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司法的公平和正义是检察官的基本追求——《检察官论》评介(四)

四、检察官的监督制衡1748年,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其经典名著《论法的精神》中写道:“自由政治……只在权力不被滥用的时候才存在。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我们可以有一种政制,不强迫任何人去做法律所不强制他做的事,也不禁止任何人去做法律所许可的事”。①此为防范滥权、保障自由所构想的政制,即为“权力分立”制。孟德斯鸠的政治思想引起欧陆风潮,烽火迅速蔓延至刑事…     

“八项规定”就是要消除特权管好公权

以前人们所说的滥用权力仅指:政治权力在法律范围以外的滥用和贪脏,即指各种违法行为。在现代社会,随着行政权的扩张,滥用权力还包括政治权力合法但不合理的滥用行为。用公式表示即:新的滥用权力理论=权力在法律范围以外的滥用和贪脏+权力合法但不合理的滥用行为。     

合法行政原则与高校行政管理——论权利制约与高校官场文化

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作为支配社会和组织的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的监控与制约,就会像一头失控的狮子,非常可怕,非常危险。而合法行政原则正是实现高校行政权力制约的有效途径,换句话,合法行政原则就是要求我们的管理者实施行政管理要严格依法进行,其实施的管理行为是由法律或学校规章(不得与法律相抵触)事先设定好的,行政机关只能按规定的权限去办事,而不能随意超越法律或规章规定。     

刍议刑法面前人人平等

我国刑法第４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此即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刑事诉讼法第６条后段也规定：“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这两个条文告诉我们，超越法律的权力即...     

论权力资源的法律调控动因

对权力资源实行法律调控,是法治的重大主题,是权力资源合法化的必经之途,是抑制权力弊病所必需。权力资源对社会历史有重大作用,但也容易滋生弊病: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权力资源是使许多追求它的人堕入深渊的重要原因;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权力的行使常以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乃是世界上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对自由和权利而言,最大的威胁和危险来自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侵害。抑制权力资源的弊病,离不开法律调控。对权力资源实行法律调控,亦完全可能。法律可成为权力来源的制度渠道,先进的法律注重寻求国家生活的稳定和进步、社会生活的和平和安宁,因而对权力往往表现出来的侵略性、扩张性具有天然的抑制作用,发达的法律制度总是经常致力于阻止压制性权力结构的出现。权力和法律都是强力的象征,法律对权力资源实行调控是强强碰撞和强力之间的抑制和平衡。当然,法律对权力资源的调控作用并非没有限度。     

论正确行权与滥用权力的界限

正确行权是我国国家机关管理社会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公共权力运行的主要原则：依法行权的原则；权益保护原则；责任效率原则；平等运权原则；清正廉洁原则；遵循程序原则；有错必纠原则；独立行权和接受监督的原则。公共权力运行的实际过程是否合法合理，是划分正确行权与滥用权力的具体标志与界限。行政过程中的界限包括：必须作为与不得作为的界限；适当行权的界限；行权区间的界限；行权时效的界限。实现正确行权，防止滥用权力还必须有法律保障。正确行权是由各种程序和界限保证的权力依法有序运行的过程。当前，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改变种种滥用权力的现象，使法有尊严，政有权威，民有诚信，保证社会稳定有序地发展     

重塑我国被害人对公诉权的制约机制

公诉权是国家主动对犯罪进行追诉的一种刑罚请求权, 它是指国家公诉机关根据侦查结果,对于符合法定条 件且有必要进入审判程序的犯罪嫌疑人,决定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不应当或不必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决定不予起诉。公诉权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其正确行使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被追诉者利益和被害人利益。然而,“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一切被授予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1]公诉权尤其是不起     

法官自由裁量权论纲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一种制度化的司法权力，体现了某种自由，但不是任意的和不受约束的自由，它是法官正当司法权力的运用，是制约法官滥用权力的一种武器。其特征反映在权力性质、表现形式、权力内容和权力界限诸方面。其权能贯穿于法官司法的全过程。司法过程无法排除人的因素，因而法官自由裁量权必须存在。法律对法官角色的认可、品质的设定和专业素质等要求，使得只有法官才能行使自由裁量权     

试论公诉权的强化和规范

公诉权作为一项专门的国家权力,一方面,它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对犯罪的追诉能力,是公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秩序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部门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这些屡经历史验证的规律昭示着公诉权自诞生的那一天,就一直面临的困扰。如何保证这些由人民创造的财富不被用来作为危害自己合法权益的凭借？这是我们需要不断去探索、研究的问题。     

没有直接证据的凶杀案

美国法律没有“疑罪从无”这种说法，它所遵循的原则是“宁放一千，不错杀一个”。我们从前面介绍的辛普森案和凯西杀女案中已完全了解了美国法律中的这一著名证据规则，那就是“面条里只能有一只臭虫”。这一规则的寓意就是，任何人发现自己的面碗里有一只臭虫时，他绝不会再去寻找第二只，而是直接倒掉整碗面条。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     

司法公信力的意义阐释

司法公信力源于司法的自治力、司法的说服力和司法的确定力。司法公信力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性沟通的产物,是一种归属于社会资本的制度性资源,是司法在发挥纠纷解决功能、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发展功能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任用和信用关系,是司法权威历史演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