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浅析政府腐败问题

在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严厉打击的现状下,腐败问题依然比较严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腐败问题的重要原因。本文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以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模型来简单分析了政府官员腐败的原因,从而得出结论——消除信息不对称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有效途径。     

谈王某行为的定性

一、王某的行为应当是犯罪行为犯罪是达到一定度（量）的危害社会（质）的行为，即犯罪是犯罪人所实施的违反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法律达到一定程度需要用刑罚子以规制的行为。换句话说，犯罪行为虽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但其基本属性仍然是违反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法律的行为。从只角度讲，我们说一行为系违反民法、经济法、行政法案由律的行为，但不能由此否认该行为是犯罪行为。恰恰相反，只有一行为系违反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法律的行为，该行为才可能成为犯罪行为。在非法占用（挪用公款、挪用资金等）、占有（贪污。侵占）型…     

政府信用制度的法律调整

诚信原则不仅显耀于私法,在公法领域也逐渐得到认可.个人信用、企业信用是民商法的调整范围,与民商法相对应的基本法的是经济法、行政法,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关系是实体(经济法)和程序(行政法)的分工.在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领域中,经济法与行政法分别以实体法规范(授予行政权力)和行政法规范(设定行政行为的程序)的方式互动地实现政府控制经济生活,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目标,本文拟从行政法与经济法的角度研究政府信用制度.     

火车站核查旅客身份证行为的行政法原则分析

在火车站对身份证核查的行政行为本身是属于行政机关的正当权限范围内的行为,但是,如果把这一行为作为一种常设性行政行为存在,并要求部分或全部旅客都要接受核查,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导致了行政行为的异化,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角度分析,这一行为则违反了行政服务性原则、行政效益原则、行政比例原则,以及程序正当性原则的现代行政法理念的要求,需要对这一行为予以重新定位。     

政府行为规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政府行为存在任意性、机会主义、知识不足和信息不足等问题 ,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 ,政府行为必须进行规制。经济法与行政法作为外在制度的表现形式应成为规制政府行为的法律。     

聚焦政府官员公开道歉

近一个时期以来,政府官员因为工作不力或失职公开向公众道歉的现象屡见不鲜,从突发灾难、特大事故,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通过媒体神态凝重地向公众公开道歉,成为官场生态中的一大热点。一声道歉,表明了政府官员们已经从思想和态度上充分认知了公仆的服务意识,确立了“有权必有责、有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权力观,彰显了执政理念的进步和执政水平的提升,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政府官员公开道歉,作为一种主动承担责任的行为,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对抗情绪,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改进政府工作, 无疑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政治空气。     

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探析

从法理和情理上讲,被问责官员复出本身并没有问题,但若被问责官员在被问责后不久即复出就是问题.本文认为,针对被问责官员草率复出的问题,应完善我国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加强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法治化、规范化建设.这不仅有利于消解公众对行政问责的信用危机,对被问责官员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同时也有利于克服被问责官员复出的草率性和随意性,提高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行政法文献巨篇——略谈清代五朝会典

就现代行政法而论，行政法是调整国家机关权利义务关系，规范政府官员行为的法律。而中国古代社会，自有“周礼”（周官）以来，就把官吏的行为规范起来，一切都集中在专制统治之下，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是有行政法的，并且和现代行政法相通。然而中国传统法律具有诸法合体的特点，以刑法为主，行刑不分。随着历史的推进，以《唐六典》的出现为标志，古代有了独立的行政法典形式。发展到清代，五朝会典最为完备。五朝会典即是《康熙会典》、《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及《光绪会典》的总称。“会典”…     

构建政府信用的内部行政法对策研究

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重要内核。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切实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防治政府失信、铸造政府信用为重点,充分发挥政府信用在社会信用建设中的无可替代的示范激励作用。防治政府失信,规制政府行为,打造诚信政府,行政法理应承担起义不容辞的使命。但在探究如何通过行政法构建政府信用这一问题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以立法和司法技术为中心的外部行政法,而内部行政法在其中的作用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事实上,内部行政法和外部行政法一样,各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主要的适用范围,也有各自的功能性不足,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行政法体系,对规制政府行为,防治政府失信,构建政府信用发挥着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的积极功能与作用。     

行政法视野中的金融危机及其应对

行政法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主要通过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体现出来.行政法能够及时通过立法确认和保障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整顿市场秩序的职权;能够督促政府积极转换职能,提高危机管理水平;能够有效稳定市场秩序,确保交易公平,规范权力运作.因此,在行政法学研究中应积极引入现代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健全行政法制,提高政府应对风险的能力.     

官员道歉制度化追问

就立法原意而言。官员道教的制度化是对官员道教行为的规范约束，还是鼓励这种形式的权力反省？进而言之。官员道教制度化以后，道教行为将会越来越多。还是变得越来越少？ 日前，深圳市监察部门出台了《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     

论新一代行政法治

论新一代行政法治笑侠引言作为近代革命产物的、以法国为代表的行政法主要是通过实体法规则来控制行政权力的（我们称之为实体控权模式的行政法或传统的行政法），其特点是：从行政行为结果着眼，注重行政法实体规则的制定，坚信详尽的实体规则对于权力的控制功效，行政主...     

公众自测环境信息与环境知情权的法律思考

公众自测环境信息是指公众通过非官方的途径自主地获取所需的环境信息.环境知情权的相关理论则表明公众获取环境信息有三种途径,公众自测环境信息作为其中新兴的特殊途径,具有行为主体广泛性、行为内容零散性、非规范性以及法律效力有限性等特征.本文从环境知情权的角度评价了公众自测环境信息行为,讨论了公众自测环境信息行为的重要意义以及潜在的负面影响,并试图论证公众自测环境信息行为的正当性.     

行政垄断规制：理由与体系——由“浙江省环保市场垄断案”所引发的思考

行政垄断的制度成因是防范和限制行政机关和政府官员＂经济人＂行为的法律法规体系缺位,由此产生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的发生。不成体系性的立法对规制行政垄断是缺乏效率的,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反行政垄断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应包含宪法、民商法、行政法、反垄断法和财税法。     

公共警告的现代兴起及其法治化研究

公共警告作为警示公众防范危险的有效手段被各国政府广泛运用,同时也出现了滥用侵权的问题.从大陆法系和美国的情况来看,公共警告目前都被界定为不具强制性、不决定法律权利或义务的非正式行政行为,在行政程序适用与法律救济上不同于正式行政行为;对其法律控制主要依据比例原则等一般行政法原则;其法律救济主要有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两种途径.在我国,公共警告侵权在获得行政诉讼救济与国家赔偿救济上存在一些障碍,应逐步予以完善.     

论部门行政法的规范和调整对象

部门行政法的划分标准不是单一的,必须同时考虑其规范对象。法律形 式、职能权限等多种因素,若于因素综合在一起共同使部门行政法有了自己的内涵。确定 部门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也须从多种角度进行比较分析,部门行政法主要规范行政相对 人,以保护行政权为主旨,侧重调整管理关系或私权关系;行政法则主要规范行政主体, 以限制行政权为主旨,侧重调整行政关系或公权关系。部门行政法的体系构架可以有不 同的选择模式,从职权行使的主体、各类管理关系以及行政权的范畴等多种角度都可以 构架部门行政法体系。     

超越局部与个体的经济法行为——以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行为为视角而展开

经济法作为后生于民商法和行政法而存在的新兴法律部门,其目的在于弥补民商法和行政法的局限与不足。从央行宏观调控行为我们可以看出,其行为方式的复杂性决定了经济法行为与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完全独立于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而孤立存在,但经济法的整体主义视角,又使经济法行为必然能够超然于具体的或单个的行政行为或民事行为,从而表现出其独有的价值魅力。     

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

<正> 台湾《宪政时代》1989年第三期刊登《比例原则》一文,论述比例原则在美国行政法中的体现,摘要如下: 一、比例原则的涵义在法国或联邦德国,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是指政府不应采取任何一个总成本高于总利益的行为。但是在美国,由于实行联邦制,社会及经济控制的责任由联邦及州共同负担,又由于行政法本身涵盖的范围极广,而且具有多样性,因此很难对美国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加以概括。但是美国行政法中有一些与比例性原则相近的重要的法制原则。     

风险规制过程合法性之证成——以公众和专家的风险知识运用为视角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风险规制是公众和专家运用各自所掌握的关于风险的事实和价值知识进行交涉、反思和选择的过程。公众的风险知识通过民主参与实现规制过程之合法化,专家的风险知识通过技术理性实现规制过程之合法化。在风险规制的价值目标确定方面,公众的风险知识具有优越性;而在风险规制的手段确定方面,专家的风险知识具有比较优势。就我国风险规制现状而言,由于公众的风险知识存在参与不足与过度参与的弊端,而专家的风险知识则存在理性不足与独立性不强的缺陷,因而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为实现这两种风险知识的融合与统一,重塑风险规制过程的合法性,就需要通过改进参与程序与改革风险规制机构来达致。     

社会募捐行为初论

我国学者从捐赠人与受益人关系角度研究社会募捐行为,认为社会募捐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这种研究视角和观点很难解决募捐余额归属和政府对社会募捐监管问题。应从募集人角度以行政法研究方法分析社会募捐行为。社会募捐行为是公务行为,是获得授权的特定组织为公益目的而开展的财产募集活动,应当符合公务行为规则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