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

在刑事立法非常活跃的时代,刑法理论不可能只是单纯地解释刑法,而是需要同时关注刑事立法本身.刑法理论不仅要规制司法,而且要规制立法.刑法理论尤其是法益保护主义与有关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的学说,对刑事立法起着重要规制作用;刑法理论必须对刑法条文作出有价值的判断,促进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修改理论或者重新解释应对社会生活事实的,就不应当修改刑法;任何知识都是一种偏见,都是不完善、不全面的,但刑法学绝不是始终拘泥于条文的形式论解释的枯燥无味的学问;刑法学者应当善于了解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勇于反省自己的前理解,正确对待自己的偏见,从而使旧法条适应新时代.对刑事立法的批判与解释并不是对立关系,批判性解释可以使刑事立法的形式缺陷得到弥补,也能为刑事立法的完善奠定基础.刑事立法也应当善于类型化,从而为解释提供应有的空间,使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中美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比较研究

借鉴、吸收国外有关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思想，以加强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不仅是立法、司法，而且也是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作者从中美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理论、立法、司法等方面，对中美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利弊、得失，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并提出了强化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若干观点和想法，以期为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     

完善刑事立案监督立法的几点建议

刑事立案监督专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以纠正其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违法问题。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监督权，但从几年来刑事立案监督司法实践来看，由于刑事立案监督立法条文先天性的缺陷和不足，致使检察机关在具体操作时难以达到预期的法律效果，需要从立法角度予以完善。     

论刑法个罪立法技术的变化和发展

我国自1978年刑法制定以来,先后颁布了十五个单行刑事法规、刑事决定和补充规定。这些新的立法规定与1979年刑法相比,无论在立法内容的周全性,还是立法技术的规范性方面都有了许多变化。特别是1988年以来的刑事立法,在个罪立法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一、在罪的规定性方面,改变以往多罪一个条文的概括状况,形成一罪一个条文,一罪对多个条文的合理结构。在79年刑法之中,立法条文中不乏多罪一条文的情况,其中有二罪一条文,也有三罪甚至四罪、五罪共一个条文,如刑法第106条包     

我国刑法对人身危险性理论的新应用——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人身危险性虽然理论上存在争议,但其对刑罚的重大意义是被公认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刑罚制度中,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应用了人身危险性理论。我国刑法立法及刑事司法中,虽然体现了对人身危险性的重视,但存在立法未予明确、适用范围不清、操作无据可依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①明确将人身危险性写入10个条文,且有23个条文与人身危险性理论有关,标志着我国刑法对人身危险性理论应用到了新的阶段,体现了我国刑罚制度更趋理性。     

刑法规范的模糊性与明确性及其整合机制

针对当前刑法学界对于“刑法规范之模糊性”的系统研究相对欠缺的状况 ,本文以自然科学中的模糊论与语言学理论中的模糊语义学为基础 ,着重论证了“模糊性是刑法规范的又一基本属性”、“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模糊性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紧密关系”等观点 ;指出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模糊性之平衡是刑事立法的理想追求 ;而实现这种平衡的基本途径就是“明确性与模糊性的整合机制”     

现行刑事立法技术“六维”评价

刑事立法技术，泛指国家制定刑事法律条文所采取的方法和技能。刑事立法的技术，体现出人们对刑事法律完善的形式追求。同时，技术所体现的形式完美，在许多时候有助于实现刑事法律的实在价值。所以，对完善现行刑事立法所进行的思辩，如缺少技术分析这一环节就无法最公允最全面地作出回答。结合立法技术的一般理论，我们以如下几个方面作为标准，对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技术加以简要反思： (一 )空间广度、 (二 )时间跨度、 (三 )规范精度、 (四 )均衡量度、 (五 )适时程度、 (六 )扬弃力度。 　　一、空间：维广度 　　刑事立法技术的空间维度…     

《刑法修正案（八）》的深度解读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了条文总数为50条的《刑法修正案（八）》。这次刑法修改,不仅涉及面广,特色鲜明,而且充分展示了立法智慧,改变了中国刑事立法的惯性思维，改变了严刑峻法的重刑主义思想，刑法立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坚持也得以实现。     

罪刑均衡的立法实现

作为最直接地保证刑法正当性的罪刑均衡 ,刑事立法对其具有首要的实现功能。其中刑法总则通过刑种设置、配刑制度和配刑情节的建构提供罪刑均衡的个别化标准 ,分则通过罪质的确认和法定刑配置提供罪刑均衡的一般化标准 ,而法定刑攀比通过“刑”与“刑”的均衡来实现整个罪行关系的均衡 ;同时 ,刑法为更好地实现罪刑均衡需要在立法的精确性和模糊性之间寻找平衡。以这些论点为前提 ,本文考察和评价了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对罪刑均衡的立法实现     

举证责任分配与刑事审判模式改革

举证责任分配与刑事审判模式改革罗本琦９０年代以来，我国法学界围绕刑事审判模式的改革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理论研究的成就直接推动了１９９６年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并在立法中得到较大程度的体现。然而，不论从理论研究的现状还是从立法角度来看，我国刑事审判模式...     

作为间接法源的习惯法——刑法视域下习惯法立法机能之开辟

罪刑法定原则仿佛是套在习惯法头上的一个法箍,对刑法领域中习惯法的机能释放,施加着巨大的压制性作用。然而,正是在对主流理论———“罪刑法定排斥习惯法”这一论断的正本清源之中,隐含着挖掘和开辟习惯法机能的深刻契机。本文即是在这一进路指引下,对习惯法在刑法领域的功能予以拓展的初步努力。本文将着重分析习惯法在刑事立法领域的机能。文章在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分析框架内,对习惯法作为刑事立法的间接法源的功能予以了初步考察。进一步地,文章以刑事和解制度为切入点,例证和说明了习惯法之于刑事立法的重要渊源式价值。     

不能犯判断标准之我见

近年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对传统刑法学将不能犯作为未遂的类型之一的观点进行质疑,使不能犯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问题。而笔者亦认为有严格区分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必要,故试图采用比较分析法,结合国内外关于不能犯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建议我国采用具体危险说为标准区分不能犯和能犯未遂的界限,以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和社会保障机能。     

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及主体

在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上 ,学术界存在主观说、客观说与折衷说的论争 ,本文通过对其主要观点的述评 ,从法律文本与立法原意的关系 ,客观说与罪刑法定的关系 ,刑法的安全价值与公平价值的利益比较三方面论证了客观说的合理性 ,同时也对传统的客观说进行了修正。关于刑法解释的主体 ,本文从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入手 ,结合现代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 ,指出刑法解释的主体仅限于可作出规范性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和作出个案解释的各级审判委员会和法官。     

积极刑法观的反思与批判

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我国刑事立法不断扩张处罚的范围,这种立法的积极姿态也得到了学者的认同,从而形成了积极刑法观的主张。积极刑法观的含义包括理念、立法、司法三个方面,其与预防刑法观、风险刑法观与功能主义刑法观都存在不同。无论从现实还是从法理层面而言,积极刑法观都存在许多疑问。在现实层面,我国现行刑法的结构并非是厉而不严,而是又严又厉。刑法的但书规定意味着立法采取定性加定量的模式,这与积极刑法观的立论或多或少存在冲突。我国司法机关一直采取扩张解释乃至于类推解释来适用刑法,因此指望通过司法实践来限缩处罚范围的观点并不现实。在法理层面,积极刑法观导致了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冲击了人的基本自由,因而抵触宪法;同时它也违反了谦抑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具体要求,并且作为其依据的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的根基并不稳固。在方法论上,必须重提"李斯特鸿沟"的重要法治意义。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继承与批判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刑法理论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并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得以承认和采纳。近年来 ,我国刑法学界已有人开始涉足这一理论 ,但是 ,其诸多主张颇值商榷。本文简要地介绍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基本内容 ,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评价。文章提出 ,我国刑法应批判地继承期待可能性理论 ,不能盲目扩大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范围。     

History’s Challenge to Criminal Law Theory

After briefly sketching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criminal law that emphasizes its longstanding reach into social, commercial and personal life outside the core areas of criminal offenses, this paper explores why criminal law theory has never succeeded in limiting the content of criminal codes to offenses that fit the criteria of dominant theories, particularly versions of the harm principle. Early American writers on criminal law endorsed no such limiting principles to criminal law, and early American criminal law consequently was substantively broad. But even with the rise of theorie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at sought to limit criminal law’s reach, codified offenses continued to widely and deeply regulate social life and exceed the limits of those normative arguments. This essay suggests that this practical failure of criminal law theory occurred because it was never adopted by an institutional actor that could limit offense definitions in accord with normative commitments. Legislatures are institutionally unsuited to having their policy actions limited by principled arguments, and courts passed on the opportunity to incorporate a limiting principle for criminal law once they began, in the Lochner era, actively regulating legislative decisions through Constitutional law. The one avenue through which criminal law theory has had some success in affecting criminal codes is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specialized bodies that influence legislation, especially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advocacy of the Model Penal Code. But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American criminal law policymaking permits an unusually small role for such specialized bodies, and without such a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criminal law theory is likely to continue to have little effect on actual criminal codes.     

论“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的定位

传统刑法和司法实践将"认罪态度"定位于酌定量刑情节,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和司法人员的认识差异,造成了量刑时空上的不平衡。本文认为,随着"自首"、"立功"和"坦白"的逐步法定化,将"积极退赃"和"赔偿损失"升格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件已经具备。它不仅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依赖于刑罚改造理论和人身危险性理论的理论支撑,还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法律基础及外国立法提供的参考和借鉴。因此,应将"积极退赃"和"赔偿损失"升格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件和从宽处罚的具体标准,实现"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法律地位的转变及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计算机犯罪及其立法和理论之回应

计算机犯罪尤其是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巨大差异 ,对于现行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及刑事司法协助规范形成巨大冲击 ,同时也造成传统刑法理论与现实犯罪态势的冲突 ,导致立法和理论略显滞后。对国内立法、国际刑法与刑法理论以及刑事司法进行全方位的反思 ,惩罚和防范日益猖獗的计算机犯罪是当务之急。     

计算机立法问题与对策

计算机犯罪是伴随着现代科技发展而产生的,具有智能性高、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等特点。本文对计算机犯罪的概念进行界定,指出了计算机犯罪特征和对传统刑法理论的冲击,并结合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对计算机犯罪立法的几点建议。     

谨防刑法规定过度精细化

刑法规定越来越细微精巧,罪名种类越来越繁琐复杂,罪状表达越来越详尽具体。但从哲学视角看,过于精细的刑法规定有悖质量相统一理论和辩证认识论理论;从法理学视角看,过于精细的刑法规定违背法的稳定性、法的模糊性和法的精简性理论;从法学实践视角看,过于精细的刑法规定制约刑法适用并且影响对刑法的理解;从刑法方法思维视角看,过于精细的刑法规定有违类型化思维、协调性思维和解释论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