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Studies on the Origin of Law and the Feasibility of Introducing an Evolutionary Paradigm

法律起源研究是观察和探讨一切现代法律现象的前提,是法理学的基础问题之一.不同法学流派以及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或心理学等学科都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但至今无法取得基本共识.如果仍然局限于传统研究范式,其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可能性已经不大.生物进化既包括有机体进化,也包括文化进化,二者均为进化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文化现象至少1400万年前就已在生物界中出现并进化至今,因此法律必定脱胎于文化进化史的某个阶段,这就为在法律起源问题研究中引入进化生物学范式提供了可能.     

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一个疑问和重述

一般认为,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是研究法律现象中带有普遍性质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性质、基本特征、法律的起源）,以及在宏观上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彼此关系的问题（比如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文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理论范式的框架,提供一个可以客...     

权力的起源:一个比较法文化的考察

权力是法学基本范畴之一,借鉴历史学、人类学的成果与研究范式,其起源可以用两种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一种是以北美易洛魁人为代表的氏族——部落模式,另一种是以中国“五帝”为代表的酋邦模式。从比较法文化的立场上看,权力起源的不同模式揭示了不同类型的权力形态和法律传统。     

冲突法的范式进化论

冲突法迄今为止的发展是由主体性、主体间性和社会性三种范式的进化演变构成的。三种范式的根本区分在于其致思路径的差异。主体性范式立足于冲突主体的身份、法则及其利益来直观和直接地解决法律冲突;主体间性范式发展出“间性”思维以变革主体性范式的“极化”思维,要求从主体间的关系或者主体间的协调立场出发构思法律冲突消解方案;社会性范式以境域化的现象学思潮为背景支撑,构建出社会责任、公益责任和私益责任三位一体的冲突法新使命。社会性范式远非冲突法的终点,它自身再次暴露的范式危机表明冲突法的征程乃是一条永不休止的进化之旅。     

现代生物社会犯罪学:西方犯罪学研究的新取向

现代犯罪学的第一个学派即意大利学派重视生物学因素对犯罪行为的影响,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主流犯罪学研究实际上就是犯罪社会学研究,而无视犯罪的生物学成因。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依托于生物学的新进展的生物社会犯罪学逐渐发展起来。生物社会犯罪学倡导结合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洞见来解释犯罪行为。它主要包括三个分支:进化犯罪学、犯罪的行为遗传学研究、神经犯罪学。这三个分支分别受到进化生物学、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影响。生物社会犯罪学能够丰富传统犯罪学研究的解释层次,为犯罪研究带来新的知识和洞见;它能帮助犯罪学融入科学洪流,使之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一同前进;它也有潜力为犯罪预防和矫正提供更有效的对策。发展生物社会犯罪学并不存在真正的学理上的障碍。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

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

1978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1978年至 2 0 0 4年 ,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 ,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 ,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 ,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 ,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 ,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 ,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同时 ,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 ,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1 978至 2 0 0 4年 ,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 ,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 ,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 ,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 ,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同时 ,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最终导致了所谓的“范失”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 ,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哈耶克要将我们引向何处——一个自由王国?

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文化进化可以说是哈耶克的本书中的核心命题。那么本篇论文中,将要围绕此一命题来阐释哈耶克的政治、社会理论,并借此描述哈耶克的自由王国的全幅图景,即国家理论及生活其中的个人。     

中国法理学的研究路径

各个时代的法理学是针对各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思考和回答。近代西方法理学的发展进路 ,即从自然法学到法实证主义再到法社会学 ,是西方法学家对西方社会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中国法理学研究也应该是围绕中国法制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断的展开。当今中国法制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即法的实施领域中的问题而不是立法领域中的问题。因此 ,当今中国法理学的研究主要应该围绕着怎样保证国家的法律在社会中得到合理地、正当地实施的问题而进行。从法理学研究的谱系上来说 ,当今中国法理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法实证主义     

通往司法的法理学——中国法理学的现实主义路向

法理学研究与司法实践是建构法治国家的两个紧密关联的重要方面。当前中国法理学研究中存在宏大叙事和文本主义的倾向,在司法实践中则有死守"法律形式主义"的可能,两者因与现实脱节而构成目前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困境,而引致这种困境的则是占据主导的传统"立法者的法理学"。通过超越传统司法推理模式,转换"立法者"的姿态,而以法律现实主义的立场与方法,确立一种通往司法的法理学,或可摆脱前述困境。     

2008年刑法学研究热点问题回顾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年初以来学术交流活动频繁举行，学术成果纷呈。整体来看，对学科基础理论在固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对学科前沿问题则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探讨。     

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演进与司法实践

通过考察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演进与司法实践,认为现代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确立的这一原则应当从司法能动与善意两个角度加以理解。学者的注意力不要过分纠缠于对诚信的定义,应当集中精力归纳司法判例,在实体上使诚实信用类型化;同时研究如何在程序上衡平司法能动与自由裁量的界限。     

统一公法学的基本理论架构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正是公法大发展的时代,正是需要建立而且可以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概而言之,本人及相关同仁倡导构建的统一公法学,是研究整体公法规范、共性公法特征和一般公法规律的综合公法学科,是研究部门公法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和彼此依存内容的新型公法学科,是研究公法与私法之间相互交融和渗透的独立公法学科.一句话,是作为公法学总论的公法学科.它的基本理论框架主要包括:公法学的研究对象、主题、进路和方法;公法学的学科体系;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公法的维度和功能.     

论哲学化的法理学

法理学名称经历了从部门哲学、法哲学、法律哲学、法理学到哲学的法理学的演变过程;法理学学术问题有描述性问题、规范性问题和哲学问题三种基本类型;研究法的哲学问题的法理学实际上就是法的世界观的学问,具有人的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特征;在当今时代研究法理学哲学问题的最好途径和最好方法是对历史中的法理学进行理解和解释。     

法理学三十年之法的价值问题研究述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理学已走过三十年的成长历程,法的价值问题是中国法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对三十年来法理学界关于法的价值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述评,一方面使我们对学界同仁的研究成果有一个总括性的了解,看到中国法理学人的学术贡献;另一方面,通过对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展示,使我们认识到法的价值问题探讨的多维性、复杂性。促使我们将该项研究推向深入。     

约翰·奥斯丁法哲学再探

约翰·奥斯丁是现代西方法理学中的重要人物,分析法学的创始人,以提出"法律命令说"而著名,他的法哲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这些批判主要来自于两大阵营:一是形形色色的自然法学家;另一是一些后起的法律实证主义者。这些批判影响巨大,以致遮蔽了奥斯丁法哲学的本来面目。其实,"法律命令说"并非奥斯丁法哲学的核心与标志,纵使人们批驳倒了"法律命令说",对奥斯丁的法哲学整体来说损害也并不大。奥斯丁的代表性思想是:倡导对法律进行分析性研究,主张建构起一般法理学与法律教义学,最终使法学成为一门科学。在众多的批判之下,奥斯丁的上述代表性思想不仅没有失去生命力,反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以致在现代西方法理学中,奥斯丁仍然是一个人们无法绕过的思想家。     

历史视野中的古希伯莱法

希伯莱人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作为人类社会最为古老的法律之一,希伯莱法的演进历史先后经历了摩西时期、经典时期、犹太传教时期、中古时期,在此一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国王、先知和法学家,经过他们对法律的传授、记录和整理,终于促成了极为发达的古代法学研究。     

并非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宣言——我们时代的法学为什么需要重视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法律现象或法律问题,各个时代的法学必须针对这些现象或问题提出新的解释或解决方案。中国法学现今的问题是:对什么是法学之“学”,尤其什么是法学的性质和立场并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认识;知识生产无序化的现象;法学不能为实践提供智力支持。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的对策是:一是让法学的知识兴趣从政策定向转向司法定向;二是使法学视角返归实在法;三是法学向方法的回归。法学方法论的研究,从一个侧面为我们的法学建构提供一种观照的镜鉴,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和建立法学知识标准的某种进路。我们可以对一切缺乏方法论支持的所谓学术创造提出最低限度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