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经济联盟的多重一体化目标及其法治困境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组织中的新成员,其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等多重一体化的目标趋势与愿望在不同领域表现出功能性差异,即经济的先导性、政治的战略性、社会认同性、法律保障性、文化融通性等。在全球治理、互联互通和全球产业链正在生成的背景下,如何立足联盟多重发展目标,更好地发挥出欧亚经济联盟的应有作用,尚存诸多法治困境:从超国家制度与主权国家制度的衔接到成员国间的基础性不平衡对一致性规则形成的制约,再到联盟法律与成员国法律对接的阻却性因素的存在,以及联盟从初级一体化规则向高级一体化规则演进的迫切需求等。面向未来,欧亚经济联盟呈现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阶段过程性发展的趋势,基于历史文化的多重合法性根基将促动多重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同时决定在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交错并存中构建联盟法制机制,并促动规则治理的深化均是可期的。     

建立统一协调的全球性打击 网络犯罪合作框架 ——关于法律变化必要性的解释与实践

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法律思想的任何发展都力图协调法律"稳定必要性"和"变化必要性"二者的冲突.①在计算机与互联网高速发展并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均产生深刻影响的当下,法律如何在"变化必要性"运行范畴内解释网络犯罪现象并制定规制体系,国际社会又该如何协调基于国家利益、意思形态等不同,在构建国际性的打击网络犯罪的规则体系上的分歧,以及如何确保网络犯罪规则体系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之具体效能,均为法律"变化必要性"发挥作用的重要范畴,推动法理、立法和司法进一步向前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新趋势——兼论我国的回应与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经济法领域出现了规则统一进程加快、国家经济主权弱化、非国家行为主体影响扩大、软法重要性增强等新趋势.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此已经有所回应,目前需要从厘清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角色定位、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更多利用法律机制解决经贸争端以及积极倡导和创制新的理念与规则等四个方面进一步考虑对策.     

经济一体化与当代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经济一体化必然推动各领域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内部整合及其与有关社会领域国际法律规则的外部连结。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助于形成内外联系紧密的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然而,究其实质,国际经济立法的一体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利益驱动的结果,因而,发展中国家应力争对该一体化进程实行适当的控制。与此同时,国际经济立法的一体化,也要求对国际经济法律问题采取综合研究的方法,并更为广泛、更为密切地涉及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及国际劳工法等其他相关的法律部门。     

国际经济法规则宪法化理论初探

国际经济法规则是调整国家管理其对外经济政策的特殊的国际法律规范,各国际经济法规则以及国家的国内经济法规则存在着既冲突又统一的复杂关系.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有必要将一部分国际经济法规则宪法化,成为其他国际经济法规则以及国内经济法规则的原规则,以便使国际经济法规则以及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规则之间达到充分协调统一的和谐状态.     

“规则经济”需要“生人文化”

WTO既是贸易组织,也是贸易规则的集合。中国加入WTO表明我们进入了规则经济时代。而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灵魂。随着规则经济的到来,必须尽快改善我们的心智模式,努力培养与规则经济相适应的“生人文化”。“生人文化”就是按照法律规则办事。法律是因为生人之间做交易才形成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讲,“熟人社会”协调半径只有30公里,而“生人社会”用法律能协调所有的人。随着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相互融合,更需要我们倡导在国民待遇原则下的“非歧视”的“生人文化”。只有在“生人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把自己的心态放进法律规则和约束里     

经济自由化、全球化、一体化与世贸组织法律体制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世贸组织法律体制是经济自由化、全球化与一体化的产物。首先，以实现经济自由化为要旨，使得世贸组织法律体制成为全球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框架；其次，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贸组织多边法律体制的构建，从而有助于健全和完善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再次，在经济一体化的带动下，形成了内联紧密的世贸组织法律体系，并加强了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与社会领域国际法规则的联系．     

论粤、港、澳经济一体化中法律冲突的解决机制

在全球经济一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时期,我国粤、港、澳经济一体化成为其中一枝独秀,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来的,粤、港、澳三地之问的法律冲突问题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成为粤、港、澳区域经济发展的羁绊.延承“一国两制”的治国方针,遵循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原则,努力构建完备的冲突法、实体法以及相应的法制协调机构,为粤、港、澳区域的法律冲突问题提供一套长效解决机制已迫在眉睫.     

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立法基础及法律适用问题

本文,基于法学视角,首先简要概述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律制度的内涵;其次,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立法基础,即《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最后,选取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指出了我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法律适用问题。立足法学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期望可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律制度相关研究的深入。     

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

“基本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仅次于宪法而高于其他法律的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某个领域重大和全局性事项作出规范的法律。弄清“基本法律”的概念、性质与效力 ,对于科学认识国家法律体系的结构 ,认识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之间的立法权限以及国家法律体系中不同层次的法律效力等问题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     

Edict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Supreme Soviet of the USSR

In consequence of the regular commission by A. D. Sakharov of acts casting discredit upon him as a decorated individual, and in the light of numerous proposals from the Soviet public, the Presidium of the Supreme Soviet of the USSR, on the basis of Article 40 of the "General Statute on Orders, Medals, and Titles of Honor of the USSR," decrees     

渎职犯罪主体的界定

渎职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种特殊性,使人们在适用法律时,往往碰到诸多的困惑与尴尬。渎职犯罪主体可分为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非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类,非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须作更进一步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