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进程中民间组织的公民性塑造功能及其实现

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期,产生了民间治理空间和公民性诉求。而民间组织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力量和平台,承担着公民性塑造的重要功能和责任,也即推进"公民性"社会资本的形成、培养公民的民主生活技能、增进公民的公共精神、培育公民的理性自律品格。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民间组织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困境和问题,制约了其功能的发挥,因此,需要大力加强民间组织建设,发挥其公民性塑造功能,从而推进民主法治进程。     

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

中国民间组织存在严重的合法律性问题,一方面,占总数80％以上的民间组织属于“非法存在”,另一方面,经过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也存在内部管理不善、财务混乱甚至违法犯罪等问题。从法律角度考察,民间组织的合法律性困境,直接地由执法部门的执法不能导致,归根结底由立法不当产生。现行的民间组织法规体系严重缺乏实效,处于正当性与合法律性均不足的困境中。解决民间组织的现实问题,需要尽快制定《民间组织法》,推进管理制度变革,从控制型管理转向培育型管理。     

我国政府如何正确处理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不是对手关系而应是伙伴关系。合作,则双赢;敌对,则俱损。但在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仍面临诸多的困境。我们要正视民间组织面临的困境,积极改善我国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培育公民社会良性发展,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我国仲裁机构民间化的制度困境——以我国民间组织立法为背景的考察

实践中的中国仲裁机构与民间组织相去甚远,仲裁机构民间化之争为中国所独有。仲裁机构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却不能"民间化"的制度困境在于我国民间组织立法的缺失。有"结社自由"的宪法保障,但我国民间组织立法法仍存在"法律缺位"、"效力过低"等诸多问题。仲裁机构法律上的民间组织地位之解决路径包括对仲裁法、民间组织法和民法的修改和完善。但制度本身又不能完全解决仲裁机构民间化回归的问题,这要依靠理念、文化和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     

浅析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障碍及对策

公民社会组织对于社会全面发展的促进拥有政府组织不可比拟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公民社会组织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然还存在很多困境,发展过程中受到阻碍。本文通过对公民社会组织定义的剖析,提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以及障碍,并从中寻求一些解决对策。     

论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首要目标：培育公民社会

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面临诸多劣势与困境,造成了这些国家长期的政治动荡和政府低效,并使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遭到破坏。后发国家政治发展不力直接体现为政府低效、社会无序、经济落后等,并较为完整地映射在了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上。公民社会发育不足成为了后发国家政治发展不力的负面结果和重大阻碍。基于自身所蕴含的公益性、公民性、自主性和多元化属性,公民社会的良好发育是解决后发国家政治发展不力现状的首要目标和重要途径。     

浅析中国民间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定位与发展方向

近年来,我国危机事件发生频次增加,情况日益复杂,在危机预测、处理和后续过程中,民间组织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赢得社会的认可,在危机管理体系中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应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我国民间组织参与危机管理过程依然面临着内部和外部双重困境,本文通过分析民间组织的独特优势和面临困境,希望为民间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合理定位和应该致力的方向予以建议。     

关于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路径探讨——以银川市福利机构为例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民政部门一直在探索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方法,试图改变政府包办社会福利和企业办社会的传统格局,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或个人共同营办社会福利服务的局面。然而,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社会福利社会化依然困境重重,一些民办福利机构只是在勉强度日,甚至在困境中消失。本文认为促进社会福利社会化不但需要从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上积极培育民间组织、培养企业和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也要借鉴学习西方国家的＂购买服务＂经验。     

民间组织合法性问题的法律学解析——以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为视角

民间组织之概念和范围应当对应于我国现行立法之规定与行政管理体制。所称谓之合法性问题,是指民间组织的合法律性。民间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可以从宗旨合法性、活动合法性和组织合法性三个角度加以分析。因法律规范效力等级的差异,对我国民间组织的组织合法性可作不同解读;在法理上,“非法”与“违法”具有不同含义;依现行立法,我国民间组织取得组织合法性存在现实法律障碍,需要探讨解决之策。     

中国社区民间组织法律治理机制探析

社区民间组织具有基层性、规模需求和影响相对小、数量多的属性。目前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法律治理已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各地也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社区民间组织在成立门槛、竞争主体、活动资源、内部自律和外部监督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当前应针对社区民间组织本身的特点,结合实践经验,完善社区民间组织的立法,并通过立法和法律的实施建立促进该组织发展的准入、竞争、激励和监督等四大法律治理机制。     

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事业推进过程中回应现阶段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法治方面成为国家根本治国方略的当代,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现实正当性和优越性;依法适度培植社会组织和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在立法模式上改过去的行政主导立法为博弈立法、完善税收法制、立法中更多地吸收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构建政府与社会分工合作各司其职的适法格局等是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性举措.社会管理法治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法治发展之逻辑必然.     

市民社会理论在社团立法中的地位

市民社会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建设,就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社团的组织和媒介功能.针对目前社团立法严重滞后于其发展的客观现实,本文认为,应该以市民社会理论为指导,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积极完善社团立法,为社团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公民权与公民社会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成员具有公民与私人的双重身份和公权利与私权利的双重权利的理论,可以将民间社会理解为具有私人社会与公民社会双重属性的存在。公民社会是同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政治社会,是组织化的政治存在,区别于分散的自然人社会的经济存在或民事主体存在。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力量。公民社会的特性和作用是让各个社会阶层有其组织和表达民意的渠道来参与国家政治,影响国家的决策。     

谈民间组织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关系

民间组织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互动的一个缩影,也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业有效开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职能转变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必要空间,并将带来政府对民间组织监督和管理方式的相应变化;民间组织的发展也将会从多个方面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成为政府职能转变效果的重要表征和继续改革的信心来源与动力支撑。     

全球结社革命的主权理论反思

发端自20世纪后半期的＂结社革命＂见证了公民社会的全球复兴,拓展乃至重构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制度空间。然而,现有的结社革命理论并没有能够认真对待公民社会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主权的视角来看,结社革命固然是个人权利成长的历史表征,但它同样是一个主权观念不断被重塑的产物;另一方面,对公民社会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考察表明,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则需要我们进一步从关系性视角反思主权的正当性,重解主权,乃至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兴起提供合法性依据。     

社会组织构建: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资源

社会组织是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资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积极作用。但从我国当前社会组织的现状来看,认识上存在偏差;数量上严重不足;功能上发挥受限;自身建设不够规范。推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要科学界定社会组织概念和范畴,把属于社会组织的权利放下去,重视社会组织的建设和管理,从而为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本文认为,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但不是发展的目的,它应上升到更高层次的自由社会。由于我国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使得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需借助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因为中国的市民社会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它是被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与国家有着天然的良性关系。因此,大力培育和发展中国式的市民社会,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和国家定位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悖论社会中的公共领域——评马长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

马长山先生所著《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一书,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理论逻辑,以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坐标和价值标尺,同时借助具体翔实的实证材料为读者展示当代中国"看得见的市民社会",以此阐释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的内在关系,揭示民间治理的法治诉求。然而,该书更多地从政治哲学的理论维度,对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进行功能定位和价值探讨,没有很好地从现实经验出发利用社会理论分析民间治理内在的秩序生发机制,因此,移植而来的理论框架仍不能完全适应悖论社会的实践逻辑。     

人权的来源与基础探究

自然权利理论的不彻底性、法律权利论证的脆弱性要求我们为权利的来源与基础提供一套坚实可证的解释。权利的来源与基础应当从历史、社会的角度去认识,而不能脱离这一环境。从人类社会的历史看,权利是人们斗争的结果;如同市场中的交易,是社会可供资源与人类本能需求的契合。也正如交易一样,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地位的差异,一定社会时期内的权利并不总是在供求的最佳结合点上。因而,无论是政治与公民权利还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既取决于社会制度、物质资源的发展,也取决于精神文明领域的进步。     

当今世界法律环境及其对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影响

中国已经开始着手制定民法典。论述了20世纪法律发展中出现的几个现象,分析它们可能对我国民事立法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民法的制定产生的影响,提出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应全面了解重新法典化和法典修改的本质,研究现代中的法典化技巧,制定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