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读法治——关于法治国在我国的真实语义

对法治国的实践进路解析，对现行的法治作一现实批判，分折西方法治理念、法治建构在中国的法治进路中的困境。探寻法治国在我国的真实语义以及需解决的问题的思路。     

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与社会根基--对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质疑的简要回应

市民社会理论早已突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传统范式,实现了重大发展并对当代法治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西方的经验和逻辑,也展现了对人类现代性命运和前途的深层关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同样展现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现实进程,这说明市民社会理论可以用于中国的分析,培育和构建中国市民社会也是可能和必要的.法治的历史发展和当代变革表明,市民社会是法治得以生成和运行的必要社会土壤,依法治国进程中法治"表面化"倾向的根本症结就在于忽略了这一土壤,因此,必须把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构建确立为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和社会根基.     

中国法治评估进路之选择

中国法治评估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鲜有研究者对法治评估进路作出辨析与探讨。通过归纳和总结法治评估实践中不同类型的评估进路,可将法治评估进路划分为制度性进路和价值性进路两种理想类型,两种法治评估进路在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评估范围、评估功能、评估方法上均存在不同特征。无论是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进路还是价值性进路,其自身都既具有积极的价值,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但二者之间不是冲突与对立的关系,而应当是一种同源同构性的关系。中国法治评估应建立规范统一的法治建设评估模式和多元合理的法治价值评估模式,并从两种评估进路的同源同构性出发,搭建二者功能上的互补关系,建构出符合中国法治实际的评估进路。     

转译界面: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恰切进路

在思想观念深刻嬗变和多元社会思潮相互混搭的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接受与遵从,关涉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关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浮沉,关涉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在所谓"去意识形态化"和"再意识形态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建构物质维度、民主维度和法治维度的转译界面,把以注重理念和以宏大叙事方式为主要特色,并且以理论、概念体系等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那些较为抽象和远离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主流意识形态,植入到民众的意识中去,并使之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灵习性和日常生活实践行为取舍与选择的价值自觉,可能是切实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恰切进路。     

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文化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本文认为,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方法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     

和谐社会的宪政学解读——关于不断提高我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几点思考

中国市民社会发育发展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决定了和谐社会状态的实现必然地要表现出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路径。市民社会的和谐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及政治国家的理性运作是社会和谐状态实现的重要前提条件;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国家是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却表现为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中国封建社会至今的国家高度中央集权、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客观历史,决定了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进路必然地不同于西方社会,和谐社会的建构进路必然地要表现为伴随着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化,采取由执政党政策指导的国家引导型,主要靠政府自律实现社会和谐的实际进路。     

生态法治的整体主义自新进路

作为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模式,生态文明需要在理念与制度层面提供适配的法治保障.以自由资本主义启蒙运动价值传世的个体优位制度供给模式,已无法回应生态文明的秩序期待.以社会优位为价值导向的整体主义法治实践模式同生态利益的整体性保护需求之间具有科学上与法律上的适配性,应成为生态文明语境下生态法治自新的适切进路.     

论社会管理创新与中国法治发展模式变革的契合促动

由政府推进型法治发展模式向政府与社会互动型法治发展模式转变是当下中国法治变革的基本方向。市民社会的成长发育,既是法治发展所需的条件,也是法治模式变革的基本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与中国法治发展模式变革之间构成的条件式契合关系,不仅能够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良和市民社会的健康成长,而且对中国法治发展具有积极推进作用。同时,社会管理创新在推进中国法治模式变革过程中依然存在困境,其对法治发展的推进作用受到诸多因素制约。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乡村法治困境解读

乡村法治化运动在乡村社会遭遇的窘态与困惑是发起者始料未及的,国家法治被乡村社会有意无意的歪曲,“下乡的法律”不断被乡土社会知识传统解读,法治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冲突愈显突出。本文放弃简单地对法治与乡村社会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进行批判的进路,试图通过借鉴和采用法社会学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强调回到中国的特定语境,回到乡村的生活场域和具体经验中,探讨当前造成乡村法治化困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分析实现乡村社会法治化之可能和必要,进而提出实现乡村法治化的可行路径。     

法治理想主义与法治现实主义——读《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有感

在法治理想主义路线中,中国民间组织的法治意义被描绘成如下一幅法治秩序的生长图景:在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互动中,多元化的民间组织通过协商、谈判参与立法实践,形成被共同认可的、且对国家法律有支撑和补充作用的"民间法"。法律运行方式亦从全能独断式向参与、协商式转变。然而,如此一幅民间法律治理的理想图景却遭遇到现阶段中国民间组织生长艰难的挑战。与法治理想主义以理想性立场为核心的分析进路不同,法治现实主义更关注法治现实进程及其制约因素,在民间组织等相关问题上,更强调分步推进战略,谨慎寻求得近期行动的可行性及其与远期行动之间的协调与衔接。由此,在几个重要方面形成了与法治理想主义不同的理论特点。     

都市社会语境下法治认同模式的构想

城镇化进程的全面启动与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推进使得都市社会中的法治认同成为一个重要论题。一方面,都市社会的发展消解了传统法治认同模式赖以存立的共同体,另一方面都市化的进程又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并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进而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共同体——媒介型共同体。媒介型共同体以异质性的不断生成为其正当性基础,以多重空间分配与构造为其基本特征,并且超越传统的依托于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模式,形成了一种依托于都市和全球的新型共同体。都市社会中的法治认同要求利他主义的都市法律主体,立基于"都市—全球"的互动结构,以空间分配促进都市法律主体对于都市法治的认同,最终指向都市法治的实现。     

论孙中山的法治思想

本文从法学和历史学的双重视角,对孙中山的法治思想进行考述与透析,法治是被作为与人治相对立的治国方略,内含追求巩固国本、完善政治等价值,它是法律得以完全实施的保障,其中枢机关是国会;民权是法治的基本条件,法治是民权的有力保障,二者的共同敌人是封建专制;法律与权力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此外,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也是孙中山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     

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     

论法治国家

法与国家关系一元论既可能有利法治 ,也可能导致法治根本就无法建立。法与国家二元论下的国家优先论 ,可能使法成为国家的附庸而否定法本身。它在使法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对国家的约束力的同时 ,也使法治失去了基本的立足点。在法与国家的产生上 ,二者在互动渐变中发展形成 ,没有先后之分 ;在法与国家的并存中 ,二者有着地位的差异。基于法与国家本身的特性 ,基于保障人民权利的价值期求 ,基于实现法治国家的理想目标 ,法律应当优先于国家。就法治国家来说 ,我们要建设的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而非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我们不能将法治国家与法治相等同 ,更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 ,相反 ,我们应当把法治的内容纳入法治国家的含义之中。法治国家与人治国家、专制国家、警察国家等非法治国家相对立 ,与宪政国家相联系。西方法治发展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国关于法治国家口号的提出也有百年的历史 ,现在重提并郑重确认它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 ,必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国法治将经由法治国家进而向法治社会的纵深发展。     

论法治与和谐

和谐社会应是以社会稳定为外部特征,以公平正义为内在精神,并具有健全的利益整合机制和矛盾处理机制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与法治社会相吻合.如果将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谐社会则是实现法治的结果.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法治.法治的形式正义提供着社会秩序的制度框架;法治的实质正义塑造着和谐社会的内在精神;法治的利益整合机制和冲突解决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保障正义、促进和谐.     

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文化阻滞力

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正处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社会转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不同的文化精神同时影响着这个寻求现代化的国家。以理性化、契约化为核心文化精神的现代法治,要在有着千百年宗法伦理文化积淀的中国社会扎下根来,需要克服来自传统之中内在的文化阻滞力,这种阻滞力通过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结构表现出来,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非日常的社会领域,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中国在寻求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自身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在法治发展的现阶段,要真正打破困境,必须从根本上逐渐限制和消除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的具有结构性特征的文化阻滞力,变不利为优势和特色,从而为法治建设的进一步深化创造条件。     

城市治理结构中抽象系统信任建设与法治*--以书面文化认同为线索

城市治理结构优化有赖于抽象系统信任的进化与法治的发展。抽象系统信任在城市社会中承担着特殊的社会信任重建功能，并推动着法律信任、法治发展和城市治理改善。从各国的城市治理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来看，让抽象系统信任和法治在城市治理结构中处于重要维度既是各国城市治理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是衡量一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而书面文化认同既是抽象系统信任本身和城市化的产物，同时又参与到了抽象系统信任建设和城市治理完善之中。     

先秦法家共同体的敌人:以法治国的规范理论

在揭示现代法治的起源和理念时,先秦法家的观点往往作为对立面而成为历史批判的靶子,我国法学界对"法治"和"法制"、"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形式的、浅度的法治"和"实质的、深度的法治"等概念所做出的有意区分既加重了对先秦法家的打击,也中断了一种法治思想的文化连续性的思考方案。事实上,先秦法学关于以国为国、以法治国的基本主张开启了实证主义法学的先河,同时也为人的行为的分治理论和共治理论奠定了基础。     

法治现代化和市民社会的促成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严重隔离与分化,成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严重障碍。我们把现代法治理解为国家权力的理性外化,主张以国家为主导,将法治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理性构建行为,一种国家促成的法治状态。     

继承权本质的法理透视

关于继承权的本质 ,从被继承人的角度观察 ,主要有家族本位说、死后抚养说、意思说、无主财产归属说四种见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前两种已无人主张 ,唯有后两种仍有人对其研究 ,而且也践行各国的立法中。但我国继承法基于当时特殊国情的影响 ,遂采纳了死后抚养说 ,由此产生了许多弊端。鉴于此 ,我国现今继承法对继承权本质的理解 ,应确立以意思说为主 ,死后抚养说为辅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