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纠纷的司法处理

婚前男方给女方送聘礼聘金的习俗在中国由来已久,现实中因聘礼产生的纠纷也日渐增多,婚姻法及最高法院相继发布了规定,但这些解释在实践中对相关问题界定不明,存在盲点,形成新的问题,本文认为需结合实际,处理彩礼纷争,化解社会矛盾。     

订婚彩礼非馈赠 符合条件须返还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彩礼在性质上属于“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彩礼收受双方如按约定结婚了,则彩礼无须返还;双方未结婚,或登记了但没有共同生活(按照农村风俗还不是真正的夫妻),面临离婚时,女方也须返还彩礼。如果男家倾尽全力支付彩礼,双方即使结婚又共同生活了,离婚让男方陷入人财两空境地,也要返还彩礼。     

论我国彩礼返还纠纷的立法完善与司法适用

订婚后给予一方彩礼是我国一种民间习俗,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彩礼返还的立法不足的探究,结合当前婚俗中的现状,对如何处理彩礼纠纷提出若干立法建议。     

皇帝要给老丈人家送多少彩礼?

为了娶媳妇,皇帝也要给老丈人家送彩礼. 订婚送彩礼,是人之常情,也是中国古代流行习俗,到今天也未见取消.但古今还是有区别的,古代上门提亲,要女方的"八字",至订婚时,正常礼物是雁,即所谓"婚礼下达,纳彩用雁".     

我国农村地区彩礼的社会学分析

彩礼是我国农村地区婚姻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积极社会功能,但是,彩礼所引发的婚姻纠纷案件不在少数。本文是基于对此问题的既有研究基础上,试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相关知识分析彩礼的社会功能及引发的社会问题,并提出一定的建议。     

婚约中财产纠纷的处理研究

时代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与时俱进。对于婚姻的的态度相较上一代人,也有了较多的区别。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是保留了许多传统的习俗,如作为婚姻礼数的婚约,及男方给予女方订婚的彩礼,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较大的影响力,并会产生相应的人员社会关系及财产利益关系。基于该情况,如果双方的关系发生变故,在会在后期出现许多关于彩礼返还的问题,如彩礼性质界定、数额的确定等。本文对于婚约的性质、彩礼的性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婚约中的财产纠纷进行了粗略的界定,在相关法律条文的指导下,提出了相应的处理原则及几点注意事项。     

论彩礼现象及法律完善

婚姻是个人民事生活中的大事,送彩礼作为中国民间数千年来订婚礼的重要内容之一,针对彩礼问题,我国司法解释区分不同情况作出了规定,让实践中的彩礼行为有了法律依据,规范了订婚双方的彩礼行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彩礼的功能出现了异化,不少民众将彩礼看做了收受财产的重要机会,不仅背离了彩礼当初的社会功能,而且不合当的彩礼要求给不少的彩礼支付家庭造成了不小的经济负担。巨额的彩礼,在婚约关系中断时也是民事纠纷发生的重大导火索。因此,完善我国的彩礼制度,规范民众之间的彩礼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天价彩礼”之困

彩礼起源古代西周,延续至今。随着时代变迁,这一习俗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了司法难题——随着离婚案件数量激增,涉及彩礼返还的案件日益增多。离婚潮背后的彩礼返还纠纷魏泽鸿花了50万元彩礼,才将王馨娶回家,没过几个月,妻子失踪了。算上其他开销,魏家人为这场婚礼共消耗63万余元。家住甘肃天水清水县的魏泽鸿一家因此陷入贫困。眼看爱人下落不明,人财两空的他先去法院起诉离婚,后又起诉王馨及其父母返还63万余元,并支付彩礼利息和赔偿2万元精神损失费。     

对“彩礼”问题的若干思考

时代变迁，“彩礼之风”在不同地区已呈现不同的行情，彩礼纠纷不断。由于我国法律对婚约彩礼问题规定比较原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本文将对彩礼问题进行若干思考。     

彩礼的法律性质及返还规则探析

彩礼,是指男女缔结婚姻前,男方家庭给予女方家庭一定财物的婚嫁风俗.“彩礼”在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六礼”制度中“纳征”,此时是一种礼节性程序.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文明发展,给付彩礼的婚嫁风俗也发生巨大改变,但就彩礼的性质国内外学者一直争论不下,从而导致适用彩礼返还规则存在诸多问题.本文拟从彩礼的起源出发,通过对彩礼性质的分析,对我国彩礼返还规则进行评析.     

论农村高额彩礼的影响及相关法律的缺失

在诸多影响婚姻成立的因素中,彩礼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彩礼是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婚嫁风俗之一,在当今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彩礼现象特别明显,而且索要高额彩礼趋势也是愈演愈烈。不适当的高额彩礼成为男婚女嫁过程中的一道很难逾越的门槛,同时由于立法和司法的缺失,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阻碍。     

从爱情观的角度看待现代婚姻中彩礼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变迁,彩礼之风越来越盛行,似乎在现代的婚姻中已经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在婚姻的过程中彩礼纠纷也形形色色的出现,过去的婚姻简简单单,人们不会像如今这么现实,任何事情都与金钱有关,因此＂离婚＂在过去的婚姻上似乎是个陌生的词语,然而现代的婚姻,到处弥漫着金钱的气息,大家都很现实,没有金钱,似乎就没有婚姻,笔者旨在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旨在分析我们该如何看待彩礼与婚姻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爱情观,价值观。     

《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中彩礼的两种界定--以陈某与李某、梁某与徐某两起婚约财产纠纷为例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彩礼在城市婚姻中的表现形式已经从传统的订婚提亲转变为恋爱关系中的财物赠予,《婚姻法解释(二)》中第十条规定的"彩礼"在众多的婚约财产返还之诉中经常被作扩大解释和目的解释,但法院在这方面行使的自由量裁权程度不一,导致应返还的婚约财产认定不清,急需对彩礼进行解释和界定。文章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及归纳总结相关的学术论述对彩礼提出了两种形式的界定,并探讨了其不同的构成要件,旨在为具体的婚约财产返还之诉提供参考。     

新娘意外身亡之后

正举行婚礼当天遭遇交通事故,新娘不幸身亡。因为财物,女婿把岳父母告上法庭彩礼的习俗在中国由来已久,延续至今。近年来,因为彩礼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产生诸多情、理、法的碰撞。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处理这些纠纷及时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现实总是千差万别的,本文主人公小陶就遭遇了一件令其十分纠结的伤心事和难心事:举行婚礼当天遭遇交通事故,新娘不幸身亡。家里前前后后花了十余万,他却又回到单身原点。那么,他之前支付的彩礼     

我国婚约解除损害赔偿制度问题探究

一、问题的提出婚约纠纷在我国数量不少,常因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处理不当。从许多国家的民法典看,婚约一节是结婚制度必不可少的内容。婚约一节应规定婚约的成立、效力、赠与财产的返还、损害赔偿等。新中国成立之后颁行、修订的《婚姻法》始终没有规定婚约制度。有关的司法解释补充了前三项内容:首先,《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与解答》(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1950年6月26日公布,以下简称为《婚姻法解答》)规定了订立婚约的要件和效力。即“……任何包办强迫的订婚,一律无效。男女自愿订婚者,听其订婚。订婚的最低年龄,男为19岁,女为17岁。一方自愿取消订婚者,得通知对方取消。”;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为《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第1款第1项规定了婚约解除之后赠与财产的返还。即“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但是,婚约解除损害赔偿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国营企业应真正成为法人

国营企业真正成为法人,是我国法制建设中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尽管建国以来法学界对这个问题很重视,一些单行法规中对企业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和权利、义务有所规定,一九八一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也明确地把法人写入条文,但是总的说来,对法人在法律上还没有统一的全面的规定,对国营企业的法人地位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更谈不到实行法人制度,维护国营企业的法人地位。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思想上、理论上受着传统观念的束缚,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是相对独立的     

彩礼返还之规定的社会性别分析

用社会性别方法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彩礼返还的有关规定,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中存在有对女性间接差别对待之嫌。因此,应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完善立法,使两性最终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在建工程抵押担保若干法律实务问题的探讨

债务人以在建工程作为抵押，担保债务的履行，在《担保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在建设部颁发的《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以下称《办法》)中有一原则性的规定。按照该《办法》规定，在建工程抵押，是指抵押人以其合法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连同在建工程的投入资产，     

浅析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物业管理条例》在立法层面上正式创立了我国的业主委员会制度。《物权法》也进一步规定了业主委员会的相关制度,但是对业主委员会制度的规定都很不具体,存在着业主委员会法律地位没有统一规定、主体资格不明确的缺陷。明确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建立业主自治与物业管理专业化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的基础,也是规范物业管理的前提和必然要求。     

红头文件权力寻租当休矣

《人民日报》报道,相关专家认为,非行政许可审批通常被认为是一些没有法律依据的“红头文件”所规定的审批事项,而这一直以来也是政府行政权力的“灰色地带”.在非行政许可审批过程中,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政府非行政许可审批权的制约监督薄弱,导致权力寻租空间较大,也容易形成腐败滋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