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的保障

现代行政法应重视保障权利与追求效率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赋予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程序中获得公正对待、陈述、申辩、程序对抗等权利,并运用有效手段切实保障相对人的程序权利真正行使,以防止和对抗行政权力恣意行使而侵犯相对人权利。     

行政相对人平等对待请求权初探

行政相对人平等对待请求权是行政法意义上的一种积极的私人公权利,其核心是同等情况的行政相对人应该得到行政机关的同等对待,避免遭受到歧视和不公.该权利的运用和实现不仅对行政权力的运行发挥着直接的制约作用,能够促使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自觉遵循禁止行政恣意原则和行政自我拘束原则,同时也可增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认同感.如何保障该权利的实现是行政法治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课题,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对该权利的保护,进一步完善我国对行政相对人平等对待请求权的保护和救济.     

行政场域及其权利实现

从行政法意义上审视,行政活动和行政作用空间恰好耦合为一个行政场域。在行政场域中,行政主体享有权力,行政相对人享有权利。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实现过程十分复杂,其中,许多权利的实现过程实际上就是行政的过程。一方面,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实现过程是权力与权利合作的过程;另一方面,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实现过程又是权力与权利博弈的过程。     

论刑事执行相对人的权利构成——以囚犯的权利为范例

刑事执行权归属刑事行政权的命题必然产生刑事行政与刑事执行相对人这一对基本范畴,刑事执行相对人的权利是刑事执行法治的核心课题,廓清刑事执行相对人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的分野和关系,对深化权利保障理论和规范刑事执行权力运行具有重大意义。     

论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平等保护

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失衡在行政权行使实践中是存在的 ,它给行政相对人应当享有的法定权益造成极大损害。从理论上探讨如何实现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平等保护就成为当今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理论的不可或缺的一个补充。行政相对人权利平等保护的内涵有 :行政相对人权利与法律规范的规定相统一 ;行政相对人权利不因性质改变而易其量 ;行政相对人权利主体对同样权利有相同的权利实现预期 ;行政相对人在相同条件下有相同的权利获取机会。要实现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平等保护还必须与行政行为理论的完善结合起来。     

论卷宗阅览权的行使与保障

卷宗阅览权是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的一项重要权利.它有助于落实行政公开原则,约束行政权力和说服行政相对人认同行政权力的行使结果,而落实卷宗阅览权行使方式和保障手段,在目前有着重要意义.     

论行政强制与相对人权利保护

行政强制是行政人员在进行行政管理过程中采取的一种最常见的手段,然而,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却往往由于自身的主导地位等原因,而使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这实际是与我国行政法相违背的。本文将重点从行政强制相对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原因、重要性以及具体措施等方面,探究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护问题。     

论行政相关人

行政相关人指参加行政法律关系、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私主体。行政过程就是行政权力、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行政相关人的权利等相互作用的过程。行政相关人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相关性 ,其与行政主体之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 ,与相对人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增强对行政相关人的研究 ,对于依法行政、促进行政程序制度建设、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行政法对社会中介组织的规制

社会中介组织是一类行政主体,根据行政法治原理、权责相统一原理、特别权力关系原理,在它运用社会公共权力、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时,要受到行政法的规制。具体来说,在加强立法的同时,可以通过强化行政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管作用,以及开拓行政复议、申诉和行政诉讼的路径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有关行政相对人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行政相对人问题是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代行政法实际上正在提高行政相对人的地位。各国从传统的以权利制约行政权利的模式，逐步发展为强化以行政相对人制约行政权力。权力色彩淡化的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行政方式被广泛加以应用，调动行政相对人积极参与的行政民主的作法倍受青睐。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行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物权法中的若干行政法问题

物权法中涉及到许多行政法问题:对于公共利益的规定涉及到公权力的干预基础的讨论;行政私法的内容与“公法遁入私法”现象相关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对于财产的支配与间接国家行政相连;公民在物上的权利实际上为典型的主观公权利;特别牺牲和唇齿条款是征收征用补偿的前提条件;不动产登记行为显示的是公权力的介入;物权法对于行政公产的规定成为关键的阙失。     

北极航道通行中环保限制问题的法律思考

北极航道的开辟使北极航道通行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热点。北极各国复杂的利益争议以及国际统一法律规范的缺失使北极航道沿岸国以环保为由对通行进行限制成为可能。基于此,通过梳理现有的法律治理模式、考量沿岸国进行环境限制的可能模式并进行法律分析,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思路。同时建议中国在《极地规则》的制定中强调环保措施与通行权利的平衡,反对北极航道沿岸国以环保为由限制合法的通行要求,反对沿岸国寻求超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之外的利益。     

物权法中的公法问题

以保护私人财产权为宗旨的物权法，其颁布在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本文从公法的视角。围绕物权法的内容，对物权与财产权的关系、物权平等保护、公权力对物权的保护及可能的侵害、国家征收征用补偿制度中的公共利益等问题进行分析，希望对物权法有深刻的认识和思考。     

紧急状态下的权利保护与救济

紧急状态下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需要政府享有必要的紧急权力,包括更多的限制或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权力,在法治时代这种权力也要受法律的理性规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是紧急状态立法的重要目的或价值取向之一;政府行使紧急权力要遵循一定的法治原则,而公民面对政府紧急权力的行使,除了享有一些不可克减的基本权利外,还应享有知情权、监督权、紧急救助请求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权、特别损失补偿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从而获得有效的救济。     

捍卫权利模式——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公共性与权利

个人信息权和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是两种相对立的模式,学界通常认为个人信息权赋予个人排他性的支配权,这与个人信息的公共性相矛盾。个人信息的公共性并不必然反对权利模式。一种广义的公共性包含着个人信息所负载的公共利益,个人信息的公开化也是网络时代个人和商业交往的必要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模式。公共利益具有多样性,正是某些公共利益支持了权利。权利所蕴涵的主张权确保了人的尊严和自由,这也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宗旨;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做不到这一点,它不具有义务指向性。但在立法模式上,个人信息保护法要以义务性规范或禁止性规范为主,这是由网络空间个人信息的性质决定的。     

家庭权的私法保障

宪法对家庭的保护意味着既禁止国家对其实施直接侵害,又要求国家颁布法律以落实宪法精神。《婚姻法》作为规范家庭成员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法,其关于家庭的制度构建及完善直接影响着公民家庭权益的实现。我国应借鉴国际社会家庭形式多元化与子女利益最大化之理念,弥补传统法的缺陷,完善家庭扶养制度,实现家庭养老与社会保障的互为补充;拓展家庭的法律内涵,赋予同居伴侣平等的家庭权益保护;健全人工生殖规范,明确人工生殖子女的法律地位;完善家庭暴力的防治立法,让家庭和谐在私法自治与公权干预的最佳平衡间实现。     

论“入宪”后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再完善——对2004年修改后的宪法第13条的再思考

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两个规定之间的关系。财产权保护的法理依据应当是财产取得方式的合法性而不是“所有制”的优越性。有关私有财产权保障的条款应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而非总则的“基本经济制度”部分。立法上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时要既体现“平等保护原则,”又处理好转型时期的“特殊问题”。为增强法律实效,实践中应有效限制行政权力,进一步放宽对私营企业市场准入限制。培植尊重私产和正当程序的宪政观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社会公正,兼顾自由竞争与公平分配,对完善宪政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制度非常重要。     

论紧急状态下限权原则的建构思路与价值基础——以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分析对象

在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究竟有没有必要设置一些限制权利的基本原则?如果有必要,应当如何建构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基于法律体系的内部融贯性,这部法律必须认真对待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并且需要设置一种动态的限权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应对突发事件的自身特质,彰显我国宪法对待权利的基本态度,而且能够满足现代法治对权利与权力之间相互平衡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