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期羁押问题的若干思考

超期羁押的本质就是非法拘禁 ,而之所以屡禁不止 ,已远不是办案机关办案人员个体的观念意识问题 ,而涉及法律制度本身乃至整个国家的诉讼价值和法治观念问题。解决超期羁押问题需要从基本法治观念到具体制度设计的彻底反思。     

法治价值观:以人的尊严为导向

法治价值观是法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决定着法治实践的方向与成败。法治的价值是法治因其性状和属性而对人的需要之满足的效用。法治价值不同于法律价值,是对法律价值的超越。对当代国际人权法和法治理论进行考察,可以从中总结出以人的尊严为导向的法治价值观。这一法治价值观的核心命题包括:人的尊严是法治的终极价值;法治是人的尊严的构成要件;法治对人的尊严而言具有构成性内在价值。法治与人权都是人的尊严的构成要件,是两个并列的概念。根据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的方法,法治对法律提出了特定实质价值与内容上的要求:法律的内容要符合维护人的尊严之要求,即法律要尊重和保护人权。     

五十年法治建设的教训与经验

本文将新中国五十年法治建设划分为初创时期、严重挫折时期和重建与快速发展时期三个阶段,回顾了新中国法治建设的曲折历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法治建设的教训与经验。文章认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主要教训是：强调领袖个人权威而否定法律权威;将法律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用政治概念、政治标准取代法律概念、法律标准;重国家而轻个人、重义务而轻权利;重实体而轻程序。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党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为法治奠定了基础;重视法律的控权作用,以权力制约权力;重视程序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文章最后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设想的跳出“周期率”的思路———“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只有在国家实行法治和人民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当代中国通过实行依法治国,终于找到了跳出“周期率”的正确方法。     

法治文化的几个理论问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文化建设,将推进法律文化、法治文化的研究。法治文化是指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法治文化由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组成,前者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等,后者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体系。法治文化就是法律的意识形态和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一般来说,观念支配行为,思想决定行动,而良好的制度和规范又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体系。法治文化建设就是制度性文化建设与观念性文化建设的结合和互动。法治文化建设既应该高度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也要高度重视对公民观念的塑造和提高。     

“依法治国”与法制现代化

<正> “法制”可用于法律制度的简称,可以指相对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法律的制度”。但这种表述是一般语义上的使用,不应成为“法制”在法律科学上的定义。“法制”是基于法律制度而形成的社会法律秩序的总和,是法律秩序结构中与社会发展要求相辅相成或相反相离的矛盾关系。“法治”是相对于“人治”的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法现象,而“法制”是凡有法律制度的社会都存在,不以法律性质的良恶好坏而影响其存在。早在中国春秋时期和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有许多思想家探讨“法治”问题。但是现在有人主张,“法治”只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及资产阶级宪法的产生才开始确立。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主要在于: 其一、“法制”所关注的焦点是体现立法效应及目的的法律秩序的制约系统。而“法治”强调     

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能否共存及何以共存?

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在预设的背景、运作的规范、人性的假定及价值的取向上各有不同,因而两者之间未必完全同质。当然,刚性法治与柔性法治的糅合、人的自利与利他的共存以及法律与非正式规范的协调,为两者的统一提供了基础。法治在促成和谐社会形成上的作用,可以表现为:在观念上,确立国家有限、社会自治、个人本位的法律基准;在标准上,以自由、合作为基础,形成和谐社会的法律尺度;在形式上,以法律下的“人的联合”作为和谐社会运作的基础。     

法治的“魂”与“形”——兼谈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关联

法治的“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通过价值理性、价值真理的视角发现法治作为固有 价值、构成性价值的本来涵义，即以规则之治为载体，以宪法和法律至上为基本原则，以严格实施法律 规范、程序与制度为存在形式并以公共政治的规范化为实质；二是指赋予法治以神圣性的价值基础，它 作为“道”，体现为法治捍卫公民的自由，保护共和国全体公民的人权和尊严。法治的“形”指法治的 形式性，它使法治具有生命。它的出现在我国具有历史基础，但它的实现需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达成 共识、需要人们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建构及社会的健康发展。法治的“魂”与法治的“形”二者之间关系 密切，法治的“魂”赋予法治以“形”。法治与德治在规范方式、形成方式、内容、表现形式、实施方法等多 方面均存在不同，它们各有其特定的涵义和功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各自独特的重要作用并相互促进。     

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的若干思考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可见，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有第一个特征即民主法治与法律有关，而实际上，其他五个方面也与法律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平正义，几乎涉及所有的法，也可以说是法的代名词；诚信友爱，在现代社会更需要依靠法律来维持和保障；充满活力，更多的涉及人的自由和权利，而没有法律规范和保护的自由和权利是不可能实现的；安定有序，则需要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为任务的法律来实现其功能；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需要法律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为条件。显然，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法律的调整和保障，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法治。法治社会不一定就是和谐社会，它不是和谐社会的全部内容，但是和谐社会必须是法治社会。这是因为：     

法治：实现自由与秩序和谐的路径

我国选择“法治”这一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有着其内在的逻辑。法治,善法之治,其核心价值是自由,故其以保障自由为本能,为关怀自由而合理限制自由。法治,正义之法,其基础价值是秩序,故其以维护秩序为己任,依正义而甄选秩序。自由与秩序是矛盾关系,法治为两者的对立统一、实现和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路径。     

立法视野中的新闻信息真实原则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自由和新闻理性是新闻信息真实原则立法的法哲学基础。新闻立法须以法治的精神重塑新闻真实的观念规范、道德制度规范和法律规范。在立法选择上,应当坚持新闻信息真实而自由传播的一般保护和特殊限制相结合的原则。     

中国传统契约中的“契约自由”与“主体平等”——以清水江文书为视角

中国法律传统虽以"公法"为主要特征,强调以身份关系为纽带的"公权力",但在"私法"领域,却并非不重视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私权利"。在中国传统契约与清水江文书中,均普遍存有关于"契约自由"与"主体平等"这样一种"契约型社会"的私法观念。在契约自由方面,主要通过"二主和同"、"两和立契"等契约语言来体现契约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合意的结果;在主体平等方面,则通过"两共平章"、"平中立约"等用语来表明立约双方具有平等的人格与主体地位。而这样一种注重合意、平等立约的私法观念,以及尊重契约、敬畏契约,通过契约保护自身合法权利的精神,是当今我国法治化建设过程中重要的本土资源与宝贵财富。在提倡尊重契约精神、保护私权利等法治观念的今天,亦能够为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历史的和本土的基因。     

法治视野中的军人退役安置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法治观念的日益提高,现行军人退役安置制度所依赖的法律、社会背景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该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暴露出很多问题,既动摇了法律的权威,也不利于保护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笔者主张借鉴行政法学中国家补偿的理论基础,并充分考虑退役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提出退役安置制度的理论基础。并以此为基点,尝试对现行制度及其实施现状进行检讨,得出我国军人退役安置制度必须实现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向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从人治模式向法治模式的转变。     

生态法治的整体主义自新进路

作为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模式,生态文明需要在理念与制度层面提供适配的法治保障.以自由资本主义启蒙运动价值传世的个体优位制度供给模式,已无法回应生态文明的秩序期待.以社会优位为价值导向的整体主义法治实践模式同生态利益的整体性保护需求之间具有科学上与法律上的适配性,应成为生态文明语境下生态法治自新的适切进路.     

侦查羁押适用误区分析——现状、危害、原因、对策

逮捕和刑事拘留是一种诉讼保障手段,羁押是一种持续性的法律状态,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权利的剥夺,应严格地采司法令状主义.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羁押被大量地运用.目前侦查羁押在适用中走入了工具化、普遍化、违法羁押超期羁押严重的误区,认为侦查羁押适用走入误区的有侦查人员个体观念和行为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及立法缺陷等制度建构,以及刑事诉讼价值理念选择等方面的原因.侦查羁押适用中的误区损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及法治的严肃性,并影响了审判时的罪刑关系.要走出羁押适用的误区,必须从侦查人员个体观念、行为,刑事诉讼构造、制度构建、价值选择等方面进行调整.     

论一般人格权

以自然人的自由、安全和人的尊严为标的的一般人格权系从具体人格权抽象而来 ,表现了近代法制观念从注重财产保护发展到更为注重自然人人格利益的保护 ,表现了司法裁判为顺应时代潮流而对立法的超越和突破。一般人格权为自然人人格关系的法律表现 ,其保护对象为自然人人格利益之总和 ,具有解释、创造和补充立法上明定的特别人格权的功能。一般人格权的民法价值在于对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尊重和保护 ,而法人人格纯为法律满足经济生活需要而进行的法律技术构造 ,故民法就一般人格权所作的规定 ,仅适用于自然人而不适用于法人。     

自由断想

(一)个体自由最浅显的含义,就是个人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而不受限制。从这一点来看,个体自由最大的敌人就是法律。但是,这种自由既包含了对另一个个体的自由的侵犯,同时也包含了受到另一个个体侵犯的可能性。为了使个体自由不受侵犯,又必然需要法律的保护。这就使自由与法律处于一种既包含着矛盾与冲突、又充满着包容与协调的状态。于是,便产生了法律上的自由。(二)哈耶克说过:自由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行其事,在多大程度上他能够自己确定其行为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根据自己所执著追求的目标,而不是根据别人为实现其意图所设定的…     

论我国政府人的法治观念

政府人在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然而从理论上对他们的法治观念加以探讨却长期以来受到忽视。本文从分析政府人法治观念的重要性入手,对政府人中存在的工具主义法治观、目标主义法治观、法律万能观等几种常见的法治观进行了深入地剖析,最后指出政府人应具备的法治观念及其重建措施,并指出必须大量纳入法律人成为政府人。     

我国法治实践的若干法律问题

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目标的明确提出,我国的法治进程得到不断推进。但是,“人治”观念的影响、民主政治的不健全、道德与法律在法治进程中同时并存、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矛盾、乡土社会实施法律的艰难以及法的实效的不理想却造成我国法治进程比较缓慢。因此,我国应加强“法治”观念,真正使民主制度法律化,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的实施,尽量通过提高立法技术等措施保证法功能、目的的实现,进而使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更大的成效。     

浅析法律与自由的关系

自由是人类基本的权利之一,同时它又是法律精神的集中体现,直接决定着法律的发展方向。法律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成为法律价值问题的核心问题。本文着重探讨了法律与自由的互动关系,并分析了自由价值的法律化的过程和实现法律的自由化的途径,同时阐述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国家法治建设的问题。     

论自由与法律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是法的价值。从欧洲启蒙运动开始,自由与法的关系成为思想家、法学家思考与判断的根本。自由的含义是多元的,宪法保障人的自由是法律下的自由。人们基于对自由的信仰而选择法律作为社会关系调整的工具,而法律的价值基础则又是人类对自由长久以来的思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