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步检验法的司法适用新思路——经济分析主导下合理使用的引入

三步检验法作为国际条约中对"著作权限制与例外"的限制方法,被我国立法所引入,在具体的司法适用中,却逐渐与著作权合理使用四要素的审查标准相融合,形成自身独特的判断标准。这其中既与三步检验法各自步骤内涵的模糊交叉重叠相关,也与我国采取的著作权保护模式相关,更与三步检验法和合理使用四要素两者内在逻辑和分析方法的一致性相关。我国司法审判中,运用著作权合理使用四要素作为判断三步检验法的标准,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著作权合理使用司法认定标准释疑

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设计源自对《伯尔尼公约》中"三步检验法"的本土化。然而,由于制度移植仅停留在立法条文借鉴而非解释规则上,这使得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完全根据自身的理解适用著作权合理使用规则,甚至直接引入判例法国家法官造法的结论解决相关案件,导致合理使用的司法认定标准丧失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为调和著作权合理使用穷尽式列举立法与扩大解释需求之间的矛盾,我国需要在解释论上围绕"三步检验法"梳理著作权合理使用的适用逻辑。通过对国际著作权公约中"三步检验法"权威解释的分析,可将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列举的12项合理使用类型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1条规定的两个判定标准分别对应"三步检验法"中的三个认定要件。首先,在解释顺序上应遵循将法定列举类型作为法源基础的原则,排除超出法定类型的法官造法。其次,以两个一般判定要件进一步界定著作权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通过前者可保护著作权人的可期待利益,通过后者可设定法院在判定可期待利益合理范围上的自由裁量标准。     

论我国《著作权法》合理规避制度的完善

版权法保护技术措施的反规避条款对传统的版权例外造成了冲击,因此版权法创设合理规避规则有其合理性,我国2020年《著作权法》修正时首次增加了合理规避条款。为实现公共利益保护,解决作品市场的外部性问题,有必要建立更为完善的合理规避规则体系。在合理规避的法律属性上,基于其特权属性在适用过程中应采取"违法阻却说"。基于合理规避的特性,应明确合理规避与版权例外之间的关系,以重新解读"三步检验标准",通过"继承"动态地发展合理使用条款,并引入超越版权法的公共利益于合理规避条款之中。目前我国合理规避条款尚未与版权例外体系完全契合,应增加合理规避的原则性规定,建立合理规避与合理使用的连接点,将版权法保护之外的公共利益纳入合理规避体系之中,对合理规避条款的适用前提加以限制,以完善数字环境下我国著作权法律体系。     

著作权登记制度之我见

<正> 我国对著作权的保护采取的是创作主义原则。一九九○年颁布的《著作权法》第2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无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均享有著作权。”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3条称:“著作权自作品完成创作之日起产生,并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以创作主义原则对本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著作权提供保护,因此,我国的著作权法的规定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有其合理的内核。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创作主义的保护原则却未必是尽善尽美的。 近两年来,笔者在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曾经接触过一些文人墨客,当与他们谈及著作权(版权)的保护问题时,竞不止一次地涉及到著作权的登记问题,他们认为应当建立著作权(或者作品)登记制度,以作者履行登记的行为作为著作权产生,存在和获得法律保护的必要条件,特别是随着发行渠道多样化和出版物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挑战与重构规则初探

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是指,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只需指明作者的姓名和作品的名称出处,无需得到版权人的许可,也无需付费即可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作品的行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是著作权最核心的制度,也是著作权研究的结症所在。合理使用制度在传统的环境下尚且纷繁复杂,在网络环境下更是难以确定。网络化和国际化是导致现存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变革的两大决定性因素,除此之外,立法模式的选择也是现存合理使用制度变革的原因之一。合理使用制度是由理论基础、标准和规则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相应的,合理使用制度的重构则内含…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之思考

合理使用制度是著作权法所确认的限制著作权独占性以实现著作权人个体权益和公共利益相平衡的重要制度。但是在网络背景下,原先的平衡机制被打破,现行立法中所确立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协调著作权人权益和公共利益,我国应当通过改变立法模式来完善合理性判断标准,结合社会现实重新划定网络环境下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畴并对著作权人采取技术措施进行必要限制。     

浅析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是著作权限制的重要内容,在调节著作权人.公众利益方面起着平衡的作用,但同时也是著作权实务与理论研究的一个备受争议的规则.本文从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内涵出发,着重分析了合理使用的立法目的及原则,最后提出对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制度的一点建议.     

论"法人作品"规定的重构

《著作权法》同时规定了"法人作品"和"特殊职务作品"及其两者不同的著作权归属规则,导致在实践中难以区分这两类作品.因此,应当对"法人作品"的规定进行重构,对其原则适用"委托作品"和"特殊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规则,并同时规定自然人作者不在作品上署名的情形.     

我国著作权归属模式的立法完善

我国著作权法确立的著作权原始归属模式是以著作权属于作者为原则,以特殊规定为补充,以合同约定为例外。该种模式中作为原始归属原则补充的特殊规定包括有关法人作品、职务作品和委托作品的规定,涉及范围宽广、条件模糊,而且没有充分考虑私权自治理念,导致现实中时常发生作品著作权归属纠纷,并且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随意性比较大。现有著作权归属模式的缺陷在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订中应予克服。     

合理使用在我国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基于113个诉讼案例的实证分析

面对著作权领域出现的新情形,我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24条扩展了合理使用法定豁免的边界,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关于合理使用具体运用规则和认定标准的详尽解释.基于此,为了探寻合理使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文章以北大法宝网有关"合理使用"的113个诉讼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6个指标对其进行实证分析,为我国...     

传闻证据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传闻证据规则源自英美法系,目的是排除不具有可采性的证据,以保障当事人权利及诉讼公正。传闻证据规则的基本精神在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中有一定的体现,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规定大多落空。传闻证据规则是适应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和陪审团审判制度而生的,其纷繁复杂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他国家对该制度的借鉴。但该规则可以促使证据规范化和精细化,促使证据链条的形成更合理、更科学,保障诉讼公正、高效进行。在我国法制日渐完善的今天,如何合理借鉴国外的传闻证据规则,成为细化我国证据规则和摆脱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诸多缺陷的关键点。     

The New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tection,Problems, and Predictions

This paper is a “nuts and bolts” look at criminal procedure in China as outlined by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the Chines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and my own observ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has finally formalized, at least to some degree, its criminal justice procedures and protections after years of ad hoc procedures. Also, along with codifications of criminal procedures, the Chinese are making greater use of defense attorneys, and trying to work out their version of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Finally, the Chinese are grappling with these new rules and procedures, attempting to develop a fair and consistent system of criminal procedure that sometimes still gives way to political expedience.     

著作权转换性使用的本土路径重塑

著作权转换性使用作为判定新型合理使用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然而,在我国转换性使用的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对转换性使用体系认知不足、释法路径不当,以及运作体系不畅的现实困境。从本质上而言,转换性使用蕴含着促进公共利益的直接价值取向,但其并不具有独立判定合理使用成立与否的规则效力。基于此,为了更好地发挥转换性使用的内在价值和功能,一方面需要确立开放式合理使用的一般规则,进一步规范转换性使用的司法判定,以增强合理使用分析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需要明确转换性合理使用的法定情形,以提升合理使用分析的确定性和周延性。     

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的情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以天理与人情为内容的情理观影响、规范着中国传统社会民事法律规则,确立了传统民事法律的最高要求与最低底线,其以儒家礼治思想为基础,以公允、诚信、习俗原则为表现形态,贯穿于古代社会民事立法、司法、执法制度的各个方面。天理、国法、人情的和谐既是古代封建官员追求的目标,也是民众民事行为的准则,并由此构建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人情社会。在构建中国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科学地对待传统的情理观,取其世俗化、民族化以及权利义务对等性等合理因素,为制定融传统性与现代性为一体的中国民法典所用。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的合法性危机既体现在"作为行为"中,也体现在"不作为行为"中,突出表现为社会对其作出的风险评估结论持不信任态度。原因在于:科学顾问缺乏科学上的卓越性和独立性及其活动缺乏透明性。需要设计公正和科学的科学顾问成员的遴选制度、广泛和有效地支撑其开展风险评估工作的网络体系、精密和完整的利益声明规则、合理和全面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活动的公开等制度来有效克服科学顾问的合法性危机。     

奥运会运动员肖像使用规则评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格权与财产权的紧密结合凸显了肖像权的商业化利益所具有的商业价值。国际奥委会从对运动员肖像及其使用的控制和对运动员肖像载体的控制等层面制定规则以控制运动员肖像权的行使。在中国法律框架下,对参与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运动员的肖像权给予完善的保护,不但要从运动员肖像权的合理使用、运动员的集体肖像权、运动员肖像载体的著作权保护等三个层面分析国际奥委会相关规则的利弊并加以完善,还有必要探求对运动员人格权补充保护的有益模式。     

从竞争法角度看反倾销法律制度

反倾销法律制度是WTO法律体系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 ,自GATT第 6条确立反倾销法律制度以来 ,许多国家都在国内制定和适用了反倾销法 ,但是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反倾销法的滥用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于是就提出了是否要改革现有的反倾销法 ,以及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试图从竞争法的角度来论证反倾销的不合理性 ,并指出了我国在未来的取舍     

公共利益实现困境中的程序纠偏——以土地征收拆迁为例

公共利益在实现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尤其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利益的异化、虚化和泛化现象严重，个人利益和政府利益也经常假借、冒用公共利益。程序规范是突破公共利益困境的重要途径，也是公共利益实现的应有之义。我国目前的制度安排和法律实践中忽视了程序规则。公共利益的程序规则包括公开透明的公共利益调查程序、民主科学的公共利益决定程序、公正公平的公共利益审查程序。程序规则并非绝对完美无瑕，不能将公共利益的程序正义绝对化。     

论欧盟原产地规则与反倾销法反规避条款的结合实施

在欧盟频繁运用反倾销反规避措施实施的贸易保护中 ,纷繁复杂的欧盟原产地规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 ,它是维护国际贸易正常秩序与遵守WTO诸原则 ,保证反规避措施合法性的平衡点 ;另一方面 ,在与反规避条款相结合 ,严格界定规避行为 ,以实施反规避措施的同时 ,又犹如“一双看不见的手” ,以较正常贸易条件下更为有力的手段 ,“迫使”外国高水平投资 ,达到产业导向和保护的双重目的。对于从观念到立法及实践都比较滞后的我国来说 ,具有借鉴意义。     

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客观特征

1997年刑法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修订影响了对该罪内涵意义的理解 ,特别是需要重新考察其客观要件。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既侵犯了公司、企业经营活动的公正竞争交易秩序 ,又侵犯了公司、企业工作人员的廉洁性。该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 ,或者在经济往来中 ,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 ,归个人所有 ,数额较大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