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为什么遵守法律?(上)——评析西方学者关于公民守法理由的理论

“公民为什么遵守法律”的问题 ,就是公民的守法理由问题 ,这是西方法哲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不同的法哲学流派就此提出了各不相同的学说 ,其中 ,较有代表性的学说主要有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论、暴力威慑论和法律正当论等。讨论公民的守法理由 ,必然涉及到公民有无服从恶法的义务问题。对此 ,西方学者发展出一套名曰“公民不服从”的理论 ,它标识着公民守法的限度。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对西方法学界的上述理论进行介绍和评析。     

论法治国家中的公民守法问题

公民的守法涉及“对人的尊重”、“守法效率”和“公民的不服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在法治国家中,公民守法的实质不在于规范获得了人们的贯彻,而是主体从良心出发对于法律的遵守。     

浅析公民守法意识的培养

守法是法律具有实效,即赋予规则以真正的权威。守法的实效性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难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法"、今天中国人所谓的"人情关系网"等极具特色的问题,在西方学者看来是造成中国缺乏守法传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从法理学视角对此主要分析,人们漠视守法的原因以及守法的保障等问题。     

论公民不服从——兼论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思路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仅以政治手段化解危机的方式已不足以应对,有必要秉持政治性向法理性的转向,重新审视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和定位,寻找适合于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思路."公民不服从"与群体性事件在特征上具有近似性,但因其概念、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植根于西方传统,在当下中国缺乏实现的条件.尽管如此,公民不服从与群体性事件都具有一定的法治意义以及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公民不服从"理论仍可为群体性事件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一定的指引.     

浅探“中国式”公民不服从——以罗尔斯“公民不服从”理论为解读

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对＂公民不服从＂现象的理论研究可谓“百花齐放”，最具代表洼的当属罗尔斯的＂公民不服从＂理论。其＂公民不服从＂的定义，被后人普遍接受并认同。本文试通过对罗尔斯＂公民不服从＂理论的解读，结合几例发生在中国的真实事件，对中国初见端倪的＂公民不服从＂现象进行分析，细观它在中国的生存环境。     

论军人守法

军人是一类特殊的守法主体,其守法的客体包括国家普通法律、军事法和相关国际法.公民守法原因中的利益、道德、习惯、畏惧等因素在军人身上有特殊的表现,军事社区的特殊性以及军人具备的特质也在影响军人守法.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守法状态、领导干部带头守法是当前加强军人守法环节中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公民的守法主体精神

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以法治社会为基础,如果不建设法治社会,就不可能形成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内涵的净化与提升,是法治社会高度发展与完善的一种成熟状态.公民的守法行为是实现法律秩序的基本要求,而守法主体精神的塑造则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的基本路径.公民守法的主体意识、理性意识及其对法律的信仰意识是守法主体精神的生成性要素;公民意识的培养、道德精神的塑造、法治理念的确立是守法主体精神的构建性环节.     

论公民不服从

法律应当得到遵守，这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度中都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论题。但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柏拉图的对话篇《克里多》，到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对实在法律的怀疑及对公民守法义务的探讨也一直未曾停止过。本世纪五十年代后，美国发生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及其后发生的反越战运动，这种后来被称之为“公民不服从”的现象，使人们注意到即使在一个自称为民主法治的国度中，也仍存在着大量抵制实在法律权威的现象。这促使理论界进一步探讨公民的守法义务及与此相关的公民不服从现象。一、公民不服从的含义从…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长成及其法治化

公民社会理论主要致力于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 /特征和法律文化特征 ,以及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之研究。通过对社会契约论的重新解读可以认识到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导致第三法域的形成。承认当前我们正经历法律体系从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的嬗变 ,确立独立于公法和私法的第三法域的法律地位 ,无疑是理论法学对现实的最佳回应。我们有理由期待公民社会合法性的确立、制度的创新和全新权利体系的架构     

道德、法律、守法义务之间的系统性理论 自然法学说与法律实证主义关系透视

“恶法命题”是处理道德-法律关系的静态法哲学的核心命题,由于预设了不同的法律观,两个恶法命题非但不构成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反对关系,反而在理论功能、实践效果上具有统一性。恶法命题的真实意义存在于广义的守法环节。守法义务理论既是恶法命题在动态的守法领域的延伸、拓展和应用,又是对恶法命题的呼应、落实和证成。具有耦合关系的恶法命题和守法义务命题在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分别构成了前后相继的两个“道德命题”和两个“分离命题”,由此形成的“道德-法律-守法义务之间的系统性理论”,既从理论上说明了两大法学派“不同而相通”是如何实现的,也解释了二者共同维护正义、自由、法治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理论实现了法哲学从静态到动态的跃迁,是两大法学派相互争辩、借鉴并彼此补充、深化的结果。     

法治实践视角下公民法律素质培育探析

法律素质是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公民法律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质量和进程.文章讲述为切实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法制宣传教育应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实践中培育和提升公民法律素质,促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实现.     

论公民、公民意识与法治国家

公民是法治国家的构成基本单位,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的心理基础和社会人文背景,二者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家普遍关注的现象.法治国家意味着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对法治文化的尊重.法治国家不仅要以法律为基础,更要以具有法治精神的公民和公民意识为基础.     

法理学视角下的守法综述

守法一直以来都是法理学界广泛关注的论题,本文综述了由苏格拉底之死而引出的守法理念出发,从守法的理由、守法的精神,守法的限度以及其它方面阐述了近些年守法问题的研究概况.     

“信法”与“守法”——董必武有关法律思想及其现实指导意义

董必武法律思想的精髓是其法治思想,即“依法办事”的思想。对于“依法办事”而言,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关键,而“信法”则是思想意识条件。本文论述了董必武关于正确认识“信法”与“守法”关系的意义,当时“不信法、不守法”现象产生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以及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从而使人民信法、守法、依法办事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董必武“信法”与“守法”思想在当前的现实指导意义。     

《克力同》篇的法律意蕴

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录之一《克力同》篇,忠实反映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其中大段虚拟的雅典法律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对话,蕴意深刻。它们围绕着“法律”这一核心,提出了理性、正义、公民守法的道德依据等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而且,通篇对话的推理论证方法也值得关注。凡此,无论于法律本体意义上,还是在法律方法论层面上,《克力同》篇既开启了西方法律思想之源,同时又对我们今天作法律的思考时不无裨益。     

公民法律意识视角下的网络暴力

公民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心理基础,网络暴力和侵权的最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网民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缺乏。要认清网络暴力的本质并有效预防和治理网络暴力问题,必须厘清网络暴力与公民法律意识的关系。公民现代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培植是有效治理网络暴力的一个重要环节,主要表现在培养正当行使权利的意识、培养自觉守法意识以及培养公民责任感等方面。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净化网络环境,建设和谐的网络社会。     

论法治秩序中的“公民美德”

讨论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中国智识群体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他们对中国法治的“问题域”的关注和深入讨论。讲法治秩序,讲宪政安排,讲人的权利保障,需要具有某种能力并有力量去要求并维持政府权力限制之“德性”的公民。提倡以“公民参与”为导向的“公民美德”,显示了公民对有权者施加某种形式的限制的意愿及能力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法治秩序形成的先决条件和重要环节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可能的资源。     

论公民法制教育理念与模式之转换

传统意义上的公民法制教育强调公民对义务的遵守,强调公民守法,在法制教育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误区,甚至流于形式。公民法制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将公民意识、公民权利作为公民法制教育的核心。同时还应该重视政府守法的表率作用以及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的参与。总之,公民法制教育的理念必须创新,需要从＂义务型法制教育＂转变为＂权利型法制教育＂。     

“公民用法”问题研究

"公民用法"与公民守法、知法等概念有着质的区别,它能够使法回归于社会,改变政府的法治角色,提升公众的法治认同度,使法由支流变为主流。"公民用法"意味着一国法治进入了相对较高层面,是对传统法治理念的升华或拓展;也意味着公民与法进入了一种新的关系形式。然而,在我国法治系统中"公民用法"还是一个盲区,具体表现为:强调了执法机关的用法行为,疏忽了公民的用法行为;强调了公民的守法意识,疏漏了公民的用法意识;强调了法治的社会化,疏漏了法治的个体化;强调了国家治理的进路,疏漏了公民自治的进路等。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塑造公民后现代法律意识,确认公民对法的选择权,提高公民对立法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承认公民作为法治主体的身份,政府应当转化法治主动者的角色。     

建设法治社会应推进全民守法

全民守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程,应当高度重视、统筹推进.推进全民守法,应当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努力使公民做到信任立法、配合执法、倚赖司法、自觉守法、主动护法,引导公民处理好学法与守法、权利与义务、法律与道德、信法与信访、维稳与维权的关系,不断提升全民守法的意识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