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的理论基础和意义

证据和证据法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证据一般是指在裁决过程中能以理性方式影响最终判决结果的那些输入信息。理性方式是这里引入的第三个概念。在美国,证据还有一个专业性法律意义,特指在审判中提出的证言和展示件,但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定义。在美国,事实认定者(陪     

对“非法证据”概念的反思和解构

对＂非法证据＂的概念进行界定是研究和正确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对＂非法证据＂的概念的把握和界定意义重大。对＂非法证据＂概念及本质若无清醒的认识,就难以科学地构建和有效地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于此,本文对＂非法证据＂的概念进行了解构和分析,对传统观点进行了反思,并将与＂非法证据＂相关的概念——＂瑕疵证据＂进行了区分,对非法证据的取证手法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以期对实务部门正确理解和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借鉴和参考。     

法学应弘扬理性精神

法学应弘扬理性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张恒山博士＂理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经典概念。＂理性＂也是西方方法学的经典性概念。＂理性＂概念以及这一概念的运用，对于以西方为先导的近代人类法律文明制度的形成、发展所起的推进作用无论怎样赞誉都不为过。自从西方启...     

民事证据材料与民事诉讼中的证据

证据材料与证据尽管经常易于混淆且常被不加区分地使用,以致于在证据这一概念下包含了证据与证据材料两种情形,使得＂证据＂一词,有时是指证据,有时又是指的证据材料。而正确地看待证据材料与证据关系的问题,无疑应是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论述了证据材料与证据的区别与联系,提出了证明能力的概念,简要地介绍了当今世界上证明材料的证明能力的相关法律规定。     

公证核实研究

我国《公证法》引进了＂核实＂的概念,从而取代了该法颁布前《公证暂行条例》规定的＂调查权＂和公证实务中运用已久的公证程序之＂调查＂活动。毋庸置疑,核实的确立拉开了以着重＂程序＂和＂证据＂为主的公证工作和公证员办证方式等重大变革的帷幕,     

法律论证理论中的证明证据和证成

法律论证理论是实践论辩理论的一个局域性的论证类型。法律论证的实质是论辩。法律论证中的证明和证据概念强调合法性。法律论证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证成,它分为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两种证成形式,这些证成是由若干规则、公式和原则来构成的,用以在法律论证中获得健全的实践理性。     

让科学证据走下神坛

科学证据迅速＂蹿红＂,说明了人们对科学有极高期待。但现在人们对科学证据有奉若神明之趋势,这又人为制造了证据理论的另一混乱局面。从历史根源、法律根源、科学根源及社会根源等四个方面剖析人们迷信科学证据的原因,然后讨论科学证据回归理性的途径,让科学证据走下神坛,与其它证据携手共同维护司法的公正。     

从证据学角度探讨法医学及其分支学科的重新定义

从证据学角度,对法医学及其分支学科进行了重新定义和划分。同时,为了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方面理顺法医学的学科定位,尝试澄清了＂证据科学＂与＂法（庭）科学＂、＂应用医学＂与＂特种医学＂等相关上下位学科和平行学科的概念。     

论司法证明中的经验与理性——以裁判者的思维路径为视角

经验和理性的认识一直是证据立法和司法证明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本文从经验和理性的理论渊源引入，对二者的概念及其各自在司法证明中的作用作出分析界定。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经验和理性乃相互协调而非相互对立的概念，二者共同服务于纠纷解决的价值观并可在具体证明过程中配合使用。     

鉴定与专家证言：概念关系的比较法考辨

作为一种证据,＂鉴定＂这个法律专业术语在我国清末变法运动中首次出现。它最初来源于法国,经由日本法律传入我国。在比较法意义上,＂鉴定＂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概念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言＂概念可以形成大致的对应关系,但由于诉讼结构上的差异,其区别在于＂专家＂的范围上,相对而言,英美法系中的＂专家＂更为宽泛。在比较法研究中,这两个概念在运用时需要界定,避免大而化之的倾向。     

专家证据评判标准的演进思考

专家证据以其“意见性”和“科学性”吸引了法庭基于维护事实认定独立性忧虑的可采性标准的研究。这一研究对象以实行对抗制庭审模式,存在大量相关证据判例的美国证据规则最具典型性,通过对弗赖伊案、多伯特案以及《联邦证据规则》相关条款的解读、分析及其演进脉络的疏理和反思,探讨蕴含在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标准变化规律中的理性因素和思辨精神。对比我国鉴定意见在适用现状和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反思我国缺乏鉴定意见科学性评判标准的问题本质,推动相关研究。     

依间接证据认定协同行为的证明结构

作为垄断协议的一种＂高级＂形式——协同行为,其在实施中往往不会遗留直接证据。如何利用间接证据来证明公司间的价格行为属于协同行为成为现代各国反垄断机构的挑战性的课题。利用欧美等国家（地区）的相关判例,并借助于间接证据的特殊分类及在分类证据组合上的特殊性来推定某些行为属于卡特尔,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法。     

精神疾病患者强制医疗的证明标准研究

证明标准是强制医疗程序中的关键问题。在美国,一般以“清晰和令人信服”标准作为非自愿治疗最低限度的证明标准,从而排除适用民事案件的“优势证据”标准。我国《精神卫生法》并未建立强制医疗司法审查模式,而是由精神卫生机构行使强制医疗的决定权,强制医疗决定程序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均被淡化。在刑事强制医疗诉讼中,则应根据不同的证明内容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     

重庆“打黑”行动中媒体与司法的关系

在重庆“打黑”行动中,公安、司法司法机关在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过程中,有很多值得推广的经验,也有一些存在的问题。“打黑”行动中重庆市公安、检察机关新闻发布的经验有：重庆公安、司法机关适度公开信息体现执法文明,及时回应媒体质疑符合公诉机关的职责。“打黑”行动中重庆市法院及法官新闻发布的经验是：推行“分区就座”和“声音直播”实现审判公开;宣判时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审后答疑。公安、司法机关在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过程中应当改进的方面是：限制个人隐私和证据内容的公开;对民众特别关注的案件应当庭审直播。     

美国行政裁决程序中的传闻证据——一个历史维度的考察

在美国,存在着行政裁决程序和法院审判程序两类不同的程序。传统观点认为,行政裁决程序不受约束法庭事实认定者的审判证据规则的影响,尤其以传闻证据具有可采性为典型。随着美国行政程序的发展,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行政程序法中逐渐兴起,使得行政程序证据规则和审判证据规则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对两类证据规则之间关系的重新解读,将为我国行政程序证据规则的制定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国外高校安保制度的比较及借鉴——以英国、美国、加拿大、瑞典、日本、新加坡为样本

在欧美国家的高校安保制度当中,以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最具代表性。英国的高校安保制度主要由驻校警察模式、法令特别授权警察模式和安保外包模式这几种类型构成;美国则是典型的校园警察模式为主导;加拿大的高校安保系统采用校园社区警务模式;而瑞典的高校安保模式则呈现出"行政化"和"社会化"的特征。在亚洲邻国的高校安保制度当中,以日本、新加坡最具代表性。这当中,日本以"青少年警察"的安保模式为主,而新加坡的高校的安保主要由安全、健康和环境办公室和校园保卫办公室以及外包保安公司三者构成。借鉴国外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高校安保制度对我国新时期的高校安保制度意义重大。     

媒体与司法关系规则的三种模式

在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问题上,西方主要法治国家采用的模式是不相同的。美国采用的是不限制媒体的“司法自我约束模式”,英国采用的是“司法限制媒体模式”,而大陆法国家则采用了一种近乎“放任自流”的“司法向媒体开放模式”。中国的司法模式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在司法与媒体的关系规则模式上,应当采纳大陆法国家模式。     

城市反恐重要目标安全防范试点与研究

“9·11”以来,国际恐怖活动与反恐斗争的较量已经持续了十余年,但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恐怖主义威胁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持续存在且更加突出.“三股势力”和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个体暴力恐怖威胁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我国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因素.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城市反恐试点单位的成功做法,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建立党政领导,部门参与的反恐防范工作格局;二是加强防范恐怖犯罪公众教育,增强公众的防范意识;三是建立统一高效的情报信息工作机制;四是明确责任,建章立制,夯实基础;五是制定应对预案,通过演练予以巩固完善;六是强化检查考核,促进防范责任和措施落实.     

The curious case of Housing First: the limits of evidence based policy

Evidence Based Policy has been articulated and practiced in Europe, particularly under the ‘New Labour’ policies of the former Labour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mpact of research on policy has been inconsistent due to differ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policy makers. This paper gives an overview of evidence based policy and presents critiques based on its reliance on positivist methods and technical approach to policy making. Using these critiques as a framework,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ase of Housing First, a policy adopted by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chronic homelessness. The case is an example of research driven policy making but also resulted in a progressive policy being promoted by a conservative administration. In discussing the case,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vidence and policy, arguing that evidence based policy fails to integrate evidence and values into policy deliberation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lternative models of polic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The case of Ohio v. Robinson. An 1870 bite mark case

In 1870, Ansil L. Robinson was charged with the murder of his mistress, Mary Lunsford, in Mansfield, Ohio, U.S.A. Evidence against Robinson included an attempt to match his teeth to bite marks on the victim's arm. Robinson was acquitted after a 3-week trial despite the evidence linking his teeth to the wounds. This trial represents an early and perhaps the first attempt to admit bite-mark evidence in a court of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cquittal resulted in the obscurity that prevented this case from coming to the awareness of the forensic dental and legal communities soo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