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思考

《行政诉讼法》规定:具体行政行为如属滥用职权,法院应予以判决撤销。所谓滥用职权,在行政法上就是指滥用行政的自由裁量权。这项司法审查标准是行政诉讼制度中较富有生命力的内容,但在认定与适用上,比起其他标准,如超越法定职权,违反法定程序等,都更为困难。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谈点个人的见解。     

司法审查中的滥用职权标准——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观察对象

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有关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司法案例,可以发现其存在两种裁判逻辑。分离型裁判逻辑立基于形式违法性审查,根据“职权”或“滥用”单一要素进行判断,使得任何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都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结合型裁判逻辑立基于实质违法性审查,认为构成滥用职权必须具备“职权”与“滥用”双重要素,滥用职权的实质是偏离法律目的行使裁量权。分离型裁判中的滥用职权与日常用语更为接近,结合型裁判中的滥用职权更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滥用”的主观过错难以认定,影响了滥用职权标准的司法适用性。应以功能主义立场取代规则中心主义,借助均衡性的法律原则与功能性的自我规制技术,化解“滥用”之主观动机认定难的问题。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监督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法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也是行政法的核心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行政权的广泛性决定了行政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而现代行政法治理念又要求对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这种有效的监督得以实施不但要有高效的制度保障,同时还要遵循一定的标准。本文试图就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监督的法律依据、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标准的关系、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的标准等问题进行论述,借以充分认识和积极发挥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监督作用。     

试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一项重要内容,行政活动中自由裁量权滥用现象的普遍存在,严重制约着行政效率的提高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我们要认真分析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制度和法律以及政策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得到进一步的规范。     

完善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监督的构想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会导致腐败,从而对依法行政构成重大威胁。但是并不能因行政自由裁量权可能被滥用、导致腐败而限制其行使,只有通过对自由裁量权的监督,才能实现依法行政。笔者从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方面来探讨如何有效监督行政自由裁量权。     

论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在行使其职能时必不可少的权力,其存在有其正当合理性。从理论上讲,不存在不受控制的权力;从现实上看,当前,在我国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事实。将行政自由裁量权置于司法的监督与控制之下,以防范滥用的行政权力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是我国现代法治建设急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论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

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普遍确立,而在我国却把其作为例外加以规定,并存在不少问题。我国确立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是行政法治发展,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和遵守WTO规则的需要。完善我国的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要确立法律依据,提高司法人员素质,扩大审查范围,明确审查标准。     

论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

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普遍确立，而在我国却把其作为例外加以规定，并存在不少问题。我国确立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是行政法治发展，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和遵守WTO规则的需要。完善我国的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要确立法律依据，提高司法人员素质，扩大审查范围，明确审查标准。     

论我国消防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规制

消防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不健全的消防监督管理体制和不完善的消防法制,消防自由裁量权在我国消防执法实践中极易被滥用。因此,对我国的消防行政自由裁量权给予必要的规范和控制就显得尤为必要。     

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应处理好几个关系

既要防止将约束和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等同于取消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倾向。也要防止那种认为一旦将行政自由裁量权固化后，就可以彻底解决滥用自由裁量权问题的片面认识。     

探究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法律层面和行政职权内容层面看,行政自由裁量权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它的合理存在并不表示这种权力能够被合理的运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进行必要的控制和驯服,最佳手段是合理性控制。行政合理性控制的核心内容是通过立法规范、司法审查、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来规范行政权的行使。     

行政裁量基准的理论悖论及其消解

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既是行政机关对社会呼唤执法公正的积极回应,也是行政机关抵御社会资本侵蚀实现自我保护的切实需要,体现出规则之治意识的觉醒,理应成为转型中国核心的行政裁量控制术。裁量基准的智识资源更多来自地方性知识而非行业性智慧,应当承认基层行政执法机关所拥有的基准制定权。作为一类具有规范具体化和解释功能的行政规则,裁量基准效力的外部化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现象,有关裁量基准事实拘束力和法律拘束力辨析的意义日趋弱化。对行政裁量基准诸多理论悖论及其消解的探究,能够为裁量基准课题研究的及时转向扫清障碍。     

我国行政诉讼应确立合理性审查原则

在现代行政诉讼中 ,法院从偏重对行政行为的形式合法性审查 ,发展到对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审查相融合 ,合理性审查原则得以逐步确立。为履行加入WTO后所承担的法律义务、有效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实现实质法治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应当从目前的合法性审查原则向兼顾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审查原则转变。确定合理性审查原则的范围 ,除需确立合理的实体标准外 ,还需要完善司法制度。     

行政裁量的软法规制

行政裁量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和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最经常运用的方式,它贯穿于几乎所有行政行为的运作过程。行政裁量是防止行政执法人员机械执法,实现个案实质公正的必不可少的法律保障,但是,行政裁量如果被滥用,它又可能成为行政执法人员谋私和侵犯行政相对人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便利的手段和工具。应充分运用软法指导裁量、促进裁量和制约裁量,通过软法机制规制和保障行政裁量权的正当行使,以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行政裁量权,尽可能保证行政裁量权为善而避免其为恶。     

行政裁量:羁束与自由的迷思

在大陆法系行政法学中,行政裁量与羁束行政相对,又被分为羁束裁量和自由裁量。羁束与裁量的区分有其存在的必要,羁束裁量和自由裁量的区分在一定历史时期里也有其合理之处,但其间的区分标准并不清晰。随着司法审查的发展和人权保障理念的深化,这种区分日益相对化,故而我们需要走出这种历史类型的迷思,另寻其他更合理的认知路径。     

行政裁量的本质论与运行论

行政裁量是现代行政任务和行政功能变化的产物,其目的在于追求个案的正当性,减少立法成本,促进行政效能。从本质上看,行政裁量是一种行政机关的单方意思表示,是行政机关对法律效果的自由选择行为,从而与作为判断权范畴的不确定性概念相区别。由于行政裁量所包含的“主观意志性”的非理性因素极容易导致行政裁量权被滥用,为此,现代国家设计了各种规则和制度将其纳入到一定的框架之中,以实现行政法治理性。     

浅谈卫生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是现代行政法的核心问题,它就像一把双刃剑,用的好能够实现个案正义;用的不好会极大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要求行政机关的管理水平不断进步,不仅要求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要具有合法性,也要有合理性。卫生行政部门担负着大量的日常执法工作,自由裁量权等得到了大量的运用。本文将从行政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卫生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控制等方面,简单阐述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一些看法。     

实现宪政目标下的中国行政法治

世纪之交逐渐兴起的宪政风云值得每一个宪法学人认真对待。宪政目标要求行政法治的发展应当以保障公民权利实现为根本 ,以完善行政权力控制为重点 ,以增进社会公平为目标 ,以社会自治与自由促进为基础。中国行政法治与宪政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 ,中国行政法治应采取一种后发的综合的行政法治模式 ,并以宪政目标为指引有重点地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1)以发展完善行政救济制度为核心实现行政法治 ;(2 )以规范审查抽象行政行为为保障实现行政法治 ;(3 )以建立健全行政程序制度为重点实现行政法治 ;(4 )以理性监控行政自由裁量权力为特征实现行政法治 ;(5 )以寻求指导行政相对人参与合作为手段实现行政法治 ;(6)以普遍推行行政公开制度为前提实现行政法治 ;(7)以确立普及政府守法观念为条件实现行政法治。     

Short‐Term Effects of Sanctioning Reform on Parole Officers' Revocation Decisions

Parole official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afforded considerable discretion when making sanctioning decisions to be able to tailor sanctions according to substantively rational concerns such as individuals' unique needs and situations.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in sanctioning can also generate unwanted disparities because sanctioning decisions may be based on extralegal factors that parole officials consider relevant. Concerns regarding disparate treatment of offender groups have prompted a number of states to consider adopting administrative violation response policies that emphasize formal rationality and uniformity by restricting parole officers' discretion and structuring sanctioning decisions according to legally relevant criteria. By emphasizing formal rationality in sanctioning, structured sanction policies present a dilemma for parole officers—uniformity versus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In 2005, the state of Ohio implemented an administrative violation response policy designed to reduce parole officers' reliance on revocation hearings and promote uniformity in sanctioning decisions. This study involved an examination of whether Ohio's shift to structured sanctioning coincided with differences in legal and extralegal effects on parole officers' decisions to pursue revocation hearings. Analyses of data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revealed a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revocation hearings officers pursued. Only modest increases in uniformity were observed, however, because there was little disparity resulting from officers' hearing decisions before the policy was put in place.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within perspectives on justice system actors' decision making.     

行政比例与合理性原则的比较研究

尽管比例原则和合理性原则都是控约行政裁量权的理论,但二者有着极大的不同:在内涵方面,比例原则着眼于法益的均衡,合理性原则则凸显对公共利益的喜好;在作为法律渊源的目的方面,比例原则以维护和发展公民权以为最终归宿,合理性原则以公共利益本位为出发点;在适用范围和位阶方面,比例原则较合理性原则的适用范围更广、位阶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