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工作的开展与风险防范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虽然涉及到审查起诉阶段修改的条文不多,但结合辩护制度等相关内容,就律师辩护工作而言,还是有了重大的变化。需要律师对辩护工作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一、阅卷工作(一)新《刑事诉讼法》的变化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阅卷范围,限制在"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了该部分内容,将阅卷范围扩大为:"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从条文     

追究律师伪证罪应遵循正当程序

《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往往成为侦控机关对律师实施职业报复的工具。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实体法之不完善，更在于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借鉴法治先进国家的经验．有必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增设集体回避及管辖异议制度、排除辩护人程序、追究律师刑事责任的前置程序、对律师采取强制侦查措施的特殊保障等，以保障律师免受非法或不当的刑事追诉，维护其合法执业权利。     

律师伪证罪的追诉程序探析

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往往成为侦控机关对律师实施职业报复的工具。究其原因,不惟在于实体法之不完善,更在于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借鉴法治先进国家的经验,有必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增设集体回避及管辖异议制度、排除辩护人程序、追究律师刑事责任的前置程序、对律师采取强制侦查措施的特殊保障等,以保障律师免受非法或不当的刑事追诉,维护其合法执业权利。     

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但对于其在这一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则规定的比较模糊,由此产生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在同样条文下的三种不同解读.结合新《刑事诉讼法》修订的目的以及相关法条的联系,我们可以推知法律肯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它既有利于人权的保障和律师辩护权的行使,也有利于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但受我国的国情所影响,法律并没有打算完全赋予辩护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因此在法律条文中既需要明确辩护律师的权利,又需要对其权利行使的范围和方式进行相应的限制.     

伊卡罗斯的翅膀在阳光下融化─—关于新刑法3O6条款给律师带来的风险

在希腊神话中，伊卡罗斯（ICARUS）是追求光明的象征。伊卡罗斯系巧匠代达洛斯之子，与其父被困克里特岛的迷宫内，—人以错制翼飞离迷宫。伊卡罗斯飞的离太阳太近，蜡被阳光融化，坠海而死。1997年3月的八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我国新的刑法典中，经过激烈论辨的律师伪证罪虽然最终定名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证罪，但律师伪证罪作为独立罪名的敲定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新刑法的第306条以件师法片规定的律师刑事责任制度为法律渊源，确定了律师伪证罪的构成和特点。不仅罪名的提出顺理成章，而且犯罪构成清澈明晰。由此至今的短短数月…     

从《律师法》修改谈《刑事诉讼法》之修改完善

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对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作进一步修改和完善。2007年10月伤改通过了新的《律师法》，笔者从《律师法》修改的角度出发，针对其中与《刑事诉讼法》相关的条文，探讨《刑事诉讼法》中需要修改和完善之处。     

律师辩护及其改进意见

自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暂行条例》等法律施行以来,律师在刑事诉讼辩护中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冤错案件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律师参加     

新刑事诉讼法语境下律师业务思考

辩护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制度。近年来,司法改革为刑事辩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下称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充分介入审判前程序,律师介入刑事审前程序的法律规定使刑事辩护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一、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审前辩护权及程序保障机制(一)刑事审前辩护权的发展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得我国法律第一次允许律师介入刑事审判前的程序,辩护律师可以参与审     

辩护视角下看新《刑事诉讼法》

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完成立法程序,将于明年1月1日实施,与这部法律直接相关的各个部门都在认真学习、研读并起草制订实施细则。作为一名律师,尤其是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对这部法律也充满期待并在努力地学习。下面是笔者从辩护视角对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的解读,就教于大家。一、规定了司法机关告知辩护权的义务新《刑事诉讼法》在明确律师侦查阶段介入是辩护人的同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     

辩护视角下的新《刑事诉讼法》

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完成立法程序将于明年1月1日实施,与这部法律直接相关的各个部门都在认真学习、研读并起草制订实施细则。作为一名律师,尤其是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对这部法律也充满期待并在努力地学习。下面是本人从辩护视角对新《刑事诉讼法》的一些认识和解读,就教于大家。     

解读包公故事中的罪与罚

包公听讼断狱故事 ,突出的也是“罪与罚”的价值取向。正是基于这一原因 ,本稿在讨论包公故事中的法律问题时 ,首先标举“罪与罚”这个题目。除此之外 ,这一安排也有先“实体法”后“程序法”的技术考虑。值得引起我们思考的是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纠纷无论如何不会出现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之间比例如此“悬殊”的情形。那末 ,何以馀以故事特别强调“罪与罚”这一主题呢 ?这正是本文着重研究的     

网络化传统型犯罪的侦查

我国目前网络化传统型犯罪的现状不容乐观,网络化传统型犯罪不属于刑法中的计算机犯罪,也不能等同于网络犯罪。对网络化传统犯罪的侦查存在管辖、定性、取证、程序等多方面的问题。完善立法,加强侦查方法和程序的研究,强化侦查协作,重视对网络化传统型犯罪的预防是网络化传统犯罪侦查的基本策略与措施。     

试论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经济原因及预防对策

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是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原因是重要原因之一。分析其经济原因,采取相应的经济预防对策,对预防和减少司法人员职务犯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韩国对单位环境犯罪的制裁

环境犯罪与单位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单位环境犯罪案件造成的危害日益严重,追究单位环境犯罪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韩国率先成为发展经济与环保先进国家之一,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完善的环境刑事立法、特别是有关＂环境犯罪控制特别措施法案＂显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环控法案＂的突出特点是引入法人刑事责任的双罚制,通过对法人加重刑罚处罚来威慑环境犯罪。     

加强社会转型期防治官员腐败演变的法律机制的创新研究

有效地预防和惩治官员腐败犯罪,是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创设全新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措施,加大查处和预防腐败犯罪案件的力度,增加腐败的成本,是防治腐败犯罪现象滋生蔓延的基本途径。     

刑事证明法律推理客观性分析

刑事证明中法律推理的客观性不仅应体现在事实领域内,也应体现在价值领域内。它对于练就司法人员的理性思维、培养尊重程序意识、实现法治等有重要作用。刑事证明中法律推理的客观性的建构依赖于刑事证明法律推理自身的客观性、遵循逻辑基本规律及推理主体正确的价值观。而“天然逻辑学”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律推理的客观性具有指导及释明作用,可为其科学建构提供逻辑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现场勘查责任机制浅析

在传统中国的法律体制和刑事司法实践中,隐含着预防和惩治“冤假错案”的法文化逻辑,并具体化为一系列错案治理机制。其中,以传统犯罪现场勘查的相关机制最为典型,错案治理的法文化逻辑就贯穿于这一系列机制之中。中国传统法律严厉打击可能导致侦审错误的违法行为,形成了勘查官不亲临、报案不如实、现场保护不力、勘查延宕违限、勘查错漏等非违行为的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刑事错案的生存空间。即使在现今刑事司法活动中,这些法文化资源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中空白罪状的追问

空白罪状作为基本罪状的下属概念,在1997年刑法中被大量加以采用。空白罪状在刑法分则中的存在,应从民主法治原则、法律专属性原则、法律明确性原则等角度加以追问。空白罪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都有违上述三原则之嫌疑,因此,立法者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高空白罪状的“合法性”。     

Prosecutors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Crime Problem in Italy: Balancing the Impact of Moral Panics

In western liberal countries late modernity brings in its wake certain distinctive patterns of crime control. Common sense, experience and stigmatization of crime and deviance seem to be the basis on which crime control policies are debated and eventually implemented. Insecurity and fear of crime are the enemies for an effective legal system. What is left for specialist crime control agencies? The Italian case can demonstrate that legal actors, in particular prosecutors, can still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ing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discourse. I will argue that prosecutorial practice can possibly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to understand the socio-legal conditions that shape prosecutors’ role during the pre-trial phase. This role is far from being merely reactive to certain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Prosecutors’ reactions appear to be aimed at restating their role of guardians of the law. While they react to external influences they try not to adapt to them. In this way they partially mediate the impact of moral panics.     

犯罪客体: 曲解、质疑与理性解读———兼论正当事由的体系性定位简

通说将犯罪客体与民事、经济、行政等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严格区分,并将之限定为刑法分则规定的社会关系的整体,是不可取的。否定犯罪客体在犯罪认定中的作用,缺乏说服力。以法益等替代犯罪客体中的社会关系,并不可取。犯罪客体具有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双重功能。法律关系是犯罪客体的重要内容。正当事由符合特定法律关系,没有侵犯犯罪客体,不能认定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