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质疑——兼论《民法典》第1235条的解释

无论是世界主流立法例，还是从损害的属人性要求出发，社会组织都不得以生态环境受损为由请求污染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虽然在侵权责任编中确立了普通环境侵权和生态环境侵权的二元模式，但是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之时，应当明确区分为造成社会公众具体损害的情形和仅造成生态环境自身损害的情形。前者可以由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者则可以由监管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社会组织对此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缺乏正当性。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诉讼二分论，可以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也可以赋权社会组织在行政机关不作为时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民法典》视域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及诉讼研究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人与自然是同一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必须用最严厉的法治措施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全过程，坚定不移地走“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民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法治支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原则，《宪法》为《民法典》“绿色原则”确立根本遵循，《民法典》为防控和治理环境污染提供法律依据。《民法典》为生态环境修复赔偿提供法律依据：《民法典》规制生态环境侵权主体及民事责任，规制生态环境损害及其“被侵权人”,规制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民法典》规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规制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规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规制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

侵权法理论的不断发展和环境侵权自身的特殊性对传统环境民事责任理论提出了挑战。出于维护正义、稳定社会秩序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以环境侵权损害填补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民事责任的社会化为各国民法和环境法所共同关注。本文分析了实现环境侵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前提的三个转变途径 ,即道义责任向社会责任的转变、个人赔偿机制向社会赔偿机制的转变、单一侵权损害赔偿向综合性社会安全体制转变。主张在这三种方式协调合作的基础上 ,构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的综合协调机制 ,并对我国环境侵权损害填补制度体系的建立提出了建议。     

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与我国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相对应,其脱胎于普通法中的侵权法,在实践中逐步走向成文法体系。美国《清洁水法》《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和《油污法》等法律克服了侵权法的局限性,建立了完备有效的自然资源损害的评估和救济机制。借鉴美国相关立法中关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赔偿范围、损害评估规则等规定,有助于突破我国传统侵权法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拘束,在索赔主体、赔偿范围、损害行为认定、损害后果评估、修复责任承担等各方面建立特殊的规则,完善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     

生态损害填补责任归责原则的两分法及其配套措施

应用制度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可以将生态损害的社会总成本分解为危害行为人防范损害发生所采取的措施的费用(预防成本)、损害发生后的生态损害结果(损害成本)和损害发生后法律救济的管理性成本(管理成本)。对易于导致生态损害发生的生态环境危险行为采用无过失归责原则既有利于引导行为人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又有利于迫使其降低“活动水平”,从而实现生态损害社会总成本的最小化;对生态环境非危险行为宜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此即为生态损害填补责任归责原则的两分法。为了保证这一归责原则两分法方案的功能目标得以真正实现,还必须配以“生态环境危险行为与非危险行为的立法区分制度”和“折中的责任限额制度”。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

以个体为逻辑基点的传统法学难以应对整体性的环境问题。以整体为逻辑基点，新型的权利依据、法律关系和诉讼目标呈现出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依据是生态公益所衍生的无法私有化的整体权利即环境权，及其派生的并由成分利益所衍生的生态公益维护权等环境成员权。传统法律中只有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个体对个体”或“个体对整体”的法律关系，而只有环境权下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整体对整体”与“整体对个体”的新型法律关系才能产生环境公益诉讼。生态损害的难以恢复性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只能以预防为核心目标，区别于传统诉讼的填补损害或惩戒目标。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要求革故鼎新式的系统性制度建构:尊重法律关系理论，确认环境公益诉讼的另类本质；尊重公众及成员的合法权益，重构实质原告与形式原告制度；践行保护优先，建立生态公益预防责任制度等。     

侵权责任法视野中的生态损害

"塔斯曼海"案的处理取得较为圆满的结果,而"松花江重大水污染责任事故"的处理却遭遇尴尬局面。这证明了行政处罚不能取代民事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不应当对生态损害视而不见。侵权责任法虽然不能提供填补生态损害的直接依据,但能够利用生态损害与传统损害之间的重叠关系,在填补物(资产性的生态环境组成要素)之所有人的损害时兼顾生态损害。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及规制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否及如何适用惩罚性赔偿分歧较大。此类诉讼救济的客体一般为生态环境损害，囿于填补性赔偿的局限、环境行政执法的缺陷，有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但是，鉴于惩罚性赔偿作为私法救济却又蕴含惩罚、威慑的“私人执法”特性，应严格审慎适用。为防止泛化甚或滥用，需对适用条件、确定惩罚性赔偿金的因素等进行规制。与环境侵权私益诉讼的损害赔偿不同，惩罚性赔偿须具备行为违法性、损害后果严重性和主观故意性要件。惩罚性赔偿更多应在填补性损害赔偿、行政罚款、刑事罚金适用后仍无法弥补生态环境损失时方得适用，若此三项法律责任已起到相应法律效果，惩罚性赔偿就不应再“越俎代庖”。与环境污染侵权采举证责任倒置不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上应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由请求权人对其适用承担举证责任。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关系实证研究

从对司法实践案例的实证分析来看,我国当前所构建的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地方政府作为赔偿权利人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等诉讼类型,在诉讼程序衔接上存在冲突问题。基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性质,赔偿权利人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应优先于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对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规定范围外部分的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有权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补充。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发现行为人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时,应首先通知赔偿权利人并督促赔偿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内履行与赔偿义务人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事宜进行磋商及磋商不成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职责。没有合理理由,赔偿权利人不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就同一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提起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论生态损害救济的模式选择

围绕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我国建立了私法主导的生态损害救济体系。这一体系在发展环境法治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关主体角色错位、政府主导的修复和司法判决难以衔接以及法院主导修复能力有限等问题。而生态损害的公法救济在现行立法中未得到足够重视。影响生态损害救济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有:法律体系对公私法划分的影响;行政机关在救济生态损害方面的权能和保障以及私法救济的困难程度。基于这些因素的考量,我国应通过立法授权、行政执行能力的强化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建立公法主导的生态损害救济制度。私法救济在公法框架建立前或无法适用的情况下,可发挥补充作用。     

用司法禁止令按下环境侵权“停止键”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明确在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中可采取禁止令保全措施,及时制止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避免造成环境损害的发生和扩大。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但有些地方环境污染问题却依然存在。     

“双碳”目标下气候变化诉讼的路径选择

气候司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基于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全球性、累积性、科学不确定性,可以推导出气候变化诉讼目的的公益性、手段的风险预防性及其诉讼路径选择的政策性。在中国现有环境司法框架中,环境侵权诉讼对气候稳定权益的公益性定位出现偏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于尚未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形力所不逮。环境公益诉讼着眼于环境公益,制度初创即将“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纳入救济范畴,是构建我国气候变化诉讼制度的适宜载体。构建中国特色的气候变化诉讼制度,还应从优化责任承担方式、贯彻风险预防原则、适度扩大受案范围等方面予以必要调适。     

对环境侵权受害人的法律救济之思考

我国立法已日益重视对环境侵权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救济,但所采用的混合型立法模式也带来一些应予重视的问题。现实中反正两面的典型实例,凸显出对于环境侵权建立行政救济机制以及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本身却又掣肘着该制度的功能发挥。应当抓住《环境保护法》修订之机,在该法中明确规定对于因污染环境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以增强公益诉讼制度的可实施性。     

《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贯彻民法典绿色原则和生态环境侵权责任制度,对于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规定》共34条,除引言外,主要包括适用范围、当事人举证、证据的调查收集和保全、证据共通原则、专家证据、书证、损失费用的酌定等内容。本文就《规定》的制定背景和意义、制定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进行了解读。     

浅论海洋生态损害的法律问题——以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为分析案例

海洋生态损害属于环境利益的损害,具体包括海洋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海洋生物资源的损失以及海洋环境质量与价值的减损等。我国法律规定了海洋生态损害的范围、评估规范及证明责任的分担,但在权利主张主体和责任承担方式方面存在不足。我们应着力突出环境公益诉讼中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并着手建立我国生态损害赔偿基金制度。     

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的诉讼形态，具有诉讼主体的广泛性、诉讼效果的预防性以及诉讼形式的多样性等特点。我国现行法律对环境诉讼原告资格进行了一定的限定，不适应环境侵权损害日益严重的现实需要，不利于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因此，应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赋予利益关系人、环境保护组织、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以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辨析

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是与被诉事项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任何人＂,其诉讼功能或目的是为保护环境公益,救济环境本身的损害。环境侵权诉讼则是为救济因环境污染、资源破坏进而造成的人身与财产损失,是对私益的救济。作为应对环境侵权等大规模侵权的群体诉讼制度的代表人诉讼和集团诉讼,具有公益影响的表象,但其制度设计的主要功能在于诉讼经济与效率,是有组织地对单个诉讼的组合,究其性质仍属于＂私益诉讼＂。     

环境损害司法救济的困境与出路

环境或生态损害是我国社会现阶段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如何应对、如何有效地对环境进行修复,对保障群众福祉、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以司法手段处理环境或生态损害问题是为弥补传统行政手段的不足而发展出的有益策略.但是,在现阶段的实体法律规则环境下,司法手段仅能在环境或生态损害的救济方面发挥相对有限的作用.无论是侵权法、还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都难以有效达成前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生态损害责任策略对有关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论环境侵权原因行为的立法拓展

《侵权责任法》第65条是否适用于因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困惑,在学理上存在争议。以环境科学、生态学关于"环境"的基本概念为出发点,"生态环境"并非一个科学的用语,仅可与"生活环境"并列用于非环境、非生态领域。而《侵权责任法》之"准历史解释"所谓的"污染生态环境"实质上指污染自然环境,对称于污染人工环境。因此,该法第65条所规定的"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致害原因行为不包括破坏生态的行为。基于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两分法,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64条将《侵权责任法》扩大适用于因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情形,以立法对我国环境侵权责任之原因行为的范围进行了拓展,这一新法、特别法上的立法发展具有国际先进性。     

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思考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理政的总体战略,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的整体布局,提出了"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新要求,体现了法治思维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在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法治不能虚位,生态建设更不能掉队。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建设必须解放思想,建立生态环境立法不仅是环境法部门的任务、生态环境保护不仅是环境保护机关的事情、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不仅有诉讼方式的观念。要在对现行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经验与教训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完善生态环境立法体系,提升生态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建立生态环境诉讼与纠纷解决替代方式相结合的损害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