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庭科学加强之路回顾(2009-2017) —以"科学证据在诉讼中的采纳"为对象

为应对法庭科学面临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危机,美国国家科学院携多个部门机构于2009年初发布了题为《美国法庭科学的加强之路》的报告(NAS报告).报告指出当前法庭科学原理/方法存在的不足及法庭科学实践中的欺诈等问题,并指出法庭一贯遵从法庭科学证据,未尽"守门人"职责.最后,NAS报告提出了改进法庭科学的建议.通过对"法庭科学证据在诉讼中的采纳"这一主题的案例分析,可以认为:NAS报告发布8年之后,法院采纳法庭科学证据的一贯做法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换言之,NAS报告改革贯彻不力,对司法实践的影响极为有限,甚至可以忽略不计.NAS自身缺乏强制性、明确性及对抗式司法体制等是个中原因.现阶段NAS改革成果虽未获成功,但法庭科学加强之路仍需继续前行.未来深化法庭科学改革的举措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重视法庭科学领域中诉讼参与主体的作用、发挥国家法庭科学委员会(NCFS)在未来深入推进法庭科学改革中的作用、认真对待联邦最高法院把法庭科学证据可采性纳入对质条款规制范畴的司法实践.     

民事社会科学证据的中国图景

司法证明方法从神证到人证再到物证,呈现科学化发展的趋势,科学证据成为司法证明方法的必然选择,以社会调查为主要方法的新型诉讼证明方法逐步被应用于诉讼实践。社会科学证据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等证据属性,应赋予社会科学调查报告以法定的证据资格,并将其界定为鉴定意见。社会科学证据频现于我国诉讼实践中,但由于规则缺失,法院对待社会科学证据的态度差异较大。社会科学证据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应确定其法律依据,对社会科学证据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及技术标准实行统一管理;应限制法院决定是否同意社会调查的自由裁量权,赋予当事人程序性救济权,对重新调查程序的启动予以具体化规定;应建立技术性出庭制度、法官技术顾问及专家陪审制度等。     

美国法庭科学证据的应用与发展

＂法庭科学＂萌芽于古代中国,兴盛于近现代西方国家,最终发展成为具备完整科学体系的现代意义上的法庭科学学科。法庭科学证据的应用与发展显然与法庭科学的发展与应用密切相关,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美国司法制度中关于法庭科学证据的证明力、可信度、可采性的分立质疑对法庭科学本身的发展无疑起到鞭策与促进作用。美国法庭科学证据的司法制度以及常用的一些传统与高技术法庭科学证据的使用过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理解法庭科学证据标准,对我国法庭科学及其证据的研究与应用有所启迪。     

电子证据基本问题初探

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子证据相关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出现愈加频繁,冲击着我国传统的诉讼法证据分类。我国学界对电子证据的理论研究与立法、司法实践尚处在起步阶段。电子数据具有无形性、独立性、高科技性,受到的客观因素影响极少,有着强有力的证明能力,更可以称之为"不会说谎的证据"。但是,电子证据应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已经成为证据种类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文对于电子证据的基本问题,从四个方面探析,一为电子证现状及研究意义,二为电子证据概念界定,三为电子证据特征,四为电子证据法律地位。     

从冤假错案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刑事司法领域中重要的内容之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是当代社会对于公平正义及违法取证危害性的认识日趋深刻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民主与进步的必然要求。本文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的冤假错案,运用案例结合理论的方式说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施现状,进一步证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标准在反垄断司法中的适用及其启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反垄断执法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种"重反竞争效果证据轻主观意图和动机证据"的趋势,经济学方面的专家证据在反垄断诉讼中的地位突显。但为防止科技力量对审判权的控制以及专家证据的滥用,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美国法院在审查反垄断专家证据时,从专家证人适格性、专家证据有助性和可靠性等方面严格适用专家证据可采性标准。我国三大诉讼法长期将鉴定人定位在法院辅助人的职能上,并视鉴定结论为法定证据形式的做法,缺乏认识论依据,为确保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可靠性和公正性,应借鉴美国专家证据制度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将鉴定结论作为一种证据方式,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法定证据形式,并建立健全严格的可采性标准。     

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研究

科学证据是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对证据分析所得的判断意见。因此,科学证据属于意见性证言。为防止不可靠的科学证据对法庭的误导,英美法系国家建立了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包括相关性规则、必要性规则、专家证人资格规则、排除规则、可靠性规则。美国科学证据可靠性规则经历了从Frye规则、Daubert规则到修订后的《联邦证据规则》702条的嬗变。我国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主要限于相关性和合法性的审查。由于缺少对鉴定意见可靠性审查的指导与限制,导致了错误裁决的风险。本文提出确立鉴定意见科学可靠性规则的构想,以利于法官排除错误的鉴定意见,同时有助于法庭科学实验室的管理与制度完善,促使法庭科学实验室更严谨更科学地为法庭提供优质的法庭科学服务。     

"辛普森杀妻案"与佘祥林杀妻案"之比较——浅议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基于传统观念和现有司法体制的影响和制约,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和特殊意义在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在比较"辛普森杀妻案"与"佘祥林杀妻案"的基础上,借鉴美国证据立法的先进经验,分析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践,并提出对其完善的几点建议。     

刑事案件中“情况说明”的适当定位

“情况说明”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滥用对刑事司法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即使是正常使用的“情况说明”,由于其证据形式本身的瑕疵,内容记录难以做到客观科学完整,不能适用相关证据规则,导致对其证据能力、证明力判断困难。就其性质而言,内容上与案件具有相关性“情况说明”属于瑕疵证据。目前广泛使用的“情况说明”可以作以下处理:与案件没有相关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当排除;与案件具有相关性,应当归入相关法定证据形式并完善其内容和形式,确立相应的证据规则。     

美国科学证据采信规则的嬗变及启示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法庭科学的勃兴,也推动了科学证据采信制度的研究。科学证据采信的难题长期挑战着传统的证明方式。考察美国科学证据采信制度发现:诸如弗赖伊案、多伯特案等判例展现了美国联邦法院对科学证据采信的认识转变。其制度嬗变背后启示人们:重视对科学证据"科学"的实质性把关、通过判例不断调整可采性标准、以证据规则弥合法官采信科学证据的知识鸿沟、强化对抗为法官采信科学证据提供依据。考察我国科学证据采信的现状发现,可采性标准尚不完备,法官对科学证据的采信存有难点而说理少,忽视"科学"的实质性审查,科学证据审查对抗性不足等问题。科学证据采信的完善必须从强化审查鉴定主体、检样提取程序、鉴定原理等环节多管齐下。     

论任意雇佣原则在美国劳动法中的衰落

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普通法上形成的任意雇佣原则授予雇主任意解雇员工的权力而不要求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劳动者权利保护甚为不利。考虑到绝对任意雇佣原则所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在许多方面已经不适应现代劳资关系的发展,美国立法机关和各州法院已经形成该原则的多项普通法例外,任意雇佣原则逐步走向衰落。由于任意雇佣原则在美国社会长期实行,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动用立法权和司法权等国家权力也并非以废止该原则为目标,因此迄今为止其仍然是调整美国雇佣关系的重要规则。     

20世纪初美国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及反思

二十世纪初,美国法学进行了一场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尝试。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首倡进行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受到著名法学家威格摩尔的激烈反击以及一些心理学家的反对。但是,也有部分心理学家随后开始进行法律行为实验研究及法律心理学研究,法学界的著名学者哈钦斯针对一系列具体主题进行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而威格摩尔在反击之后也开始在这一领域展开研究。此次交叉研究为二战后行为法学派在美国法学界的兴起提供了基础。我们可以由此思考法学对于交叉研究的接受度,以及那个时代心理学影响法学研究的可能。并通过20世纪美国法学各类交叉研究的繁荣,反思我国当下司法实践的现代化变革及法学研究范式的发展。     

司法的限度：在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间

我国法院从司法改革初期积极扩张司法权的一端,转变到面对社会矛盾复杂性而采取自我限缩策略的另一端,暴露出司法权运作边界模糊的问题。社会需求决定了司法的供给,但司法权的能力是有限的,其机能的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条件,而且当事人人数的多少、案件的复杂程度等都会影响司法权的能力。司法权应当恪守自己的边界。对超越自身能力的事情保持克制,是司法权威的必要保证。     

测谎技术及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测谎仪的发明和应用,在犯罪侦查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现在,测谎技术作为一项通用高科技已被世界上50多个国家广泛应用于国防、司法乃至商业等各个领域。实践证明,测谎技求完全是科学可信的,通过测谎可以准确地鉴别有罪和无罪。近年来,测谎技术正快速和大量地进入了我国司法领域,它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辅助侦查手段,为公、检、法、司等机关解决众多疑难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并取得显著效果。为了促进和推广这项技术的应用,本文着重对测谎技术的概念和原理及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等方面作较详细的阐述。     

论现代法学教育视野下的司法鉴定教育

司法鉴定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是法学与相关自然学科、经济学科等结合的产物。司法鉴定的实践和理论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他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法学教育的舞台上,却是近些年的事情。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法学、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发展的共同结晶。司法鉴定学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还需要面临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正确定位司法鉴定学与法学教育的关系,深刻研究司法鉴定培养的内容和层次、课程设置,以及教育的实施方式等,以促进司法鉴定教育的发展与完善。     

法官视角中的能动司法

能动司法是司法创造力的体现。在美国,这种司法能动的突出表现形式是司法审查权,通过多年的案例发展,美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司法审查体制。在英国,至今法院尚无对立法的审查权。但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有判例法传统,法官的司法能动性相对较大,在案件审理中,区分相似案件事实和不断发展法律规则是法官司法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法系的司法能动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我国,司法能动在审判领域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个案法官法律论证,其主线是政策考量与法律考量,也可称之为社会效果考量与法律效果考量。     

民事诉讼简易程序:正当化与简易化之间——评章武生著《民事简易程序研究》

关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研究在我国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但近年来,基于法院系统改革实践的启发以及国外司法改革经验的启示,学界开始了对简易程序的关注。作为这一关注的一个重要成果,章武生教授的新作《民事简易程序研究》回答了简易程序的一些基本问题,并对我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改革提出了系统的方案。不过,由于研究方法的缺陷,该书也存在一些需要正视的问题。     

TOWAR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IGH‐CONFLICT FAMILIES: AN ANALYSI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CANADIAN CASE LAW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courts have begun to recognize the special challenges posed by “high‐conflict” separations for children and the justice system. The use of “high conflict” terminology b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and the court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over the past decade. This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but the term is often used vaguely and to characterize very different types of cases. An analysis of Canadian case law reveals that some judges are starting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various degrees and types of high conflict. Often this judicial differentiation is implicit and occurs without full articulation of the factors that are taken into account in applying different remedies. There is a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refined, explicit analytical concept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high conflict cases. Empirically drive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an assist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lawyers and the courts in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se cases and providing the most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s. As a tentative scheme for differentiating cases, we propose distinguishing between high conflict cases where there is: (1) poor communication; (2) domestic violence; and (3) alienation. Further, there must be a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cases where one parent is a primary instigator for the conflict or abuse, and those where both parents bear significant responsibility.     

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的诞生与成长

2 0世纪初 ,在引入西方刑事诉讼法学成果 ,对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和律学进行改造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夏勤的《刑事诉讼法要论》、陈谨昆的《刑事诉讼法通义》、徐朝阳的《中国诉讼法溯源》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大多留学日本 ,所以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 ,无论是框架体系、基本内容 ,还是概念术语 ,都深受日本刑事诉讼法学的影响 ,在理论深度和研究方法上也带有比较幼稚的痕迹。     

证据科学的走向：国际视野与中国语境——对证据问题研究领域的初步分析

我国证据科学的出现既是英美证据法学知识传统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回应国内司法证明领域转型的一个重要发展。证据科学的本质是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之间在应对新的时代问题所作出的一系列变动和整合,而变动和整合的方向则取决于社会需求和司法证明领域多学科之间的竞争。我国司法证明领域的转型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为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的互动提供了最基本的动力。中国证据科学应该以这些问题为核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中国证据科学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