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转型时期的法律风险防范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跃致使商业活动的复杂性增加，法律风险成为商事主体日益关注的重要内容。在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近期举办的第二届商事诉讼论坛上，来自金融、审判机关、律师等相关专业人士围绕金融转型时期出现的新问题阐述了各自观点，提出相应建议，共同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隐名出资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隐名出资的现象在商事活动中普遍存在,因此产生的各种股权纠纷也越来越多,但隐名出资的相关规定在我国的《公司法》中并未予以明确,对于如何解决商事活动中关于隐名出资的纠纷,其存在的法律风险以及应该如何防范,文中做出了分析与研究.     

2013中國商事法律發展年度觀察

金融危機餘波遲遲未了,投資爭端等糾紛數量呈不斷上升之勢。商貿糾紛中,雖然訴訟仍是主要的爭議解決方式,但正在興起的商事金融仲裁的地位也不容小覷。在亞太地區「領跑」本輪經濟復蘇而引來眾多投資者的背景下,2012年亞洲各大仲裁機構受理的案件數量大幅增長。其中,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共受理案件1060件,新受理案件爭議金額逾154億元,同比增長33.77%。事實上,自1995年仲裁法實施以來,中國仲裁機構受理案件的數量和標的已連續增長十七年。隨著全球化趨勢的加深和亞太區域經濟的蓬勃發展,作為解決經濟糾紛的有效手段之一,商事金融仲裁的作用越來越顯著。本期特選取北京市仲裁委員會關於商事仲裁、金融仲裁的年度觀察,評價近來中國仲裁規則的修訂,分析中國商事金融仲裁代表案例。     

法律适用中的商事习惯类型化研究

商事习惯类型化是对习惯类型化的一种承接，综合商事习惯的契约性、自治性、商事属性，商事习惯的类型表现为(单主体)行为型商事习惯、(多主体)行为型商事习惯；惯例型商事习惯；(成文法吸收的)法律型商事习惯以及(成文法未吸收的)法律型商事习惯。在类型化商事习惯到归纳与界定商事习惯的过程中，术语学视角是法学解释方法论的一种延伸，通过“双成分词”的“种—属范畴比较法”可知，现行立法和司法中对“商事习惯”相关表述的混用实为一种混淆。商事习惯应为商事领域内，以商事活动为行为内容标志，以反复实践及团体约定为形成途径的习惯性作法和规则。认识商事习惯将最终落脚于商事习惯的法律适用，在适法性判断中各类型商事习惯“社会评价程度”与“背离公序良俗可能性”呈反向趋势，适法的商事习惯适用顺序可进一步细化为：行为型商事习惯—商事法律(含成文法已吸收的法律型商事习惯)—惯例型商事习惯—法律型商事习惯(成文法未吸收)—民事法律。     

金融交易争议仲裁简析

从一般概念上说,金融仲裁应是商事仲裁的一部分,然而,众所周知,金融活动由于对其一国经济的重要性,而被施以较其他商业活动更强的管制,包括金融机构的位置、交易价格与条件的确定、交易能否准许等等。因此,金融活动从来就在法律上有着与一般商事活动有所不同的明显特征。那么,在金融交易纠纷的解决方面,特别是金融仲裁是否也同样有着与一般商事仲裁不同的鲜明特征呢？至少,在制订UNCITRAL商事仲裁示范法过程中,墨西哥政府就认为：根据墨国国内法,政府为一方当事人的金融交易不属于示范法所应适用的商事交易范畴。本文将探讨金融仲裁的优点与缺点,以及当前中国金融仲裁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论商事仲裁的社会基础

要了解和把握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趋势,离不开对商事仲裁社会基础的分析研究。商事仲裁的社会基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层面。其经济基础是商品经济的需求;政治基础是政治国家的维护;文化基础是法律文化的发展。这些基本面与商事仲裁相互因应,促进了商事仲裁的发展,同时商事仲裁也影响了这些基本面。同时,这种因应的关系亦将影响商事仲裁发展的总体趋势。     

商事账簿法律属性及其立法模式研究

商事账簿是传统商法固有的内容。是商主体或商人依据法律编制的账簿。无论从商事账簿的历史、分类和意义抑或商事账簿的规范性质等方面分析,该制度都是商事私法的重要内容。我国商事账簿立法模式存在诸多缺陷,必须加以完善。制定统一的《商事账簿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国际商事仲裁之法文化基础试析

社会文化,尤其是法律文化的发展演变是使国际商事仲裁地位独具的内部驱动。文章试图寻找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文化传统,并以现代法律文化的几个新思路如现代法治思潮、契约理论新发展、共同体主义等为切入点,论述法律文化的流变带给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理论及实践走向的影响。同时,纳入法律全球化的相关思考,以期从多一个视角描绘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文化基础的轮廓。     

金融衍生产品法律风险及其管理

近年来,金融衍生工具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与金融衍生工具相关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件的发生,越来越引起人们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存在巨大风险的注意和反省。本文从金融衍生产品法律风险的成因,法律风险管理,法律人在法律风险管理中的职责等方面,初步探索了如何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风险进行防范。     

论我国商事信用法律制度

商事信用是商法的一个基本范畴,是信用在商事领域的具体体现。商事信用在我国现有的商事法律法规中都有所体现,但是规定的不系统、不完善,导致其作用很难得以发挥。本文将从我国现有商事信用制度规定入手,探寻改变目前商事信用制度缺陷的途径。     

山西票号商事习惯法的兴衰——以熟人社会为视角

山西票号是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民间金融.山西票号商事习惯法是规制票号商事活动“无形”的强制性规范,是我国古代最为典型的商事习惯法之一.本文以熟人社会为视角来透视山西票号商事习惯法兴衰的过程,探求山西票号商事习惯法的形成背景、渊源、实施保障和失效原因.山西票号习惯法失效的原因主要是市场的扩大、政治变革和熟人社会的瓦解,最后在总结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民间金融现状的启示.     

清末商事立法评析

商事立法是清末修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贯彻了清政府“参酌中西”、“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指导方针．是外国商事法律与中国传统商事习惯的混合物。商事法律的修订,促进了清末工商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商事法律近代化的历程,为中国近代商事立法打下了基础,对我们今天的商事法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修律过程中存在的照抄照搬西方法律、超前于中国现实的缺陷和不足,则为我们今天移植外国法律提供了教训。     

互联网金融法律风险的思考

互联网金融是推动中国金融业改革的重要动力,其在近年发展出若干种产品领域。由于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与金融两种不同文化气质的行业互相碰撞后产生的"新物种",使得其面临着诸多法律风险。对这些法律风险进行仔细思考,以利从业者认识风险、控制风险,是这个行业正常发展的重要途径。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相关法律问题

国际商事仲裁作为解决跨国纠纷的有效手段之一,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已得到广泛的应用.本文对国际商事仲裁中友好仲裁、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国际商事仲裁的管辖权异议、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论金融创新风险及其法律监管理念——以当前世界金融海啸为背景

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金融创新风险则是伴随金融创新过程的产物。对于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管,其切入点和归宿都在于金融法律监管,而金融法律监管理念的更新是建立科学、完善法律监管机制的基础。从金融创新历史和金融法律监管理念演变出发,通过对其变更脉络的梳理,结合当前国内外金融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得出,在金融创新风险的法律监管理念上,我们应当始终秉持以金融安全优先,充分创新与有效监管相结合的理念。     

浅谈隐名出资行为的法律风险及防范

商事实践中，隐名出资现象已经广泛存在，但是相关研究和配套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本文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规定为契机，着眼于相关法律实务，浅要分析隐名出资行为的风险并提出对策建议，目的在于服务相关实务纠纷的防范及解决。     

论商事主体判定标准的立法选择

商事主体资格的判定对于商事法律关系的建构和商事特别法律的适用意义重大,但我国关于商事主体的理论认知和立法现状却难以有效解决现实中缤纷复杂的商事主体资格判断问题.各国商事立法关于商事主体的判定标准的规定不一而足,但对于以商事行为能力为表征的理性的判定是制度构造的核心.理性判定的方式包括法律判定和事实判定.我国未来的商事主体立法应当按照是否存在有限责任为标准分别采用法律判定和事实判定的方式.     

论国际商事仲裁在金融争议解决中的运用

近年来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践表明,其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在金融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适用。除对其在金融领域适用时的一些传统理论障碍予以了有效的克服以外,国际商事仲裁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的优越性也正得到进一步的体现。虽仍存有一些不足,但在国际和国内机构的推动下,国际商事仲裁方式在国际金融争议及我国涉外金融争议中,都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对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品风险防控法律制度的思考

金融衍生品在我国发展较晚,相关立法和基础研究都比较薄弱。本文主要针对金融衍生品风险防控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建议,即：完善金融衍生品市场准入、风险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危机救助和跨国监管等制度。     

商事留置权的法律构造

我国《物权法》第231条但书关于商事留置权之规定过于简陋,为填补规范漏洞,应综合运用法意解释、体系解释、当然解释、限缩解释、目的性限缩和目的解释等方法,将商事留置权的主体扩及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体工商户;承认记名和不记名有价证券均属商事留置权的客体,要求商事留置物和被担保债权具有营业关系的牵连性;贯彻商事留置权的不可分性原则,允许商事留置权可以紧急行使,从而切实维护商人信用并确保交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