原则在行政法治实践中有极其重要地位和法律功能。只有以人权保障为行政法核心价值目标,归纳演绎行政法基本原则,方能从宏观上涵盖行政法治系统。从行政法治史中归纳出的行政法定原则,行政正当原则和行政效益原则,从不同环节规范行政权以保障三种基本人权。只有以这三个基本原则全程规范行政权依法高效正当运作,才能保障人权,优化政府与公民关系。     

作为私权担保性质的行政法——兼及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构

作为担保性质的行政法是将行政法放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来考量的一种方法论,同时又是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回应、反思与重构。行政法为私权主体之间正当权益的实现即民法契约内容的实现提供担保,政府具有以行政法对民事契约或民事活动予以担保的能力,行政责任的实质是一种担保责任。平等观念的确立、诚信原则的完备、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发达、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都有益于作为担保性质行政法的观念的确立与制度建设的实现。担保性质行政法对行政法学范畴的创新在于:私权自由与行政权有限性、行政的双方意思性与单方意志性并存、行政权与私权关系的重新定位、指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的路径。担保性质行政法与民法作为方法论意义最为重要的关系在于将行政法与民法置于统一法律关系中同构,使双方有了直接对话的机制。     

行政法基本原则重要性与确立标准之再认识

行政法基本原则在行政法学理论与实践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有着连接行政法与宪法、指导行政规范的创设、掌控行政权运作框架、充当司法审查最后"防线"、凝聚各行政法律制度、指明部门行政法研究方向六大作用。行政法基本原则确立的形式标准应当包括一定的可操作性。传统上以"控权"或"保权"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构建的内在依据过于狭隘,真正的实质标准应当是良好行政理念。     

论部门行政法的规范和调整对象

部门行政法的划分标准不是单一的,必须同时考虑其规范对象。法律形 式、职能权限等多种因素,若于因素综合在一起共同使部门行政法有了自己的内涵。确定 部门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也须从多种角度进行比较分析,部门行政法主要规范行政相对 人,以保护行政权为主旨,侧重调整管理关系或私权关系;行政法则主要规范行政主体, 以限制行政权为主旨,侧重调整行政关系或公权关系。部门行政法的体系构架可以有不 同的选择模式,从职权行使的主体、各类管理关系以及行政权的范畴等多种角度都可以 构架部门行政法体系。     

物权的行政法保护与规制

基于物权的自由属性,现代国家无不对物权提供全面的保护。而物权的社会化,突破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分析框架,其突出表现是行政权大量入侵物权领域,具体包括保护与规制两个层面。因此,物权立法应当立足于私产保护,以社会为本位,把物权置于全部社会关系之中,在规定物权的私法规则的同时,确立物权与行政权的基本关系准则:限制行政征收征用;对合法财产不得处以没收处罚;物权在行政法上的义务应随物权消灭而终止;同时,灵活规定物权登记不作为的物权效果,物权的发展和保护应当向行政法开放,以限制不合理的行政规制,并激活行政法的物权保护功能。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先后经历了从早期之“行政管理原则论”到晚近之“行政法治原则论”这样一个逐步成熟和发展的过程 ,但仍旧存在种种分歧和不足。本文在反思国内现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矛盾分析、价值分析与宪政分析的方法 ,重新界定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确立标准 ,并进而以行政法的根本价值———“法的正义价值”和行政法的基本矛盾———“法与行政的关系”为内在根据 ,结合现代宪政所包含的民主、法治、人权等原则与精神 ,提出应当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确立为行政法定、行政均衡和行政正当三大原则     

新政后美国行政法发展的重心流变——《行政法的几个核心问题》评介

行政法变化的范围可以通过考证不同历史时期行政法学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来印证。新政时期随着行政权的膨胀,美国行政法的核心是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和司法审查的范围问题。20世纪50年代后,行政调查权与福利国家下的政府给付问题成为新的焦点。随着经济发展的停滞,70年代后,追求更有效率的行政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成本效益分析的运用与谢弗林原则的确立正是对此的回应。     

行政法领域适用私法应遵循的原则

随着行政权力弱化倾向的拓展和行政法律关系平等性的增强,私法开始在行政法领域发挥作用,行政行为和行政审判中参照、借鉴或者直接适用私法越来越普遍.为防止行政主体借适用私法规避法律保留原则的限制,也为了杜绝行政主体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公共利益,必须在行政法领域确立私法适用法定原则和私法优先原则.     

人本行政权之中国道路论——对周佑勇教授“行政法基本原则理论”之解读

人本行政权的精义在于尊重与保障人权.在当代中国,周佑勇教授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理论”为人本行政权的实现指明了道路.其中,行政法定是实现人本行政权的形式性原则;行政均衡是实现人本行政权的实体性原则;行政正当是实现人本行政权的程序性原则.     

行政诉讼中的成熟性原则研究

成熟性原则是现代行政诉讼制度中的重要原则,对于协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促进司法职能的正常发挥具有重要意义,最终将有利于维护和救济公民权利。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尽管有着对“成熟性”原则的考虑,但并未明确将之作为一个受理的原则确立下来,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有必要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这一原则。     

对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思考

我们究竟需要构建一门什么样的行政法学科?当今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这个命题的回答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当是“控权”和“服务”。行政法是一部“控权法”加“服务法”,是控制行政权的法,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的法。控权和服务是双向的,共同构成了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两个支点。     

法治视野下的行政权限争议及其解决——从“魔兽争霸”网游监管权之争谈起

现代行政权能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各类行政机关之间围绕行政权限发生的争议也随之日益增多。这不仅会导致行政效率的下降,而且会严重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并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魔兽争霸＂网游监管权之争即是其中典型。当然,目前已经存在一些解决权限争议的行政惯例,但行政惯例的作用有限,且有悖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从行政法治的视角来看,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树立正确的行政执法理念,拓展行政权限争议解决渠道,完善相关争议解决制度,以促进行政权限争议解决过程的规范、效率和公正。     

权利对行政的规范及其制度建构——依法行政机制的另一规范性维度

当前我国的依法行政机制是建基于人民主权这一宪法原则,围绕立法者授予行政机关管理职权的授权法规范,以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为基本结构而建构的,其规范行政的法律逻辑是越权无效逻辑。但这一机制适用范围有限,而且公民权利不能作为行政之规范,而这又无形中导致行政机关形成只关注上级法令、不关注人民权利的行政思维。要全面规范行政,就必须在坚持授权法规范对行政的规范功能、加强行政正当性的同时,强调权利对行政的规范功能,通过确认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权利规范及违法有责逻辑来规范行政。为此,我们有必要重述依法行政原则,确立法律优先、违法有责原则,强化和提升国家赔偿法的规范地位,建构独立的行政赔偿诉讼类型。     

论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区分标准

合同定性的不同 ,直接决定其适用规则与救济渠道的差异。我国现行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区分标准 ,就总体而言 ,偏于抽象 ,操作性不强。西方国家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区别标准多元且具有成文化趋势。借鉴西方经验 ,我国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区分 ,应以合同是否具有公法性质为判断中心 ,以公权力因素与公益因素作为主要判断基准 ,建立多元的具有操作性的规则体系     

行政权的正当性证成——控权—服务论理论合理性

正当性问题具有普遍性,行政权的正当性命题是行政法的根本命题。行政权需要为自身的正当性辩护,从目的和发生的进路证成自身存在和运行的合目的性及合规律性。控权-服务论认为,行政法兼具控权功能与服务导向,为行政权的正当性确立了政府有界、服务为魂、政府有责、过程可控四大正当性标准,从而推进行政权从强制到权威的转变,证成行政权的正当性,同时,也证明了控权-服务论的理论合理性。     

行政法学研究应如何回应服务型政府的实践

行政法学研究服务型政府问题,应当把"以服务行政模式履行政府法定义务"作为核心,兼顾服务行政和秩序行政两个领域,处理好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与服务行政、秩序行政与服务行政之间的关系,关注服务型政府实践中出现的权力膨胀问题、成本增加问题、服务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问题、服务资源的科学合理使用问题、服务效率悖论问题。应通过完善实体法、程序法、救济法,塑造一个"行政法之下的服务型政府"。     

对中国经济法与行政法若干关系问题的再思考

中国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至今未得到实质性解决。在部门法划分标准上,应采取纵横结合的方法。经济法的国家干预主体应是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经济法的调整方式是独特的,与行政法的手段是互动相容的。在肯定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前提下,要注意经济法责任与其他责任的互补性。经济公益诉讼机制的建立是大势所趋。在应对宏观调控决策行为的法律障碍上,应突出预防性原则,考虑法律的合理性与现实可行性。     

论行政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

素有“帝王条款”之称的诚实信用原则,其适用范围长期囿于私法领域。但自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职能从“干预行政”向“给付行政”的转变,诚实信用原则已“君临法域”,推至公法领域,成为行政法乃至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从行政法的角度探讨诚实信用原则时间不长,立法上也刚刚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本文在研究行政法上诚信原则的起源和国外立法现状的基础上,探寻诚信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地位与具体适用,以期完善我国的行政诚信原则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