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食品安全权的法律保障

食品安全权是公民获取无毒、无害、营养的食物,以保障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种权利。国际社会将食品安全权作为重要的人权予以立法保护。我国在立法领域尚未出现对食品安全权的直接立法。但公民能依据《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等对自身食品安全权进行维护。职能部门则能依据涉及食品安全权的法律法规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以保障公民的食品安全权。     

刑事强制措施限制适用的宪政基础

制度存在的价值在于内在具有的正当性证成.权力与权利构成宪政的核心话语.现代法治的理想状态应当是一种权利之治,而非权力之治.一国的法治化进程,皆应围绕权力规范与权利彰扬二路径展开.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牵涉到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折射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紧张关系.国家权力源自于公民权利之让与,作为少数人的权利亦应得到有效保障.权力节制和权利至上的观念为限制强制措施的适用提供了宪政依据.     

社会权概念界定之批判与重塑

当前学界对社会权概念的界定,主要存在"内涵—价值分析"、"外延—规范分析"两种路径。虽然以上分析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关联,但它们都没有完整揭示出社会权概念的本质特征。社会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主要立基于对尊严与平等以及社会经济领域公民适当生活水准的价值追求。国家义务作为界定社会权内涵的重要工具性指标,其分别涵括尊重、保护和给付三种义务类型,但在逻辑上,尊重和保护义务只是给付义务的逻辑衍生。在外延上,社会权并非意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各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受国情因素制约,各国宪法对于社会权的规定并非整齐划一。我国宪法层面上的社会权主要包括适当生活水准权、劳动权、获得物质帮助权以及受教育权等。     

试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工作权的性质与内容

工作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既是消极人权又是积极人权,既是第一代人权又是第二代人权,同时也是可司法裁判的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工作权包括工作机会权等以就业为主的权利和工作中的权利诸多内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工作权的保护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不足。     

传统社会弱势主体之权利救济浅析——以《七侠五义》为文本

本文以清代公案小说《七侠五义》为文本,以传统社会的权利救济为角度,分析了小说中涉及的多种救济路径。包括宗教式的还魂诉冤、侠客的仗义相助等,以及包公清官审判为典型的公力救济等。藉此来为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救济提供探索和思考。     

欧盟宪法公民社会权司法救济及借鉴

《欧盟宪法条约》第二部分的《欧盟的基本权利宪章》,以人为本而非以权利为中心,将自由权与社会权统一于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和团结诸项价值之下,赋予包括社会权在内的所有权利以司法救济的完全权利品格,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权利进步,不仅为我国公民社会权救济提供了可参照的蓝本,也为行政诉讼扩大受案范围提供了良机。     

利益不是权利——从我国《宪法》第51条说起

利益不是权利而只是权利的要素之一,他人可能维护你的利益,但不能代替你享有权利。我国《宪法》第51条关于“利益”与“权利”的区分对宪法理论和宪政实践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公民权利不可能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权利”而只可能与其“利益”发生冲突,权利只存在于平行主体之间（如国家与国家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外的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或非平行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如国家与集体关系中的集体、集体与个人关系中的个人、国家与个人关系中的个人）。公民权利也并非都会对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构成威胁,有些权利不可能损害其利益,如信仰、思想、良心自由;与其利益冲突的主要是个人权利中具有明显利益成分的权利,如财产权、社会保障权等;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一般不能成为剥夺人身权（如生命权、健康权）的理由。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亦有别于“公共利益”。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兼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比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9条以规范逮捕、拘禁等强制措施为立足点,全面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保障权,包括不受任意逮捕或拘禁权,知悉权,及时审判或保释权,提起诉讼权和获得赔偿权等。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在人权保障理念的指引下,重点修缮了逮捕、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强化了强制措施制度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但是,较之《公约》第9条,我国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的保障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继续借鉴和吸收《公约》关于人身自由权保障的精神,进一步完善强制措施制度,为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提供坚固屏障。     

食品安全权及其法律构造

食品安全问题具有普遍性,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重视。但是,在既有的人权法和国际法文本中均找不到食品安全及食品安全权这样的表述,食品安全权及其保障只在一些国际组织的扩大解释文件及国际软法中存在,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在国内法层面,我国《宪法》中不存在保护民众食品安全权的相关表述,《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的健康权表述也没有明确提及这种健康权是否包括食品安全权。《食品安全法》虽已经存在并在继续完善中,但是其中也没有提出以保障食品安全权作为其立法宗旨。因为食品安全问题涉及民生、社会稳定,甚至国家安全,宪法和法律必须加以明确。未来有必要对《食品安全法》进行全面整修,以保障民众的食品安全权为根本宗旨,整合食品安全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从而有效威慑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同时为食品安全权被侵害者提供更多更充分的私权保护及更为直接的法律救济路径。     

人权的制度表达

人权的制度表达实为以一套逻辑化和实证化的权利运行机制贯彻和推行一定的人权观念和人权理论。实证化的人权形态主要包括 :作为自由主义人权观制度化表达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作为社群主义人权观制度化表达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以及作为人权制度新进展的发展权和环境权。     

论社会补偿权

社会补偿的概念在我国社会法学界没有得到统一适用,有必要追本溯源,探讨中国国情下相关权利的正当性依据、功能、规范结构和规范领域。社会补偿权源自德国立法,基于社会国家原则衍生出的社会共同体义务而产生。国家合法行使公权力或者无违法行为,但是未尽生存照顾职责导致公民生命和健康受损之客观结果时,公民即可享有此权利,例外情况下,特定人群也享有针对机会成本损失的经济补偿权。社会补偿权的本质是实现作为消极权利的平等权,社会共同体成员享有该权利,主要以中央财政预算保障权利的实现。结合“社会平衡”的一般法理与现实国情,我国社会补偿权应当包括军人及家属优抚权、国家政策间接利益损失补偿权、甲类传染病与疫苗接种健康受损补偿权、犯罪受害人补偿权、不真正的工伤补偿权等六类。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刑法学分析

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然而对其治理一直主要局限于行政监管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食品安全问题治理的效果。为扭转食品安全形势,我国新《食品安全法》提出了"社会共治"原则,学界通常在管理领域、行政法领域探讨该原则,所以司法机关是否为共治主体尚未进入视野。司法机关作为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最后屏障,理应成为共治主体。从刑事法治看,《刑法修正案(八)》修订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罪状、法定刑,并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加大了惩治和监管力度;司法解释明确了对食品安全犯罪可以适用禁止令;《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可以适用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职业禁止。这些均为惩治食品安全犯罪提供了更严密且更严厉的法律依据。然而,当前食品安全犯罪仍然存在打击范围偏窄,禁止令偏软,职业禁止期限偏短等不足,需要予以补救。在司法适用上,建议罚金刑数额不要低于行政处罚中的罚款、职业禁止适用最高期限;在立法上,需延展食品安全犯罪的环节、增加食品安全犯罪的类型。     

论我国城市应急机制理论分析模式及其法制化

城市突发事件多发易发,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决策具有超常规和非程序性,涉及应急权的行使和公民权利的克减,与民主社会相适应,突发事件应对的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最可行的办法是法制化,也就是以突发事件生命周期为主线,将行政应急权以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加以规范,并注意合作共治机制的实现.     

死刑犯和可能被处死刑者权利保护问题探究

死刑作为惩治犯罪、保护社会的最严厉刑罚方法,确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但因其不可逆转性,我们不得不对此持慎之又慎的态度.笔者认为,必须对照即将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修改、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尤其是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申请对其人身进行刑讯伤情检查、鉴定权和在法庭上展示刑讯伤情权、全面而有效的辩护权(尤其是阅卷权)、会见亲属请求权和体面受刑权等必要的权利,以权利制约权力,增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针对国家控诉权力的对抗性,避免权利与权力对决中的不对称性.加强对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力度,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征.     

论《世界人权宣言》的思想基础和权利体系

《世界人权宣言》以自由和平等为其思想基础,构建了世界各国和人民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它所设定的权利体系不仅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还涉及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份详尽的人权保护清单,成为国际人权法的基本法律文书。     

新闻媒体的公权利与社会权力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权是新闻媒体权利的主要构成要件.其中知情权和表达权是新闻媒体赖以生存的基础;参与权和监督权则是新闻媒体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新闻媒体拥有的公民权(公权利),也可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公共权力.它是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力的合金.新闻自由是公民和媒体的宪法权利,包括媒体搜集、制作、发布、传播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及公民个人收受新闻、通过媒体发表意见和言论的自由,均应受法律保护,也要受一定限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法律责任.     

民生权内含权能的法理分析

民生权是人们在保全自我、经营生计基础上实现幸福生活的权利。民生权可以分解为四项基本权能：自我保全、正当生存的权利,涵括生命权、生存权、人格尊严权等权利类型;经营生活、规划生计的权利,劳动及择业权、缔结婚姻与组建家庭权、私有财产权以及个人在生计上的自我决定权属于此一权能涵摄的范围;源于国家供给和支持的受益权利,国家和社会必须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公共资源提供以及发展机会供给等让人们从中得益;为弱者提供法律支持的社会权利,主要有社会保障权、社会保险权、社会救助权等类型。民生权利既是不受外部干涉的消极权利,又是需要国家和社会予以帮助的积极权利;既有自然权利的底色,又有社会权利的特质;既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义务主体的应尽职责,也明确了个人在民生权实现上的自我责任。     

基因权的私法规范：背景、原则与体系

基因权是自然人基于自己的特定基因而享有的人格权,其终极目标是实现“基因正义”。在风险社会、多维利益、医疗决策等社会交往关系背景下,基因权利话语得以铺展,并凝炼出风险预防、权利相对、多元正义、宽容规制等特别的规范原则。我国恰当的规范选择是法律与伦理的互动模式,建构的重点和主线是以人格权保护为中心的基因权私法规范。基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状况和立法背景,制定一部《基因权法》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存在,但《基因权法》的形式意义无疑具有政治的和法的正当性。     

全面落实农民公民权利的行动纲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宪政解读

公民权利是宪法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主体具有普遍性.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权利主体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宪法规定了广泛的公民权利,实施权利需要配置资源,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宪法规定的农民的公民权利被搁置,造成农民公民权利的贫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本的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农民权利的问题.《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是新时期国家全面落实农民公民权利的行动纲领.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讲座（二）

(五)社会经济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是指公民依照宪法的规定享有的经济物质利益的权利。它是公民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上的保障。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看，社会经济权利主要包括公民个人财产权、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物质帮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