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候审案件"超期"办案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超期办案的现象。它侵犯了被取保人的合法权利，影响了诉讼效率，违反了立法精神，妨害了司法公正。取保案件“超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决取保案件“超期”问题是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责。     

暂缓起诉制度的理论研究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暂缓起诉制度或被以效率或被以价值原则的名义推向了实践舞台；暂缓起诉制度的诉讼程序之暂时中止、缓起诉、暂时不予起诉等称谓的实质具有共同的特征；暂缓起诉制度符合恢复性司法的目的、符合法律经济学效率的理念、符合司法价值追求的规律，体现着司法认知水平的提高与司法能力逐步的提升，体现了刑事司法与犯罪现象之间关系的司法能动性，具有深厚的法理学、法哲学基础；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是和谐法治理念的司法贯彻，且具有司法领域制度的契合性和时代契合性；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回应型法治发展趋势规律，也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全球化规律”即法制程序化的拓展。     

试论刑事诉讼经济原则

在我国,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在理论界中倡导的诉讼经济原则,越来越被司法实践界所重视,此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能够节约诉讼资源,减少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消耗,是大量积压的案件得以尽快解决,提高审结效率。缓解了司法资源和司法需求的剧烈冲突。本文从诉讼经济原则的概况和内容等方面入手,分析诉讼原则的作用和完善,以达到刑事司法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也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     

2013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

回顾2013年，中国人就好像生活在影响性诉讼构成的世界里。这一年大案频现，种类众多，案情复杂，从党政官员的贪腐巨案到普通百姓的冤假错案；从公民表达的边界探索到公民维权的艰难奋斗，这些案件时时提示我们思考舆论与司法、法律与道德、司法与维稳等一系列关系，时时提示我们关注制度的缺失、改革的方向。我们希望，过去一年的每一个影响性诉讼，都能够成为我们发现问题并反省自身的重要契机，成为我们推进法治中国的铺路砖石。身处推进“法治中国”的历史进程，我们应当学会如何平静而有尊严地从负面的、极端的、令人沮丧甚或愤怒的个案中走出来。直面当今中国的公共问题与道德困境，让我们一起勇敢而理性地当好这个时代的“陪审员”。     

以个案透视中国法治

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影响性个案构成法律改革和司法实践的窗口，其中既纠结着舆论与司法的复杂关系，也凝聚着民间社会推动法治的能量。回顾2013年，从公开审理的贪腐大案到搅动舆论的热点案件，都承载着公众对司法的关注和对法治的希望。     

“依法治国”与法制现代化

<正> “法制”可用于法律制度的简称,可以指相对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法律的制度”。但这种表述是一般语义上的使用,不应成为“法制”在法律科学上的定义。“法制”是基于法律制度而形成的社会法律秩序的总和,是法律秩序结构中与社会发展要求相辅相成或相反相离的矛盾关系。“法治”是相对于“人治”的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法现象,而“法制”是凡有法律制度的社会都存在,不以法律性质的良恶好坏而影响其存在。早在中国春秋时期和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有许多思想家探讨“法治”问题。但是现在有人主张,“法治”只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及资产阶级宪法的产生才开始确立。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主要在于: 其一、“法制”所关注的焦点是体现立法效应及目的的法律秩序的制约系统。而“法治”强调     

英美法对我国30年来法制改革的影响

英美法与大陆法的划分,仍是一项有益的认识工具。改革开放以来,英美法对我国法制改革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诉讼程序上增强当事人主义色彩,司法组织上确立普通法院的行政审判权,推动司法判决发挥更大的作用,建立英美法特色的具体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职业者培养方式改革等方面。考察和反思英美法的这些影响,能给我们若干启示。     

从伤残鉴定看司法鉴定的立法化趋势

在许多诉讼活动中,司法鉴定对于确定案件事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鉴定标准的不统一,没有单独成文的法律做后盾,给诉讼造成了许多难题.特别是伤残鉴定,各行业之间标准林立,各标准之间又存在巨大的差异,很容易被人利用这个法律的漏洞,谋取不正当利益,损害司法秩序.因此司法鉴定立法刻不容缓,这对于建设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谈培育全社会公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由于“受人治”思想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公民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础,对社会主义法治的观念、信念、     

我国公司法的可实施性刍论

我国2006年公司法增强了“可实施性”,部分解决了司法实践中长期困扰法律工作者的公司纠纷案件缺乏诉讼依据的问题。基于公司纠纷诉讼案件的特殊性,引发出调整和补正相关民事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同时仍然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步完善公司法的规定,进一步增强其可实施性,以最终完全激活公司法。     

英美法对我国30年来法制改革的影响

英美法与大陆法的划分,仍是一项有益的认识工具。改革开放以来,英美法对我国法制改革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诉讼程序上增强当事人主义色彩,司法组织上确立普通法院的行政审判权,推动司法判决发挥更大的作用,建立英美法特色的具体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职业者培养方式改革等方面。考察和反思英美法的这些影响,能给我们若干启示。     

程序正义的中国语境

程序正义在中国的语境中已被曲解,这种曲解不仅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程序工具主义、纠问式诉讼模式、法治基础薄弱有很大关系,与现实的程序价值理念及立法与司法的严重脱节密切相连。中国语境下的“程序正义”既是我国在迈向法治社会进程中传统文化与制度的缺陷的现实表现,又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一种必然产物。中国要走向程序法治,不仅需要相应的人文环境和相关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还需要在程序法治的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检验并修正自己。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语境下的法官素质

“二五改革”期间，中央从我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因地制宜地提出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将带动我国司法理念、伦理、体制等方面的革新，那么，法官作为重要的司法主体，其应具备哪些素质以适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呢？     

诉讼改革中司法公正与效率相关问题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是司法制度和改革所要实现的方向和价值目标。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一个科学反映现代法治理念、尊重人权、符合司法秉性的法律制度与运作体制已经建成,在客观上,已与世界发达国家司法文明相差不大,并在有些方面已经接近或超过[1]。但是,司法的运作现实却令人担忧,不尽人意,立法的应然性与司法的实然性之间存在着很大…     

论司法政策及其法治使命

司法政策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司法政策的探究，既要遵照政策和司法政策的一般理念，也要根据国家实在法有关政策的具体规定，还要沿循既有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实践。司法政策可两分为“法定司法政策”和“依法定司法政策”,两类司法政策的制定主体、内容、效力虽皆不同，但都不影响司法政策对当下目的的关注和追求。我国的政策及司法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作为法律要素而存在，相对法律，其具有明显独立性。就司法政策而言，其制定主体多元、法律根据欠缺，因此，在法律上完善司法政策，是保障其在法律原则、规则前提下，实现“具体法治”“效率法治”“实质法治”使命的必由之路。     

从法院判决的稳定性解读法律运行的不确定性

对同一案件事实,相同的诉讼证据,不同的法官为何会有不同的认定?同类的案件,相近的事实,为什么不同的法院会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这种法律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使立法者的立法初衷在法律实践中发生了各种形式的变异,就是法律运行的不确定性。本文将在现行司法体制的框架下,剖析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探讨降低法律运行不确定性的对策。以期降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司法行为的不当影响,提高司法能力,构筑法治状态下的和谐社会。     

法国刑事诉讼法改革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赴欧洲考察报告之一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再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十届全国人大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了五年立法规划。修改法律既要反映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也要汲取其他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项目考察团今年6月专门赴欧洲进行了深入考察。本刊将分3期刊发这次考察的报告,以飨读者。     

我国家事非讼程序的立法设计——诉讼与非讼二元并立格局

家事案件从程序的角度可分为家事诉讼案件和家事非讼案件两大类型,域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在其单独的家事程序法中,大都依据案件类型实现了家事纠纷解决程序的“诉讼与非讼二元并立格局”。我国没有单独的家事程序法,也没有诉讼与非讼程序分别立法的历史传统,因此,法院在适用“大一统”的《民事诉讼法》处理家事案件过程中,形成了诉讼与非讼案件全面“争讼化”的一元格局状态。随着我国家事审判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对家事实体法律规范的完善,要制定单独的“家事程序法”,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家事诉讼程序与家事非讼程序相互独立的地位,并基于案件类型与程序相称论、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二元分离以及交错适用等理论,从立法上确立“诉讼与非讼二元并立格局”。进而从家事非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审理原则、基本制度及统合处理等几方面,在诉讼法理和非讼法理交错适用的基础上,科学设置与家事诉讼程序相互独立的家事非讼程序,以充分发挥家事非讼程序的特殊司法功能,最终妥善及统合地处理复杂的家事案件。     

司法改革中的四大悖论

江涌在《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前一阶段的司法改革形成了一些悖论，主要是：1．合法性悖论。司法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法治，但是司法改革的许多措施恰恰是违法的，有些司法机关的改革已经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如郑州市中原区法院的“先例判决制度”，黑龙江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首次实行“辩诉交易制度”，北京海淀区法院试行的“被告认罪普通程度”，辽宁抚顺市的“零口供规则”等。这些改革客观上妨碍了法治的生成，是对法治秩序的极大破坏。2、权威性悖论。司法改革的理想是法治秩序的生成，而法治国家的理念基础是“法律至上”，但在改革的实践中，     

法官的天职与良知——重读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论法律》有感

话题的引伸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日益增强,对法院和法官、检察院和检察官、律师在司法实践中所起到推进司法改革进程的作用也寄予极高的期望,尤其是对于法院、法官。近年来,社会上出现要求法院受理“人权案”、“平等案”、“言论自由案”等等宪政类案件的诉求日益增多,不少学者也就个别宪政案件（如教育权案件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希望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基本理念,早日建立我国宪政诉讼制度。民众寄厚望于法院和法官,一方面体现出了法院和法官在社会角度中所扮演的司法