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法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以中国现行理论为基点

国际刑法的独立的法律地位,决定了以国际刑法为研究对象,以国际犯罪为基石的国际刑法学,在体系设置上当然地有别于国内刑法学和国际法学.同时,国际刑法学毕竟是一门理论科学,理论研究的开放性和前瞻性,决定了我们在设置国际刑法学的体系时,应采取发展的眼光,将目前国际社会比较关注的热点但又尚未纳入国际刑事立法或司法规制视野的问题,也纳入国际刑法学的研究范畴,以适应国际犯罪与国际刑法的动态发展.     

改革审判方式 提高司法效率 关于提升司法效率的调研与思考

一、司法、司法效率的界定司法是现代法制国家通过制度体系界定,由职业官员适用国家法律,裁断社会纠纷,惩治犯罪,制裁失信,示范规则,维护稳定的法律活动。司法活动的特点,一是在于其被动性,即只能照搬照套     

打击跨境网络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互联网的发展与运用在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催生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类型犯罪的新型犯罪，跨境网络犯罪就是其中一种危害巨大的类型。由于互联网空间中并不具备传统的国境概念，跨境网络犯罪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极大的损害，而世界各国之间又不属于同一司法体系，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功能和作用就逐渐凸显，成为了打击跨境网络犯罪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然而目前打击跨境网络犯罪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仍然存在着一些冲突和争议，应该确立与协调跨境网络犯罪刑事司法管辖权原则，完善刑事司法协助所获电子证据适用机制，深化涉案资金追缴国际交流合作，从而加强和完善打击跨境网络犯罪方面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论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的关系

国际犯罪是指由国际法创设或者推动因而被国际社会普遍确定为犯罪、严重危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行为,跨国性、涉外性、违反公约性都不是国际犯罪的基本特征。国际犯罪不是从国内犯罪发展而来的,它们是两个互不隶属的并列范畴,是"犯罪"这一共同上位概念之下的子概念,从渊源上讲,两者基本上分属国内法与国际法两大法律体系。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犯罪危害的性质、针对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定者不同三方面。     

论民法原则的规则化——以诚信原则与情势变更原则为例

立法者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于通过协调社会稳定必要性与变化必要性之间的冲突实现对坚实而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保障。法律秩序立足于既有的法律资料,其中包含原则与规则。从原则的具体适用来看,其表现为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运用。因此,要达到此目的,我们必须从原则和规则的关系理论出发,将原则规则化为"裁量性规则"和"客观性规则"。其中,裁量性规则为"是否适用该原则"的前提性判断依据,而客观性规则是将原则适用的法律后果予以制度化。这在民法诚信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的法律适用中有充分体现。     

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之论纲

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能够得到有关社会组织或成员的支援和帮助的一种法律权利.它是社会人道主义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现,也是减轻被害人所受犯罪损害的现实需要.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已纳入国际刑事人权保障的范畴,发达国家和地区较早地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援助体系,为被害人实际享有获得社会援助权提供了现实保障.我国目前尚未从法律上确立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也缺乏援助被害人的社会工作体系,只是部分被害人获得了某些"边缘性的援助"或者司法经济救助.因此,立法上明确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规范社会援助被害人的方式和内容,是被害人获得有效社会援助的制度保障.     

我国新网络犯罪立法若干问题

网络犯罪是信息时代的新型犯罪,随着我国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发展,网络犯罪在我国出现并不断变化。为了遏制新型网络犯罪,近年来我国密集修改关于网络犯罪的法律并颁布新的司法解释,这些新立法和司法解释适应了网络犯罪发展的新特点,对遏制当前经济领域的新型网络犯罪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我国新网络犯罪立法及其司法适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国际体育仲裁适用的“法律”

在国际体育仲裁中,能否为体育纠纷寻求适合的法律适用,能否获得令人信服的解决结果,将决定体育仲裁的公正与效率。对于源自这一规则性极强并素有自治规则体系的领域之纠纷,法律规则应否介入以及与体育自身规则如何协调,成为纠纷解决的长久困惑。探讨国际体育仲裁法律适用的基本范畴,应作为深究国际体育仲裁尤其是强制性仲裁法律适用之相关问题的起点,也有益于梳理其对传统仲裁法律适用规则的呼应与变革。     

犯罪定量刑法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中外刑法中有"立法定性、司法定量"和"立法既定性又定量"两种犯罪定量模式,两者各有利弊.但传统的法文化与现实法体系的冲突注定了在我国刑法典中对犯罪进行"立法定量"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只有将"立法定量"与"司法定量"协调统一起来,犯罪定量才会得以实现.     

指导性案例对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的界定

鉴于非法集资犯罪所具有的涉众型特征和引发次生风险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这种犯罪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司法领域打击的重点。尽管我国若干司法解释确立了非法集资犯罪的外延和特征,但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非法集资依托于金融科技的发展和新出现的金融产品,衍生出翻新变化和日趋复杂化的集资犯罪手段,导致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的四个特性、集资诈骗罪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事政策的把握等关键性问题,在司法操作中存在众多的认定盲区和难点。在维持既有司法解释相对稳定性的前提下,为了明确新型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的法律适用标准,加强案例指导和发挥指导性案例的"轻骑兵"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发布的两批关于金融犯罪的指导性案例中,均涉及到非法集资犯罪,界定了在打击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如何在形式层面与实质认定方面适用刑事法律规范,同时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问题,从而形成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之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司法适用架构。     

网络引发的法律问题

国际互联网的兴起,使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面临近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最重大的挑战。它不仅仅是对法学理论和现行法律体系、法律规定的冲击,也为法学理论的全球化和法律规范的趋同以及为司法协助带来了新的契机。与信息有关的法律问题网络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信息。围绕着信息在网上的“流动”引发了一系列与网络特性相关联的法律问题。如侵犯著作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侵犯商业秘密,诈骗犯罪,介绍卖淫,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传授犯罪方法,侵犯通信自由,盗窃,垃圾邮件侵扰他人生活安宁,虚假广告损害消费者利益,发布虚假信息而造成损害等等。互联网毕竟是建立在资源共享理念之上的虚拟世界。因此,在考虑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对策时,就不能受传统思维惯性的驱使,而应本着充分尊重和有利于网络发展、有利于资源共享、有利于信息的利用和再生的原则,建立一套与网下规则应区别的较为宽容的规则。     

《上海公约》防治国际恐怖主义的法律机制及评析

<上海公约>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打击"三股势力"的区域反恐国际法律文件.它首次在国际上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含义做出的明确定义,深化了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认识;对缔约国合作反恐原则和要求作出了法律规定,强调各方应将公约所规定的恐怖主义行为视为可相互引渡的犯罪行为;明确了各方对区域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司法合作义务;明确规定建立地区反恐怖机构以促进成员国在打击三股势力中进行协调和相互协作.     

"十一五"时期控制青少年犯罪的理论思考

青少年犯罪日趋严重已是不争的客观现实.透过犯罪现象的表面,折射的是青少年犯罪防控机制组织形式、运作方式、规范体系以及社会价值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缺陷.在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的今天,认真审视这些弊端和缺陷,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文明稳定发展,顺利实现"十一五规划纲要"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条件的新变化,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控制青少年犯罪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发展稳定等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打击网络犯罪国际规则的博弈与中国方案

现有的打击网络犯罪国际规范包括公约、协定(指令)和示范法三大类,其中公约类规范是网络犯罪国际规则博弈的焦点。欧洲委员会《布达佩斯公约》和俄罗斯提出的《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合作公约(草案)》虽然各有特点,但是均存在一定不足,难以成为中国参与网络犯罪国际规则制定的理想法律范本。联合国大会第74/247号决议的通过为网络犯罪规则制定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制定全球性网络犯罪国际公约的中国方案应当以联合国为基础平台,尤其是注重发挥新设立的政府间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并将坚持主权原则、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推动不同国家打击网络犯罪的协作作为核心主张。具体层面,应以倡导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中国的经验做法、充分体现网络犯罪治理的时代性与前瞻性为指导理念,同时分总则、定罪、执法程序、国际合作、网络犯罪预防和最后条款等部分进行设计。     

刑事司法工作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

刑事政策的调整受到各国法律制度、犯罪状况和社会发展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检察机关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更好地发挥刑事检察职能,在执法办案中做到既严厉打击和震慑严重犯罪,又尽可能减少社会对立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在防止犯罪的对策上,正确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使这一政策更好地为检察职能服务,不仅是顺应现代刑事诉讼理念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虚拟犯罪刑事司法的前瞻性探讨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移动网络终端的广泛应用,虚拟化的角色定义与参与模式在商品服务、社交交流、媒体传播、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方兴未艾。网络本身的安全问题以及虚拟化带来的道德、法律风险得到社会的关注,然而当前社会治理理念和司法研究与实践相对迟滞,未能就虚拟领域犯罪构建行之有效且具有一定前瞻性的规制体系。构建对虚拟犯罪的刑事司法规制,将是法律理论探讨和司法实践的重心。     

刑事政策法律程序化探讨

千变万化的犯罪态势与稳定、自治的刑事程序之间的冲突,是现代国家进入法治社会所普遍面临的难题.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是:在司法系统保持半自治半开放的状态下,政策与程序制度、规则进行良性互动,按照"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设计诉讼程序,以此维持司法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程序能力.这种刑事政策法律程序化的思路有其独到价值,同时也难免产生另外的弊端.笔者在尽可能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就政策与程序的互动在我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了初步探讨,尤其关注了"严打"程序化问题,以期从程序法的视角找出拥有正当性的犯罪治理模式.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模式选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如何细致、清晰地考察西方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经验,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是当前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期选登的文章对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必要性,模式的选择以及多视角推动我国该项规则的建立等进行了论证。     

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如何细致、清晰地考察西方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经验,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是当前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期选登的文章对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必要性,模式的选择以及多视角推动我国该项规则的建立等进行了论证。     

网络诽谤刑法处置模式的体系化思考——以网络水军为切入点

网络诽谤已经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的网络现象,尤其是"网络水军"的兴起更使得网络诽谤日益呈现出职业化、隐蔽化和扩大化的趋势,严重破坏了网络健康秩序和社会道德秩序。司法实践对此已经开始予以关注,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但仍存在作为与不作为、如何作为的司法困惑。对此有必要在考察和借鉴域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网络诽谤案件中一系列司法困惑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构建严密的网络诽谤犯罪防控体系,着力思考应对网络诽谤的刑事司法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