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社会的软法治理——以赔礼道歉的法制化为视角

赔礼道歉的法制化是以法律机制特有的严格、公平与程序正义的他律特征,结合道德机制深入作用于人类心理,唤起良知的自律性机制,催化与加速理性人重识信用评价中道德观的进程。这种以正式法律制度嵌入非正式社会规范体系,以筛选、改良与优化其社会治理功能的法律方法就是"软法"。作为一种结合确定的法律规范与不确定的道德机制两者优势,弥补两者传统劣势的社会综合治理策略,软法尤其适合承担重树社会普遍信用与道德信仰的治理任务,在我国构建信用社会的系统工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法律制度在诚信社会建设中的规范和保障机制研究

诚信既是一个道德概念,也是一个法律概念。为解决我国社会存在的诚信缺失问题,可以通过德育和法治两条途径来进行。法治以稳定的法律制度,规范并保障诚信社会的建设,从而成为解决诚信缺失问题与建设诚信社会的主要方式。这一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依法建立市场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并同时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势在必行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 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 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的治本之策。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按照完善法规、特许经营、 商业运作、专业服务的方向,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 系。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逐步开放信用服务市场。" 因此,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将会为社会的进步起到 巨大的推动作用。 信用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当前,个人、企业、银行普遍存 在着信用缺失问题。从电信市场经营情况来看信用危机较为严 重。由于通信市场的逐步开放,竞争对手的逐步强大,服务范围     

公证和民事诉讼证据的关联分析

诉讼是当事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寻求司法救济的方式,而证据则是诉讼的灵魂。如果说诉讼率的提高是当事人权利意识提高的表现,那么充分利用公证在诉讼中的作用则是权利意识发展的更高阶段。因为它对权利的关照已于诉讼前开始了,而且可以极大地节约诉讼成本。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认为,所有法律活动和全部法律制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最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在效率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石后,法律只能亦步亦趋。民事诉讼中,公证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约经济并且产生道德上的收益,这最集中地体现在公证对社会信用的良性促进作用上。公证从来就是与道德、尤其是与信誉共存的。首先,公证是靠信用为本的行业。当社会信用丧失的时候,公证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其次,公证在社会上已经树立了较高的信任。第三,公证的结果可以作为建立信用的基础。     

浅谈市场经济的信用原则及法律措施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建立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保证,同时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法律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当前信用缺失严重的情况下,既需要采取有效法律手段加强人们对信用的认识,树立诚实守信的社会共识,更需要惩治失信,构建起信用的法律保障机制。本文分析了我国市场经济中信用现状并从立法、执法等方面入手,提出了系列关于信用问题的法律措施,这对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完善相应体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结构缺陷及演进路径

社会信用法律体系是我国法律体系的子系统,具有与母系统的自我相似性。这种家族相似性指出了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但是,通过解构我们发现体系存在的法律生成障碍、结构虚空导致法律效力的软约束、结构模糊导致权力分配不确定、结构存在固有的不平等导致利益关系不平等的问题,影响了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建设。体系的建构既要反映信用经济社会客观发展的需求,又要遵循法律结构体系的生成要求;既要通过制度变迁调整失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又要受制于固定不变的逻辑力量。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结构由不均衡向均衡状态的转变是信用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在压力引起的法律制度内在的变迁,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信用经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相契合。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功能定位及其边界

与国外社会信用体系局限于经济领域与交易信用不同，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功能拓展面临较大争议。无论是对社会诚信概念与资源配置风险的广义解释，还是突破社会诚信内涵提出的“强化法律实施论”,都不能澄清为何要将既往的违法行为界定为失信并施加额外的信用惩戒。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功能应当定位于支持市场化的信用机制、优化法律实施与强化法律实施，排除道德强制，并明确各自功能发挥的边界。借助公共信用来支持市场化的信用机制，应当发挥信息共享机制，防止通过信用评价、惩戒强制干预私人自治。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法律实施，既要避免僭越法定的行政自主空间，又要维护信用机制的有效性。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法律实施，应当遵循违法责任优先原则与必要性原则。     

礼刑与富贵:中国古代刑罚的政治观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富是财富,贵是权力地位。礼与刑是社会的规范,也就是道德自律与法律强制,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工具。人的行为除了受到道德、法律、财富、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彼此相互影响而规范着人的行为。当道德的规范作用降低,法律的制裁力量也会随之减弱,财富的作用就会明显,权力的地位则凸现;当法律的制裁作用降低,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作用,财富的作用就变得突出,权力的地位就成为决定的因素。当财富升到首要地位,道德的规范作用就显得无力,法律的制裁作用也会受到影响,权力的作用则更显至关重要。当权力成为决定因素,道德的规范难以奏效,法律制裁也难以公正,财富则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就需要发挥政治的调节作用。     

算法行政:社会信用体系治理范式及其法治化

大数据下的信用评级机制生成独立于数据本体的数字人格。数字资本主义利用算法控制来推动金融信用的产生与发展,进而监控资本主义利用私有化"数字人格"实施黑箱管控。我国基于数据驱动的社会信用体系属于数字技术公共基础设施,在矫正监控资本主义逐利偏差的同时,生成与法律强制下行政管理方式相并行的算法行政。算法行政作为全新的权力工具导致数字社会治理机制的范式转化,这对法治国的传统法律原则提出挑战。福柯的"规训"理论可以解释基于数字人格的权力运作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正当性,也能解构算法行政生成的"自我规制型"问责制,由此生成全新的数字行政法学。这为我国社会信用系统的法律规制提供新形态的学科支撑,也为该制度输出提供西方话语体系中的说服工具。     

礼法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古代的礼发源于祭祀文化,并发展为一种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于一体的独特文化,其内核是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代表着对于兼具神性与人性、精神与情感的终极秩序的追求。中国古代的法律秩序体现为礼为体、法为用。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礼的观念里,法律与道德具有同一性。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始终是法哲学的核心问题,而在现代社会中,道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这种背景下,礼的精神展现出巨大的时代意义和秩序潜力。     

论公证诚信的支持系统

诚信,即诚实守信。诚和信含义相近,常常被互训和联用。信者,诚也;诚者,信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也是以诚释信,以信释诚。诚信是现代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础,市场经济秩序进一步规范要求必须切实加强国家信用体系建设。公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信用保障法律机制,是社会信用体     

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信用法律制度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的信用制度还不完善,一些违背信用的欺诈行为不断发生,经济秩序混乱。用法律整合社会信用,用法律保障社会信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会秩序井然。     

浅谈中国社会之“道德入法”

一个社会的法律只有符合这个社会的道德,才有助于法治秩序的形成和良好社会道德风气的养成。因此,一方面我国传统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应该成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保证所立之法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防止恶法的出现;另一方面,作为道德底线的法律应该上升为法律规范,也可以有条件地把某些不属于道德底线但是应该追求的道德予以有条件的法律化,以保证法律对良好道德风气养成的支撑。     

浅析和谐社会与信用体系建设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生活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信用经济。本文指出,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建立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保证,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加快信用体系建设,不仅是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和支撑系统。     

西方分析法学的法与价值无涉观念剖析——从休谟的“事实”与“价值”分离到分析法学的“法律”与“道德”无涉

认为法律与价值无涉是西方分析法学法律观的基本观点,而一般认为,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就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休谟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命题。本文剖析了这一命题,指出其理论上的不足之处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分析法学家观点的错失。认为分析法学家根本的错误在于对法律和道德的性质、结构认识不清,错误地认为一个是"事实",另一个是"价值"。不懂得法律规范作为一种制度,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体,包含着价值因素,甚至就是用于指示和衡量人的行为的价值标准系统。因为法律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念共识基础上产生的正义观念的制度化。也不懂得法律规范既是一种"事实",又是一种"规范"。因为它创制的目的就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它对人们也只能起规范作用。这意味着在法律中"事实"与"规范"之间不存在隔阂;也意味着人们在认识某一法律时,对于它"是什么"回答的同时,也对其"怎么样"作出评价。所以,"事实"与"价值"之间也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法律与道德之间也是如此。它们之间有着内在联系,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是一种制度性事实,它们不仅同根同源,而且也都是维护所在社会正义观念所建立的秩序的相辅相成的两种社会机制,差别只在于它们处于不同的制度层次上,道德规范处于低层次,法律规范处于高层次。正因为如此,法律规范渊源于道德,法律规范必然会接受道德观念的评价和有良恶之分。恶的法律,如果其恶性达到严重程度或严重丧失了道德性,就必然不再具有法律的效力。     

论我国法治进程中法律与道德问题

我国法治进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但最终可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即法律和道德问题:法律秩序的构建与形成实际上是社会成员道德秩序重构的过程。在一个缺乏道德信仰的社会里,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建成法治社会的。因此,社会存在的各种法律问题可能只是表层现象,其背后的问题应当是道德问题,即道德自觉、道德修养与道德信仰。所以,在我国法治进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法律和道德问题!     

秩序界说

我们认为,秩序是规范体系规范主体行为,调整社会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有条不紊的状态。首先,秩序依据规范而建立。没有规范,就没有秩序,没有健全完善的规范就没有持续稳定的秩序,规范是秩序的依据。这是由规范确立行为模式、将主体行为导向有序的基本功能所决定的。但秩序依赖规范的根源并不在于规范自身,而是规范代表或体现了凌驾于主体之上的自然规律、法律、宗教、道德以及其他社会形态的强力。其次,衡量、调节、引导、制裁主体行为的规范自身并不是秩序,严格说来它也不能代表秩序。秩序的本体仅仅是,也只能是规     

尊重内生规范与法治——读埃里克森的《无需法律的秩序》

法治追求秩序,然而秩序却并不仅仅因法律而生。民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土生土长的内生规范同样对秩序的生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内生规范直接影响着人们纠纷解决的手段和结果。要实现法治,不得不尊重内生规范,这是《无需法律的质询——邻人如何解决纠纷》给予我们的启示。     

再论中国古代民间规约——以工商业规约为中心

民间规约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自治规范，是古代法律秩序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法律秩序的生成过程中，民间自治规则始终是社会法律秩序的建构基础。民间规约和官方法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互动关系。要全面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民间规约，工商业行会规约的地位和作用绝对不容忽视。     

加强民事立法保障社会信用

从整治社会信用方面来说，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信用危机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有着密切关系：我认为，当前完善破产制度对於强化信用有如下作用：首先。破产法律制度对於强化信用关系，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破产法是维护市场经济正常秩序、化解金融风险的必然要求：现代社会已经进入网络化、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