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法规范在国际私法中的地位——“直接适用的法”问题的展开

在传统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只涉及到私法领域，法官并无适用外国法规范的义务和可能性。本文以欧洲大陆法的“直接适用的法”理论为背景，以公私法的划分为切入点，讨论外国公法规范的可适用性。对相关理论和立法例作了深刻检讨和评判，并结合“直接适用的法”理论，讨论了外国公法规范适用的客观具体样式     

论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

法划分这一理论起源于罗马,并于17、18世纪最终确立。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公法与私法互相渗透,相互溶合,出现了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并存的局面,导致理论界对这一理论产生了质疑并进行了激烈的存废博弈,本文拟对此质疑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见解。     

论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变革与重构——以主观公法权利理论引入为视角

当前以行政行为理论为核心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逐渐暴露出不足，需要进行变革重构加以完善，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的引入或许可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变革重构提供新思路、新方向。具体可以考虑以法律关系理论为基础，构建“客观行政行为理论”和“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统一的“双核”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我国学界对行政行为理论研究已较为成熟，构建“双核”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重点在于引入主观公法权利理论，强化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的地位和作用，促进客观行为理论与主观权利理论二者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主客观统一的“双核”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为我国制定行政法典夯实理论基础。     

现代公法理念

公法这一概念诞生于古罗马时期,到20世纪初公法为了顺应现代社会和政治的要求开始了其现代化的历程。现代的公法理念主要包括宪政主义、良法之治和以"控权-服务"为范式的行政法治理论。     

论现代公法的利益基础

随着近代公法理论的变迁,主权理论的破产,要求各国家对公法的职能和价值追求有新的判断,公共服务和私人利益的保护成为公法需要调整和关注的新视点。政府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服务型主体,而非掌控全部事务的独裁体,公法从原来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命令机制转变为对各种资源进行组织和调配的载体。在全社会平衡好公共利益的供需均衡,建立服务型政府,处理好政企关系,建立以维护私人利益为理念的法制体系,尊重和保障私人主体的法律利益,是现代公法的利益基础。     

我国公法救济的体系与完善

公法救济法律关系的背景是“公对私”的侵权、“私与公”的争议,涉及的最主要权力领域是行政权。根据现有法律,我国最主要的公法救济途径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国家赔偿、行政补偿、行政调解和信访六种。这些制度的产生、存在均有一定的法律基础并同共和国一起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由于规范这些制度的法律出台时间不一,立法时对其他相关制度的关注不足,导致了不同公法救济途径之间的衔接不够,影响了公法救济体系的系统性和有效性。为此,应从观念和立法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哈耶克的进路

哈耶克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理论独具特色.该理论以知识论、秩序论、规则论为理论基础,赋予了公法、私法以特定的含义,强调私法是公法的基础,批判私法的公法化,主张以公法实施私法.从中我们获益匪浅.     

公法上无因管理的理论构造——基于释义学分析

关注公法上无因管理,不仅可以解决公共治理中出现的新问题,而且还可以提升公法学的理论品质,进而为我国行政法总则的科学立法提供知识。所谓公法上无因管理,是指未受公法委任、并无公法义务,而为他人管理公法事务。公法上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可以概括为三项内容,即管理他人的公法事务、无公法管理义务与为他人管理公法事务。正当化功能与衡平功能是公法上无因管理的主要功能。公法上无因管理与职权法定和法律保留并不矛盾。从一个主体为另一个主体消灭或者履行公法义务的可能性来看,主要有三种表现形态,即私人为公共主体、公共主体为私人与公共主体间公法事务的管理。未来我国行政法总则立法,可以考虑将其设置在公法责任内容之内。     

公司法的私法限度与公法影响

公司法的制度生成有着明显的私法属性,但是过于强调私法属性则可能忽略私法的限度以及公法对公司法制度演进的影响。现代公司法的制度演进着眼于解决公司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以及解决公司行为外部性的社会责任问题。在公法规制政策的影响下,传统的私法效率价值需要与社会整体收益进行平衡。事实上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政府控股或参股的公司往往受到政府规制政策的影响,而跨国公司也会积极通过门厅艺术争取有利的公法政策,这些都成为当代公司法演进的现实图景。     

中国公法的崛起与政治变革

本文针对中国公法理论疏于关注公法发展与政治变革关系的不正常研究倾向 ,通过对公法制度与政治制度变革目标的殊途同归、两种制度变革所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两种制度变革路径选择的相似性、两种制度变革约束条件的相似性等四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以期全面展示中国公法崛起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推动中国特色公法理论的早日形成。     

公法法治：从尊重私权开始

对法治问题的探讨已经历时久远,众所周知,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基于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权力施加必要的限制,现在,我们又处于一个界定权利的时代,一个认真对待权利的时代,因此,明确公法法治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的视角就在于以私权为中心,从公法内外入手来把握公法法治的问题,认为要实现公法法治,必须培育公法主体的现代法精神,使其尊重私权利,公法法治应从尊重私权开始。     

关于公法与私法界定之反思

社会交往中产生的冲突,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解决。法治社会中,法律越来越得到重视。公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通常依据公权力的直接作用,私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通常依据公权力的间接作用。依据这一特点,将法律区分为公法和私法,对解决我国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税的本质探析

税的本质应为无对价的公法之债。作为纳税人全体的人民是债务人,其纳税后有权请求作为债权人的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而作为整体和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是实质债权人,它在向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后,有权请求作为债务人的人民以纳税的方式偿付享用公共产品应当支付的费用和价格。税之债说为迄今的法律学上所一向忽视的“公法上的债务”这一领域带来了光明,它赋予税法以崭新的地位和体系变为可能。     

宪政视角下的公共财政的法律特征

公共财政不仅是国家为了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而从事的一种经济收支活动，而且是宪法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张力。从宪政视角考察其法律特征，民主性是公共财政的逻辑起点，法治性是其形式要求，公共性是其终极价值。     

私法公法化视野中的消费者权利保护

消费者问题的发生以及消费者运动的开展使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交易的不平等性日渐凸显,消费者自身无力改变这种不平等性,向国家提出了权利保护的要求。消费者权利是从主体角度提出的权利概念,消费者具体人格的确立恰恰是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发展的动因之一。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法律制度是民法发展变化的重要体现,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私法公法化的变迁。     

晚清“公法中源”说初探

"公法中源"说滥觞于19世纪60年代,绵延至20世纪初,相继得到了洋务思想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和维新思想家的推磨和倡扬,经历了从萌芽到鼎盛再到衰退的演变历程。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第一,早在千余年前中国就已经产生国际法。洋务思想家和丁韪良分别探讨了中国古代国际法的实体基础和历史实践。第二,中国古代国际法具有普世价值。维新思想家进一步把孔子及《春秋》说成是近代国际法的直接渊源,把"公法中源"说推向极致。"公法中源"说在晚清的出现与发展深受历史、现实、理论三重因素的共同制约与作用。作为近代一种会通中西公法文化的理论学说,"公法中源"说有其独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存在由于方法错误和理论缺陷而导致的若干消极影响。     

公用事业民营化管制与公共利益保护

当前,各国政府在公用事业领域普遍采取了民营化的改革措施。民营化倡导私人部门替代公共部门承担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功能,借以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和质量。民营化背景下,政府对公用事业行业的管制手段和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公用事业管制的价值内核是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公用事业管制的行政行为方式主要是行政特许。基于公益保障的理念基准,行政许可的制度塑造应该从保护计划经济下的垄断行业利益转变为民营化背景下的公益保障价值基准。同时,为了使公用企业有效承担起公益保障的责任,应该将公用企业纳入到行政主体范畴中来,使其承担相应的公法义务,避免政府通过民营化方式规避其传统的公法义务。     

公共服务理论与行政法学的转型

公共服务理论是行政法学发展的理论支点。以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行政法学将会发生一次深刻的转型,即由以控权论为基础的传统行政法学转向以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的现代行政法学。现代行政法学在价值理念、行政范围、行为模式、救济方式等方面都将突破传统行政法的疆域。     

统一公法学与刑法及刑法学的关系

刑法与刑法学,刑法学与公法学、统一公法学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从数学中的集合概念来看,狭义的刑法学是统一公法学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是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即狭义刑法学被统一公法学所包含,狭义刑法学是统一公法学的子集。但若以广义刑法学立论,则广义刑法学与统一公法学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重合的部分即是狭义刑法学,此乃统一公法学与广义刑法学两个集合的交集。     

法经济学在立法中的应用审视——主流的经济分析法学之批判

新古典经济学侧重的是私人领域,探究的是既定社会制度下的个体行为,它通过供求关系的分析来剖析现状产生的原因,不但具有强烈的建构性,而且也表现出为现状辩护的特点;相反,法律制度则属于公共领域的课题,它所规定的是人们的应得权利,要体现社会正义和人本关怀,从而本质上应该是演化的和关怀弱者利益的。正因如此,法律制度不应只是体现力量的较量和博弈,对它的分析也不能仅仅用基于供求的收益—成本范式,而是要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分析路线;特别是,由于我国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依旧很不健全,还不存在私利和公益自然和谐一致的制度基础,因而简单地搬用相对成熟市场下解决私人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来探究市场很不完善下的社会制度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囚徒困境泛滥。因此,我们在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解释尤其是在完善或设计法律制度时就必须非常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