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模式与犯罪构成模式

中国文化模式属于机体宇宙论,与＂天人合一＂的自本体观和直觉体悟的认识论相关联;西方文化模式属于机械宇宙论,与＂征服自然＂的他本体观和逻辑分析的认识论相关联。中国的犯罪构成是机体的犯罪构成,即个要件之间具有内在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通过相互作用形成协调一致、不可分割、相互制约、＂荣辱＂与共的有机体。     

论我国双层模式犯罪构成理论的建构

基于对中外犯罪构成理论的考究与分析,揭示并遵循犯罪构成理论的必要规则,正视中国大陆刑法的实然规定与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现实,应当建构我国双层模式的犯罪构成理论。犯罪成立必须具备本体构成符合与严重危害充足二个阶层要件;本体构成符合为第一层次,描述犯罪的基本轮廓,严重危害充足为第二层次,限定犯罪的实质底线。犯罪成立是本体构成与严重危害两者缩限评价的结论。     

环境犯罪立法完善研究——以截短的犯罪构成为视角

为了应对环境犯罪的新挑战,充分发挥刑法防范风险的机能,刑法的介入时间必须提前,介入范围必须扩大。以"截短的犯罪构成"理论为视角,分析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现状,提出了转变立法理念、改进罪刑体系与犯罪构成要件,以及完善污染环境罪、破坏植物资源犯罪、与环境相关联的走私犯罪、渎职犯罪等个罪的建议。     

中日犯罪论体系的比较与重构——以行为论与犯罪论的关系为视角

在中日刑法学中,行为论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行为论与犯罪论的关系角度分析,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作为行为论的犯罪论,由于行为论被包括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因而不具有独立的体系性地位,从而导致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难以充分实现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人权保障机能;而日本的犯罪论则是作为行为属性论的犯罪论,虽然犯罪论与行为论相互分离,但是,由于现存的行为论难以实现它本应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的机能,从而导致行为论的体系性地位低下。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中日两国刑法理论具有相通性,本文从中日犯罪论体系互补的立场出发,尝试对两国的行为论以及犯罪论体系进行重构。     

析犯罪构成的三大理论缺陷——一种方法论上的观察

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在方法论上有三个基本理论缺陷，即行为观、构成观和静止观。行为观不能反映犯罪本质，不适合作为犯罪构成的理论基础；构成观使犯罪构成成为一个封闭体系，不能充分反映犯罪的全部内容；静止观使犯罪构成不能把犯罪的内部千盾及其发展运动过程表现出来。三大缺陷造成犯罪构成只是定罪的工具，因而其在刑法体系中的作用有限，影响了刑法理论发展。上述缺陷最根本的原因是行为观造成的，只有超越行为观才能为犯罪构成研究走出一条新路。     

保释制度建构的观念定位和制度保障

要建构我国保释制度保障机制，在观念上要强化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机制，诉讼观念由犯罪控制观向人权保障观的转变，全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制度上要改造检警关系模式，扩大检察机关的制约、监督范围，增加对“严重违法行为无效原则”的规定，以及对违法行为人法律责任的追究原则。     

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重构

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对我国来说是一个舶来品,在从前苏联引进之初,就开始延续了前苏联学者们对犯罪构成要件理解的误解,将有特殊作用的构成要件理论理解为犯罪认定成立的一般要件。我国属于大陆法系,而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犯罪构成要件是三阶层理论,我国的四要件与具有层次性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也迥然不同。与此同时,英美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一种二元的结构模式,注重程序正当,体现了保护人权的机能。不同法系国家,乃至属于同一法系不同的国家,由于政治问题、法学传统、法律文化背景和法学理论研究发展水平不同,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内容和体现出来的科学程度也不相同。研究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体系的问题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体系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为科学的重构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提供借鉴,并扫清技术上的障碍。     

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三个问题——以李庄案为例

李庄案不但涉及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司法认定，而且还涉及一系列基础的犯罪论问题。李庄“利用会见龚刚模之机，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的行为，不能毫无例外地简单地认定为辩护人帮助伪造证据的行为；同时，不能将一般的“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而应明确限制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指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同时兼备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双重特征，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结果犯，作为李庄无罪辩护的实体法理论依据本身缺乏充分的刑法规范依据和刑法理论支撑。我国应采取明确限缩犯罪成立最低规格的立法政策和立法技术，重新构建中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中国犯罪构成论体系内将标准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最低规格标准等犯罪论关系范畴进行周延的逻辑梳理，实现中国犯罪构成论体系的逻辑自洽。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主观罪过的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原理，犯罪的主观罪过是成立犯罪的必不可缺少的要件。行为人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故意或过失，即无罪过，则只能属于意外事件，不能认定为犯罪。同样在西方国家的刑法理论中也有相同的观点，英美法系国家对此有这样一个刑法格言，“无犯意则无犯罪”，原文用拉丁文表述为“actus non facit reum nisi mens sitrea”，而大陆法系国家则表述为，“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     

二元犯罪论的理论构想——以刑法的精确性与模糊性为视角

近现代犯罪构成理论经历了从精确性到模糊性的发展轨迹,社会危害性理论、违法性及有责性理论是现代刑法企图平衡近代刑法追求法的精确性带来的一元化缺陷的产物,他们意在通过表示法的模糊性来实现法的精确性与法的模糊性的二元平衡设计。而这一平衡的基础是法的确定性与法的非确定性的共存关系,并认为近现代刑法以主客观思维方法为主导地位的一元方法论应该由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二元论所取代。最后,主张以法的精确性与法的模糊性为工具,以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为本体的二元刑法观设计新的科学的犯罪论。     

论共同犯罪与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适用于一切犯罪行为。共同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在犯罪构成上具有自己的特性,表现为修正的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理论只有以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以共同犯罪的修正的犯罪构成,来认识和理解共同犯罪,才能为共犯的定罪量刑提供科学根据。     

着手理论的消解与可罚行为起点的重构

把一个固定的着手“点”预定为可罚行为起点,违反了刑法作为经验科学的规律,这是形而上学的自然科学主义思维,在今天应当被清算;而中国的着手理论更非可罚行为起点;因此,再建可罚行为起点理论是刑法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可罚行为起点应当从罪过的明确性、主体推动犯罪进行的不停顿性、行为的危险性和形式上的非法性等四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具体判断。     

犯罪构成与诸特殊形态之关系辨析

犯罪构成系刑法学理论对行为成立犯罪之基本条件的概括，其同犯罪诸特殊 形态之间在逻辑上存有一种“一般与特殊”的转承关系。但在我国刑法学界所沿袭的前苏联的刑法理论中，始终对这种转承关系未能作出适当的解释与安排，存在一些含混甚至错误的提法，以致学界长期在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上纠葛论战，从而对一些疑难案件的处断产生负面影响。于此，有必要在中国通说性的犯罪论的基础上，以德日刑法理论为参照，对犯罪构成同诸特殊形态之间的转承关系进行辨析梳理，以完善中国刑法学犯罪论体系。     

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之反思与重构-基于对情节要素的独立评价

认定是否成立具体的犯罪是定罪活动的核心任务。传统刑法理论关于“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充分条件”的命题,在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定性因素与定量因素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悖理与纠葛。合理解决此等困扰,只有突破犯罪成立标准的传统认识,将集中体现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概括性情节因素置于犯罪构成之外独立评价,进而重新构建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即“犯罪构成＋情节非显著轻微=犯罪成立”。     

中外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之比较

犯罪构成是刑法理论的核心,也是刑法科学中举足轻重的基本范畴。本文通过对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和外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较为全面地透视了中外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存在的差异性,从而为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外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内在价值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浅谈刑法有无明文规定的判断标准--兼论刑法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单位危害行为的处理

一个危害行为在刑法中有无明文规定的判断标准是什么,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实践中,应以有无完全相符合的犯罪构成,作为某一危害行为在刑法中有无明文规定的判断标准.     

对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性分析

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及理论改进,可以认为我国刑法学界长期通行的犯罪构成体系在逻辑性和实用性两方面均无大碍,它基本能够胜任我国现阶段刑事司法"依法断案"的要求;但同时,社会的进步与知识的更新亦显露出它在诸多方面存有不足,因此,有必要根据司法的实际需要并借鉴域外刑法学的相关知识,对我国通说性的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进行一些局部的调适和修正。     

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价值属性辩正

在立法层面，犯罪构成是立法者所作的价值判断；在司法层面，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是司法者所作的价值判断；在我国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之比较层面，我国的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也应是价值判断。因而，价值判断当属我国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灵魂，进而应是整个刑法问题的核心。     

贷款诈骗罪定性问题研究

司法实践中 ,在对贷款诈骗罪的认定上 ,无论是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主观方面 ,还是犯罪数额及犯罪形态 ,都有许多特殊的问题需要加以明确 ,这对于正确处理贷款诈骗案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