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杂志的政治批评与公共领域之建构

《论语》杂志的思想资源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平社和《语丝》,该刊承载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政治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具有明显的政治维度。《论语》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和政治上的中间立场,将政治批评和幽默话语结合起来,获得了较大的自由批评空间。同时,它充分发挥自身作为公共论坛在汇聚意见、形成舆论上的优势,鼓动公众对各种政治问题展开讨论。《论语》在政治批评上的诸种努力,促进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公共领域的建构。     

新书

本书是被誉为台湾公共知识分子良心的南方朔先生最为励志的一本书，贯穿着南方朔先生由自己的经历而抒发的对生命之重量、人性之良善的思考。     

公共领域中的警察权

从传统警察国到现代法治国的转变意味着重新调整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分配格局，随着私权利的扩张进入到警察权管控的公共领域，冲突至始而生。公共舆论视野下警察权的行使以公共场所的物理空间为权利的自由基础，以公共舆论的理性达成为权利的原则。警察权的现实转变根源于自由主义理念的深化和新公共管理的运用，最终将保障私权利的安全性和最大化。     

公共传媒的历史生成及其价值意蕴

公共传媒的生成植根于人的普遍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需要之中,以“市民社会—国家”区分框架为前提开创一种语言交往空间,通过媒介形成一个意见汇集、理性批判的平台,使个人意见形成公共理性,私人利益形成公共关怀,公共权力得到监督,公民素养得以养成,现代市民社她逐步成长.因此,具有独特的价值意蕴.     

新书

《有光的所在》 本书是被誉为台湾公共知识分子良心的南方朔先生最为励志的一本书。贯穿着南方朔先生由自己的经历而抒发的对生命之重量、人性之良善的思考。     

全球化语境下传播者职业自觉意识追问——由谈话节目理性沟通偏失引发的思考

本文指出谈话节目具有建构理性沟通的公共领域的天然节目优势功能，而当下的谈话节目偏离了这一优势功能。全球性的消费意识的影响及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内在要求呼唤谈话节目这一功能的彰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包括谈话节目在内的其它许多节目样式的指向，需要传播者把传媒作为新系统考量，需要传播者职业自觉意识的把握。     

互联网与公共领域:西方经验与中国语境

在详细回顾"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起源、发展、特征等基础上,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互联网是否促成公共领域"这一问题的争论。研究认为,互联网的开放性、及时性、交互性、低成本和去中心化等特征有利于人们自由发言和自主讨论,但当前国内网络空间中依然存在的数字鸿沟、群体极化、网络暴力、娱乐肤浅等乱象并不符合哈贝马斯提出的"地位平等"、"理性商议"等构成"公共领域"的要件。文章指出,在将"公共领域"理论移植到中国时,需要考虑具体的国情和体制,机械照搬西方学者的理论要避免削足适履的问题。     

网络公共言论的法治内涵与合理规制

在过去的2013年,我国政府结合运动式治理、立法活动和舆论工作对网络言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治理。互联网的急速发展为中国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言论平台,促进了公民监督权的行使,带动了中国的法治发展。2013年的互联网言论治理的三部分内容都与公共言论密切相关。其中,"两高"所发布的《网络诽谤解释》着力于对公共言论进行刑事规制,包括对诽谤官员的刑事规制和对政治言论的刑事规制,但是其中的一些做法虚化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监督权。公民监督权是我国法治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进一步理解公共言论的法治内涵,落实公民监督权,是我们对公共言论进行合理规制的前提。     

公共领域的价值基础——兼评江宜桦的《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

“公共领域”是现阶段学界热议的话题之一，同时公共领域对政治社会民主化和公民意识提高的推动作用又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本文通过对江宜桦教授“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一文的评论讨论了什么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主体应该是谁；公共领域的特征和公共领域理性沟通的条件等等。并通过分析得出无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是如何的多元，其道德基础都是“善”和“正义”，这也就是“公共领域”的价值基础。     

论美国言论自由判例中的公共论坛原理——从2009年萨姆案谈起

公共论坛是指在传统上供人们聚集在一起以表达思想和交流观点的公共场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言论自由司法判例中形成了公共论坛原理,该原理的本质意义在于明确公民在什么程度上有权为了表达的目的使用政府地产,而政府规制公民在公共地产上发表言论的权力限度又在哪里。这一原理近年来得到了进一步发展,2009年萨姆案赋予了公共论坛原理新的内容。公共论坛原理对于中国法治建设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修辞视角中的“思想自由市场”及其影响

传统的言论自由理论以思想的自由市场作为论证基础,但是修辞会干预公众对于事实的认知和对于言论性质的理解,从而导致思想的自由市场发生异化。当代中国社会中关于言论自由与规制的许多分歧,就来自于这种异化的影响。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社会的转型导致利益分化,从而使社群更为分裂。因此,应当丰富对于言论自由的认识,并采取对策形成更为理性的公共讨论。     

法治热点案件讨论中的传媒角色——以“药家鑫案”为例

药家鑫案之所以激起巨大的民愤,最初是因为药家鑫杀人的情节极为恶劣,并且社会公众看不到司法过程的审慎和公正,后来是因为传媒对案件的不当讨论进一步刺激了民愤。这些原因最终导致公共知识分子与社会民众的群体极化,两者在认识上的鸿沟未能经由讨论而弥合,传媒未能担当起社会黏合剂的重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司法审判的过程和结果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面对激化的民愤,罪已至死的药家鑫通过诸种本土资源而免死的空间几乎不存在。由此可见,传媒在法治热点案件讨论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值得反思。     

论民主政治下的民主审议与公共理性

民主审议作为一种民主的实现机制,通过公民在共同的交往行为中形成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意见和意志,经由特定的审议性立法程序将其运用于政治立法和决策过程,使民主政治获得了公共理性基础.民主审议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具有形成公共理性的内在价值,民主审议程序本身以及该程序所遵循的公共性、平等、自由、自主等规范性原则为公共理性的形成和运用提供保障.     

别让谣言成为娱乐

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集体人格的弊病，也是文化的弊病。在历史大转折时期，有可能优化这些问题。古代君子讲究忠孝两全，“忠”对朝廷，“孝”对家庭，但忽略了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在此出现了严重的盲点。康德曾说，知识分子是在公共空间敢于运用理性的人。     

从地震报道看日本传媒的操守

毁灭性地震、毁灭性海啸、灾难性的核泄漏、数千次余震…在数十小时之内，灾难重重叠叠袭向日本太平洋西岸的东北地带。在这危急时刻，人们见证了日本公共传媒的专业主义和人文情怀，正如《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所言，日本公共传媒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成为超越一切的公共平台，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     

公共警务集约化发展思考

目前，我国的警务工作范围模糊、摊子太大，不仅使科学的警务模式不能正常地落实和运行，反而容易在推进警务改革的过程中造成新的浪费。公共警务工作目标的定向与定质，以及警务监控管理体系的集约化是公共警务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提出了关于公共警务风格统一化，公共警务项目模块化．基层派出机构微型化和公共警务工作正规化等思考。     

极端言论的犯罪化：从伤害原则到冒犯原则

极端言论犯罪化的正当根据关涉对相关罪行的刑法体系地位的论证责任。极端言论伤害或可能伤害他人的论点存在疑问。极端言论之恶不在于其造成的伤害或其造成仇恨、歧视或暴力的风险,而在于其对公众的严重冒犯,即针对基于规范感情的内心安宁的沟通性的和违法性的严重扰乱。极端言论具有高度的冒犯性,因为它攻击了一群人存在的意义,其造成的痛苦、怨恨等后果已严重到足以让冒犯被犯罪化。平衡冒犯性极端言论的犯罪化与言论自由,可进行进阶式的框架判断：第一步是检查对自由的干涉是否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第二步是检查言论是否具有个人或公共价值,以及是否具有超过受影响利益的重要性,第三步是判断是否可以期待这种表达方式的冒犯性变得较小,并考察他人是否可以容易地避免这种冒犯。     

政府理性的演进逻辑及其现代性思考

政府理性与政府行动的价值取向及政府所选择的行政模式有关。政府理性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公共行政模式的转变而逐渐具备现代性的。政府理性在寻找现代性的过程中曾一度被市场理性淹没,又在管理主义之风盛行之下将自身的价值理性迷失,最后在与社会及公民形成的互动治理网络中通过公共协商的方式找到了现代性。现代政府的理性是公共理性。     

中国公域软法之兴起及其背景解析

软法与改革开放的兴起相伴而生，其后存在深刻的根源性。软法兴起以法治成为主要的社会治理模式为前提，并需要具备一定的外生和内生条件。在改革开放之后，法治成为主要的社会治理模式为软法的兴起提供了兴起的前提基础。同时，改革开放促使一元的国家中心主义向多元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公共治理模式呼唤软法之治，另一方面，硬法也凸显出其自身的缺陷。这两重因素共同作用为软法兴起提供了外生条件。最后，改革开放造就了多元的利益结构并且肯定其合理性，创造开放了软法的制定领域，保证主体之平等，实现言论的自由化，为软法的兴起提供了内生环境。     

GNU通用公共许可证第三版初探

GNU通用公共许可证第三版经过长时间酝酿最终得以发布。该版许可证作出了许多重要修改．这些修改包括专利条款的改进、对版权法中所规定的技术措施的抵制。以及国际性和兼容性的加强。专利条款的改进是此次许可证修改的重要之处，也因此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规定对于防止以专利垄断软件开发和使用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对技术措施的抵制以及国际性和兼容性的加强，是许可证应对法律变化和技术发展作出的调整。新版许可证的这些修改将对自由／开源软件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