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理念更新与制度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问责主体单一、问责方式缺乏科学性、问责程序缺乏规范性以及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全面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在问责主体上需要规范同体问责，强化异体问责；在问责方式上要注重问责的实际效果，科学确定问责事由；在问责程序上需要进一步规范问责过程，保障程序公正；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方面应实行严格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防止“带病复出”。     

北京：首度将党委领导纳入问责等17则

3月22日，京版问责办法——《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相比2009年7月出台的“全国版问责办法”，京版问责办法更加严格：首度将北京市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明确党委和政府作为问责第一责任人。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坛刮起了“问责风暴”。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因而还不能称作“官员问责制”。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官员问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媒体广场

我国将发展“光明工程”解决3000万人用电问题；青海出台首个人民调解工作地方性法规；四川：乱发“红头文件”要问责；中国需要政府支出的养老体系；我国未来的网络经济规模将达数百亿元；     

从“问责”层次论“治庸问责”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湖北省委、省政府掀起的“责任风暴”与“治庸计划”，在社会引起强大反响。“治庸问责”主要针对党员干部精神之庸、能力之庸、责任之庸“三庸”问题，达到“治庸提能、治懒提效、治散提神、治软提劲”的效果。本文通过工作创新问责、工作目标问责，工作纪律问责和工作连带问责四个层次“问责”分析，探索建立“治庸问责”的长效机制，体现“治庸问责”针对性，强化系统性，提高实效性。     

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困境与路径

行政问责法治化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其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现实困境在于：法治化问责所要求的问责文化缺失、问责理念错位、问责体制不畅和问责制度滞后。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在于：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     

热评摘要

应防止问责过程中以经济赔偿代替行政责任，以行政问责代替刑事问责；防止“牺牲我一个，保护一大家”的“替罪羊式问责”；力改事过境迁束之高阁，不伤毫毛的“过场式问责”。——上海大火需要问责更高级别的责任人。     

治庸治懒：官场“内伤”如何治愈

近日，湖北、湖南、山西、新疆等多地刮起一场“治庸”“治懒”“治散”的官场整肃风暴。湖北不仅开始了“治庸问责”行动，还专门设立了“治庸办”，来治理官场中吃、拿、卡、要等50种不良行为，以及得过且过、业绩平庸等10种“庸病”。湖南也专门出台文件，规定了对机关工作人员需要问责的行为及处理方式。     

西方国家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践及其启示

本文把西方国家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践概括为：建立国家政治责任追究机制。用法定的问责程序保证问责的公开公正．将道德规范以立法形式寓于责任追究机制中，政府官员问责制的问责客体和问责事由比较固定。对我国的启示是：建设新型“问责文化”，完善其文化支撑；推进问责制的法制建设。完善其法制支撑；增强人大刚性问责力度。完善其权力支撑：推进行政机关的管理创新。完善其管理支撑：加强监督和公民参与，完善其参与支撑。以期对我国建立和完善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提供借鉴．     

廉政观点

赵洪祝：加强和创新被会管理要在依法监督上下功夫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指出，依法加强对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管理主体的监督，要通过完善监督体系，规范各类公开制度，推行“阳光司法”，以司法公开推进公正廉洁执法。要健全问责制度，认真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规定，明确岗位职责，规范工作程序，加强绩效管理，健全责任体系，对决策失误、违法行政、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等行为，要严格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推进问责法治化，提高执法效果。     

官员问责 五大悬疑待解

近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行政问责＂。 随着问责事件的不断增多,不少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情况下启动问责？问责该由谁来启动？被问责的官员应该承担哪些责任？能否复出？如何复出？就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一些专家学者。     

轻则掉乌纱，重则进牢房——2009年问责风暴升级记

2009年之初，上一年度“凌厉而密集”的问责风暴穿透时间之“墙”而来。在被公众“习以为常”了近乎一个年度第二监狱的四名犯人越狱和鹤岗矿难夺去108位矿工兄弟的生命，问责在这年岁末跳过；行政问责的台阶，上升到了刑一事问责的高度。     

北京出新政要治“太平官”“混事官”

北京市日前公布矧E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弥补行政问责盲区。从10月1日起，北京市行政人员出现上述情况将被问责。专家表示，此举是问责制度的进一步深化，让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感到不能再当“太平官”“混事官”了。     

自由评弹

在贺春鞭炮的噼噼啪啪中，有一个不错的声音乘响而来：反腐败要搞“一案双查”了，也有媒体称之为“倒查”。什么意思？就是出了上规模的腐败，除了查案件本身，还要查当地纪委与案的三种情况：一，未知情；二，不作为；三，搞包庇。属于第一种情况者，不追究当地纪委的责任；属于第二、第三种情况者，要对当地纪委问责。     

“治庸风暴”席卷全国

与重庆市于2009年掀起的“打黑风暴”一样，湖北省武汉市近期铁腕推进的“治庸风暴”，也迅速引起了海内外媒体和公众的密切关注。截至2011年5月30日，推行仅50天的武汉“治庸风暴”便对510名机关干部进行了高调问责，其中344人先后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包括5名局级干部和47名处级干部，实可谓成绩斐然。     

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分析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包括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一批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被追究责任，行政问责因此引起国人高度关注。随后几年，行政问责在各类责任事故处理中被广泛采用，我国明显加快了推行行政问责制的脚步。     

引咎辞职：古代与今日的问责制度

“问责”由来 “问责”一词，早已在现代生活中受到关注，可说是从陌生走到了面熟，至少因为多闻常见而可谓似曾相识。     

“突击问责”，参“经常问责”

去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可以说是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从无到有的标志。但在实行过程中，却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哪些地方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或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即问责哪个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和有关责任人员。     

对政府工作部门直属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是否可参照《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予以问责

2009年6月30日中办、国办发布施行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办发[2009]25号）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固有金融企业领导人员实行问责，参照本规定执行。”请问：对县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直属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实行问责，是否可参照《暂行规定》执行？     

制度

黑龙江省宁安市实行问责问廉问效工作制 近年来，该市以实施问责问廉问效“三问”工作机制为抓手，提高机关办事效率，促进各项制度落实。按照《关于对党政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问廉问效暂行办法》，该市开展“问责问廉问效”工作，对审批不及时，办事效率不高，政策落实不力等执行制度不到位的单位和人员进行督办和问责。截至目前，共发出问责通知书38份，对31个单位进行通报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