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爱国主义并行不悖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特点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在经济全球化中，商品的运动、资本的流动、信息技术、跨国公司、大众文化等因素导致了对民族国家界限的超越。一种界限的保持或放弃，常常意味着利益的保持或丧失。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的现实利益是不允许轻易地放弃民族国家界限的；反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却把民族国家界限视为资本积累的消极界限。这就是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们热衷于提出民族国家意识过时论的秘密。它们的主要论点有：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民族国家的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已经过时；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已经过…     

中国法律体系的和谐之道：基于全球化的视角

全球化似一把双刃剑。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存。全球化给现代各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中国亦不例外。跨国公司和世界市场破坏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现实基础。全球互联网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异化着人与人、公民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联,瓦解着传统的     

简评美国打击海外商业贿赂犯罪的司法实践

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为拓展海外市场．跨国公司也逐渐成为海外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海外商业贿赂一方面损害了其他竞争企业的利益，不利于跨国公司本国与东道国的形象，另一方面危及到了实施商业贿赂的跨国公司健康发展。随着国际反商业贿赂力度的加大，     

跨国公司工会问题的法理分析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影响到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也影响到工会运动。工会在跨国公司的活动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跨国公司的工会问题，关系到跨国公司的巨大国际影响力与东道国国家主权的关系，关系到国际人权的保护，涉及到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维护跨国企业劳动者的利益，必须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     

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的作用及其管制研究

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跨国公司以本国为基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从事国际化生产和经营活动，从而形成垄断。由于其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且实行全球经营战略，其活动在有力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势必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会在跨国公司子公司与东道国间、子公司与母国间、东道国与母国间，产生种种矛盾与冲突，尤其表现在对东道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上。针对这些问题，各国纷纷出台系列政策、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外商投资活动进行规制。国际社会亦采取相应立法对跨国公司的活动加以规范。我国在面对全球化趋势时，也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应对，如修订相关法律，实施有关政策，来解决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种种问题。     

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下的中国本土化策略

跨国公司，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是具有全球战略的经济组织。全球化意味着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地理范围内扩展自己的业务。全球化还包括跨国公司为利用经济增长和需求的趋同与差异，而与其他公司进行有效竞争，打进世界上所有的大市场，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多的利润。     

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教育

全球化趋势使人类日益结成为一利益共同体，要求人类树立全球意识，要求学校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虽然全球化进程使人类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加，但国家、民族仍然是构成人类的基本单位，国家利益仍然存在，因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当代仍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学校政治教育既引导学生认识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性，又应引导学生把握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的新特点。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问题更加尖锐和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学校应对新一代进行正确的民族观教育。     

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跨国资本的全球移动,也给人权保护带来了负面影响。有必要将公司责任与人权挂钩,并协调经济全球化与人权全球化的目标和实践;在将国家承诺的国际人权义务诠释为跨国公司的人权义务时,应注意跨国公司国际法地位的特殊性;目前国际上的人权责任制度,无论是具有“软法”性质的自愿性模式,还是具有“硬法”性质的拘束力模式,都各有利弊,这也反映了当前人权全球监控机构的匮乏;在加强国家间对话与合作的前提下,应当解决跨国公司人权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建立跨国公司人权遵守年报的审查制度和正式或非正式的处罚程序、设立自由贸易的人权例外条款等。     

试论对跨国公司的管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跨国公司的实力也在不断增强,出于经济组织逐利性的本质需求,其与国家及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发生矛盾冲突。为了避免跨国公司的不利影响,东道国、投资母国、国际组织都纷纷采取立法措施对跨国公司进行管制。充分协调国家管制、区域管制及国际管制的制度关系,是有效管制跨国公司的关键。     

进军海外市场 中国安防产业进入新拐点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大量跨国公司纷纷抢摊中国的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越来越多的中国安防企业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的大舞台上一展雄姿。     

非洲国家税法对外资的影响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非洲国家大都渴望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以发展本国经济.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税法作为宏观调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吸引外来投资的过程中作用十分关键,所以非洲国家都非常重视税法的作用.他们积极地进行税收立法,明确税法以吸引投资为主要目的;采用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采取税收措施以引导投资方向;消除关税壁垒以减少吸引外资的障碍.在中国企业逐渐将目光投向非洲大陆的时候,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     

Technology transfer in a global economy

The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ies is acting both as a driving force and an enabling factor to glob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se technologies are changing rapidly, shortening the life cycles of products and the underlying processes, and raising technology costs.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has thus transformed into a strategic variable for companies and nations to cope with these challenges in a global econom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rationale for the special issue on the rol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 a global economy.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topics and themes covered by a selection of papers and keynotes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Society in 2011, as well as providing some pointers towards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     

WTO新的多边贸易谈判的矛盾及前景

在经济全球化及多边贸易体系的推动下，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不断加强，WTO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已经启动，但是谈判面临许多难题，各方在许多议题上还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些分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与各国国家主权及民族利益的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矛盾，展望谈判前景，虽然会有许多曲折和困难，但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我国作为WTO的正式成员，将积极参与和推动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努力维护我国和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内国综合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与立法指导原则考

在全球经济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冲破经济的藩篱，推动现有形式各异的自由贸易区向着综合性自由贸易区方向发展已成当今世界各国或地区发展经济与自由贸易的重要思路与途径。结合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和“台海经济圈”等区域经济的发展，中部的崛起、西部的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问题，对内国综合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与立法原则展开了探讨。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银行业经营体制的重构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世界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中国加入WTO标志着更加全面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在经济全 球化背景下,中国现有的银行业经营体制必将面临根本变革。这种变革既是对其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其 经济透视、法律分析的必然结论。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发展的双重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重大特征和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经济运动在多方面呈现出双重发展趋势,即经济增长轨迹上升和波动趋势并存,区域集团化和经济民族化趋势并存,新经济技术迅速发展和不平衡加剧趋势并存,世界经济格局单极化和多极化趋势并存,各国强化市场机制和发挥政府作用趋势并存,国际经济合作协调和对立冲突趋势并存。正确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双重趋势,可使我们认清经济全球化对我们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趋利避害。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文明

近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表现出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力,全球化已成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文化加紧了对外扩张的步伐,而其实质则是利益的扩张。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是我们在文化发展中既顺应文化融合的大潮,积极与世界沟通对话;同时又不受制于西方文化扩张的影响,熔东西方文明于一炉,从而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并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沿着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前提。     

法律文化的冲突与消解——以法律全球化为视角

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法律全球化主要是从法律的技术层面而言,指的是法律规范、法律设施和法律运行方式、方法等法律自身要素和情形的全球化;它是当下深入研究法律文化问题的重要背景和分析视角。法律全球化背景下,法律文化冲突在实质上体现为影响与反影响、排斥与妥协、对抗与协调、竞争与共存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法律文化不仅仅是冲突更是冲突的消解,即通过理解与重释异己法律文化,拆解对抗,使法律文化冲突归于整合,出现并立或共存;多元主体的交往、全球治理规则的开放性是法律文化冲突消解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发展则是最终决定因素。     

论强化对西部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保护

计划经济时代，非公有制经济几乎无容身之地。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大分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必然结果。由于体制的顾虑和历史的隔膜，非公有制经济现处于博弈之中的弱势地位。特别在西部较东部更为不发达的社会环境下更需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保护力度。     

Globalization of technology-based growth: the policy imperative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the dominant technology-based economy after World War II and held that position for decades by accumulating a huge base of superior technical, physical, organizational, and marketing assets. However, the world is witnessing the rapid globalization of technology-based competition, which is the result of major commitments by many nations to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and its effective utilization.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such competition requires revisions to the centuries’ old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Schumpeterian proces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However, U.S. technology-based growth policies have at best stood still for most of this period. The R&D intensity of the U.S. economy is below its peak in the 1960s and its vaunted “high-tech sector” is too small and increasingly challenged to carry the remaining sectors, as was the case before globalization began in earnest. A major reason for inadequate adaptation is the “installed base effect,” which results from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above types of economic assets and in turn creates both complacency and resistance to the need for adaptation. Weak recoveries from the most recent recessions and the sluggish growth in real incomes are major indicators of structural problems that are not being addressed. Catch-up will require adoption of more comprehensive growth policies, implemented with considerably more resources and based on substantive policy analysis capabil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