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视野下中国行政改革基本思路

治理理论是有关政府改革的一个全球性话题。本文在阐述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及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治理视野下西方行政改革的总体趋势,对善治目标下我国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进行了思考。     

转型期的社会管制与自组织治理——美国进步时代的治理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是美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为应对这一时期社会领域出现的失控和无序现象,政府开始加强社会管制,社会自组织治理也开始逐渐兴起,通过多元治理机制的协调互动,最终为国家重构了良好的制度氛围和发展环境。本文认为,发挥社会自组织的治理优势,推进其与治理机制的有效结合,对转型期中国政府的治理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到社会治理的推动者——基于“寻乌经验”司法治理模式的思考

“寻乌经验”是以赣州法院系统为代表的基层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是导源于“寻乌调查”唯实求真精神的新时代司法治理模式。鉴于当前基层法院有效参与社会治理上面临着诸多困境,司法改革深化和社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司法治理模式需要进行相应变革。借鉴“寻乌经验”治理的模式和做法,可以在创新发展中深化司法治理的角色定位,在内涵式发展中发挥司法治理的功能价值,在时代性发展中整合司法治理的社会资源,从而为基层法院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县域社区居委会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做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部署。从加强社会管理向创新社会治理转变,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县域社区居委会当前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包括思想认识不到位,体制机制不配套,人员素质总体不高等。必须从充分认识县域社区居委会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来解决"诸多的不适应"的问题。     

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挑战与政策选择

在我国进入和谐社会和城市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面简称《决定》)中重点强调提出要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来深化我国社会当前管理和大城市发展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有效实现社会治理的科学创新和改革,这不仅仅是对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升级,也不单纯沿用西方科学国家社会治理理论和模式,而是我国党政机关深刻剖析当期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问题后的与时俱进和深层次的理论创新深化,三中全会充分表述了我国社会治理的鲜明目的,也预示了具备鲜明多元化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政策也发生重大转变,其社会治理内容和方法也更加多元丰富.     

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新时期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初探

由于全球化和资讯时代的冲击,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范式逐渐取代了政府—市场的二元社会结构范式,从而改变了政府治理的规模和传统边界。针对这种大变革时期的发展趋势,中国政府必须重新认识和改革传统体制的政府治理模式,充分发挥三元社会结构共同治理模式的互补优势,在中国渐进改革的演进发展中构建出一种新型的、有中国实践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即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进程中,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展现出一系列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明确"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核心目标设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中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夯实以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为主线的社会建设制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涵养社会治理核心价值,坚持"四维治理"等。这些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彰显出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呈现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壮丽前景。     

以社会治理创新迎接法制改革转型

依托迅速崛起的网络公共领域,民间社会在为法制改革转型提供充沛动力的同时,也与政治国家展开了以舆论竞争为主要形式的权力之争。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和"web 2.0革命"的时代潮流下,国家与社会权力再分配的历史进程有其必然性,但民间社会并无能力主导法制改革,党的领导才是法制改革转型走向成功的关键。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扩大社会参与,要求政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创新社会治理。通过社会治理创新,开辟"公私合作"的空间和道路,可能是迎接法制改革转型的必要选择。     

公域治理转向：公共治理模式的兴起

西方传统市民社会理论无法对后现代时期继续分化的社会公共领域作出有力解释。因此,须在治理背景下对市民社会理论予以重构。当社会管理创新业已成为当今我国改革的战略任务和社会共识时,坚持公权力机关主导下的传统管理模式已明显不合时宜。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时代,公共治理模式日益成为公域的必然选择,而公共治理模式尤应以软法机制为主要调整手段。     

社会组织及其法制化研究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增量较快,但总量仍然偏少且发展比较粗放,整体水平和社会认同度也不高。为培育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创新和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领域、手段、方式方法;社会组织要积极加强自身建设,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应加快社会组织法律法规制定修改完善工作。在法律修改完善过程中,应注意突出以下几方面问题:坚持直接登记和双重管理有机统一;深化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创设备案制度;完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统一、有机协调的监管机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以重庆部分区县的探索与实践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中共重庆市委四届四次全会决议》强调"要稳步推进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改革"、"创新社会治理,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从社会治理理论出发,探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课题组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走访该市部分区县的基础上,对当地党政机关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的探索与实践进行总结,并以"社会治理视角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理论框架"审视重庆市部分区县社会矛盾化解的具体做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主体多元、各方协作"等措施。     

风险、治理与法治

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已步入高风险社会,风险来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制度风险突出,全球化更放大了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出现使得风险治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被动摇和颠覆,风险难以计算导致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现有的风险预防机制屡屡失灵。因此,有必要构建从个人风险决策到公共治理的复合治理结构,形成吸纳公众参与风险决策的民主机制,同时通过预防性法治的建设为风险治理提供足够的规范资源。     

检察机关参与网络虚拟社会治理研究

网络虚拟社会的发展是我国社会转型改革时期的重要现象,参与网络虚拟社会的治理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领域之一.检察机关必须在维护自身属性和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以执法办案为依托、以法律监督为切口、以创新平台为手段,积极构建网络虚拟社会的联合治理机制,以有效参与对网络虚拟社会的治理.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依宪治理

2019年11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对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部署,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作出的重大决定,必将有效提升国家治理水平,惠及全国人民,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法治化,而法治化的基础是依宪治理。     

社会治理效能的内涵解析、制约要素与提升方略

社会治理效能是衡量和评价当代社会治理活动的核心指标,关乎社会治理活动的功效作用、效率能力与效果效益。因而,要从学理上科学解析社会治理效能的内涵,厘清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制约要素。同时,要从实践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探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方法策略。为此,要着重加强党的建设,优化党建引领;坚持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重视以文化人,培育公共精神;注重放权赋能,完善治理制度;加强能力建设,创新治理机制。     

约束垄断权力：社会公平第一步

在建立真正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方面,中央政府还面临着严峻的治理压力收入分配改革最近受到舆情高度关注,决非偶然,改革体现了中央政府希冀通过改革达到“社会公平”,达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社会良好愿景。笔者认为,三大主因促成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     

小议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之路

社会治理创新是当前全国上下普遍关注、倾力探索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了"十二五"规划。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也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本文试图从社会治理的理论保障、建设目标和切入点,探讨一下在法治保障下的社会治理之路。     

城乡基层协同治理的难题与化解:顺德改革的探索

在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构建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制,完成由"乡"到"城"的治理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中,协同(多元)治理已经成为各地尝试的模式。顺德"政经分离、政社分离"的"治权"改革也将协同治理(共治)作为了城乡基层治理改革的主要模式,通过调整政府、市场、社会的最优关系,构建多元协同的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系。顺德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是其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顺德综合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逐步推进的。然而,随着综合改革的深入,顺德城乡基层协同治理遇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基层党组织作用、监督制约机制、公共服务能力和村(居)民的公共参与意识等方面。顺德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可以为我国其他地区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研究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千载难逢的经济社会发展机遇与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为这一鲜活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基础、实践依据.这套逻辑严密、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全面系统地诠释和回答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社会治理的战略布局、根本性质、治理格局、主体地位、动力保障、基本原则、管理体制、治理机制、网络社会治理法治等.其不仅具有实践性、时代性、科学性的特征,而且凸显了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求真务实的实践思维、勇于创新的改革思维、哲理厚重的辩证思维的理论品质.这一思想体系是“马恩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管理与法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大成果,是互联网时代人类治理文明的“中国智慧”结晶.她对于互联网背景下提高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水平,对于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对于推动全球人类治理体系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长期的理论指导.     

迈向"和谐社会"的秩序路线图--从库兹涅茨曲线看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秩序的可能演变

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差距曲线可以近似地解读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曲线",由此推定,中国仍处于社会矛盾的上升阶段,尚未到达矛盾最大值的区域.在未来20年中,中国的转型秩序还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压力与挑战.此后,可能出现社会秩序根本性好转的"绝对拐点".在此期间,通过加强社会治理的措施,有可能创造秩序局部性好转的"相对拐点".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从法律改革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看,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政策方案,不同的政策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社会风险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